難以關懷 春 青 圖

　　不久前，上海市民秦嶺給市委書記俞正聲寫了一封公開信，道出一位癌症患者家屬的艱難心路，希望能為癌症晚期病人提供一個有尊嚴、穩定而安全的就醫環境，至少保證他們能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不再無處可去。此事一度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在今年主題為 “老齡化與健康”的世界衛生日，因社會人口老齡化引發的老年人臨終階段生活照料問題，再次引起社會熱議。中國生命關懷協會、生命關懷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施永興表示，在老齡化的背景下，老年人終末期疾病、老年癌症發病率和高齡老衰臨終者的數量已經越來越多，所佔比率越來越大，但老年人面臨的臨終關懷問題，還遠未得到徹底解決。

　　怎樣扭轉病人家屬救治大於關懷的觀念問題，臨終病人末期放棄治療後該如何對他們進行立法保護，這些問題已一個個擺在了步入老齡化的城市面前——

　　現場：

　　“在這裡我還沒有住夠吶”

　　上海閘北區是該市開展臨終關懷工作較早的區。在閘北區的臨汾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病人家屬張女士説：“我的父親曾在多家醫院之間輾轉奔波，因為一次次被告知住院期限已到，不得不被迫離開。絕望之餘，了解到這裡有臨終關懷的‘安寧'床位，就住了進來。在這裡父親能夠沒有痛苦、有尊嚴地走完生命最後一段時間，我們家屬也感受到一些安慰。”張女士的父親因大面積腦梗造成神志不清，全身癱瘓，只能臥床。而在臨汾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安寧病區，像張女士父親這種類型的病人有很多，他們往往都是高齡老衰病人或是癌症晚期患者，生命週期一般不會超過三個月。然而，即使這樣的床位週轉率不算慢，但醫院的安寧床位仍舊供不應求。許多患者家屬慕名而來，希望能在這裡讓親人體面地走完生命旅程。

　　一位住院的徐老伯已是肺癌晚期，他看到醫護人員來查房，還和醫護人員開著玩笑： “不知道老天爺什麼時候來收我，在這裡我還沒有住夠吶。”

　　小張是從全科病房調來安寧病房的護士，在這裡工作已經一年有餘了，她説：她自己的外公也是在安寧病房中度過人生最後時光的， “住進這裡的病人生存期往往只有幾個月，然而面對生生死死，我真的沒覺得壓抑和緊張，因為這裡的病人走得都很安詳。”小張説：“我把這裡的病人當成自家人一樣，除了知道他們所患的疾病，我還認識他們的女兒、兒子甚至弟弟妹妹呢。”

　　問題：

　　家屬希望救治大過關懷

　　在臨終關懷的安寧病房裏，患者、家屬、醫護人員之間流轉著的溫情，有時甚至讓人忘了這是一個專門收治生命即將終結的重病患者的地方。但是採訪中發現，雖然這裡的床位幾近飽和，還是有許多患者在排隊等著入住，不過對於臨終關懷，市民的接受度仍然不高。

　　據上海市芷江西路社區衛生中心主任顧競春介紹，一旦病人納入臨終關懷體系，病人在院期間將會以安詳寧靜地走完人生為目標，藥物也以鎮靜、止痛為主。而對於明確放棄積極治療這一點，很多病人家屬難以接受。

　　在衛生中心門前隨機詢問了多位市民，大部分人表示如果親人患上癌症，那怕在癌症晚期，也希望醫療機構能夠積極救治。他們認為，安寧床位聽上去就是讓病人 “等死”的“送終床位”。

　　“面對處於癌症晚期的病人，家屬往往忌憚談論死亡，常常一再央求醫生想方設法延續病人的生命，而全然不顧病人的生存質量，這和中華民族百善孝為先的傳統觀唸有關。其實，臨終關懷不僅有利於解決患者在臨終階段的生活照料問題，而且能大大緩解患者生理與精神上的痛苦。”顧競春説。

　　矛盾：

　　供需突出缺乏政策支持

　　雖然，許多人對臨終關懷這一新興醫療服務概念仍有誤解，但是臨終關懷服務的需求卻客觀存在。

　　為滿足癌症晚期患者治療、生活的關心和需求，上海市各級衛生部門和一些區縣都在積極探索和嘗試臨終關懷服務。以臨汾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為例，他們開設臨終關懷病房已有17年，去年一年，他們共收治癌症晚期患者147人。

　　然而，據中國生命關懷協會生命關懷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原臨汾社區衛生中心主任、也是上海市臨終關懷創始人之一的施永興介紹， 2011年上海市衛生系統統計數據顯示，在上海每100個人中就有一個癌症病人，每天因癌症死亡的人數為100人，全年死於惡性腫瘤的患者有3.6萬人。這一數字相對於上海市目前僅60張臨終關懷安寧床位的數量來説，顯然缺口巨大。

　　臨終關懷服務是一項公益事業，需要政府給予政策支持，加大投入保障。為此，閘北區從2006年以來陸續出臺了一些支持性政策，比如給予每張安寧病床開辦經費1萬元，每收一名病人給予醫療機構2000元補貼等。

　　施永興則指出，雖然安寧床位的病人無需大量的檢查、用藥，日常的醫療費用主要由鎮痛藥物和護工費用組成，但收治一名安寧病床的病人對於醫院來説仍是一筆很大的開銷。醫院要維持日常運營，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財政上給予更多的支持。“目前上海對於開展臨終關懷工作還沒有相關的政策支撐，希望有關部門能儘快制定。”

　　法律：

　　救還是不救沒有“規矩”可循

　　施永興更關心的是如何用法律的形式來保護 “臨終關懷”這一體現人類文明進步的新興服務模式。

　　“對於癌症晚期病人，醫院僅採取止痛、鎮靜的醫療措施，放棄積極的治療。對於這一行為，法律應明確醫院、醫護人員不必擔責。”施永興表示，我國對此尚未有明確的法律規定。 “同時，病人家屬對病人也有諸多的權利和義務，如繼承權、贍養義務等。因此，病人家屬如果決定放棄對病人的治療，這一決定會對病人家屬的法律權利和義務産生巨大的影響。所以，在做出放棄治療決定時，如何保障病人及病人家屬的權益，這一點也需法律儘早予以明確。”

　　他表示，放棄治療或者堅持治療，首先應以病人的意願為重。只有在病人無法做出意思表示時，如永久性昏迷、植物人、腦死亡等情況下，病人家屬才有權做出放棄治療的決定。

　　上海閘北區臨汾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羅維也表示，醫院自開展臨終關懷“安寧”床位以來，雖然沒有因此和患者或家屬産生過醫療糾紛，但是僅憑入院時簽署的一份入院協議，保障力度仍顯不足。 “我們在病人入院前會將安寧病床的定位、不積極治療的模式對家屬和病人闡明。在把必要的信息提前告知家屬的情況下，矛盾一般就不會産生。但是隨著臨終關懷業務在城市大面積鋪開後，這一問題將無法規避。”

　　建議：

　　健全法律保障引入社會力量

　　施永興表示，我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了醫療保障必然以公益性和福利性為主。保障臨終患者基本醫療需求是國家的責任，也是醫療保障服務公平性的體現。

　　因此，他建議提高臨終患者基本醫療保險的保障水平，解決臨終關懷醫療保障問題，並且建立專門的臨終關懷專項資金，還可以積極探索發展各種類型的老年補充醫療保險。施永興同時指出，在《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和衛生部的 《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的現有框架下，儘快制定完善與老年人及臨終患者權益相關的條例和法規，儘早建立和健全適應我國臨終關懷服務的制度和政策體系。

　　著名社會學家、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鄧偉志表示，作為一項體現社會文明進程、人文關懷的臨終關懷事業，其後續的持續發展問題應著手考慮了。目前，僅僅依靠每個區一至兩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十幾張床位，遠遠不能解決現今上海所有的 “臨終關懷”服務問題。他表示，可以考慮多渠道、多方面地引入社會力量，扶持興辦此類公益性床位，部分緩解供需矛盾。

　　小資料

　　為減輕和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歐美國家早在20年前就可以由醫師開 “不急救遺囑”。

　　我國台灣地區也于2000年頒布、 2002年修正了針對末期病人的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這裡的末期病人是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愈，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無生命徵象的病人。

　　相關法律規定，對末期病人不做心肺復蘇急救合法。即使在患者或家屬的自主意願表達下，醫師經過專業判斷認為既救不活患者生命，又增加他的痛苦後，可以不做急救。(通訊員 呂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