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選擇在北京發貨是因為北京畢竟是首都,可信度比較高,在北京發出去的貨買藥的患者容易相信,可以説北京兩個字就是個品牌。”

　　假藥販子:我們打的就是北京牌

　　在曾令芳之後,曾文芳出現了。曾文芳整合了制假藥的資源,設立了天順天利商貿有限公司,一下子就讓北京制假藥行業提升了一個層次,制假藥的流程分工更細,效率更高,業務更廣,組織更嚴密。

　　2009年10月至2010年11月間,犯罪嫌疑人曾文芳夥同彭擁軍等人,為生産、銷售假藥而合資成立北京天順天利商貿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石景山區等處雇用他人非法生産各類假藥,並通過多家快遞公司向患者郵寄發貨。該制售假藥案共涉12起案件,犯罪嫌疑人共計57人,涉案金額達3900余萬元,罪名分別涉及生産、銷售假藥罪、生産、銷售偽劣産品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案件卷宗190余冊。這起假藥案是北京市檢察院掛牌督辦的“打擊侵犯知識産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第一案。

　　2010年7月16日,北京市石景山區一事主在本區購買某品牌降糖膠囊,經北京市藥監局鑒定後認定為假藥,警方經初步偵查認定這是一起生産、銷售假藥案。此案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和藥監局高度重視,迅速抽掉精幹力量共同組成“716”聯合專案組,全力開展偵查工作。

　　在“716”特大制售假藥案中,湖北省天門市是重災區。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57名犯罪嫌疑人中,有47人來自天門,他們大多是親戚、同鄉互相引薦投入到這一行裏來的。

　　每個行業都有領頭羊,假藥行業也不例外。曾文芳就是他們這群在京城從事“特殊工作”老鄉的頭頭。他通過天順天利公司將各窩點串聯起來,把各窩點生産的假藥統一收集,再通過快遞公司送貨並代收貨款。各窩點在天順天利公司都不會出現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編制的特定代碼,窩點之間也互相不認識,稱得上是一個嚴密高效的組織。

　　開夫妻店邊學邊賣

　　楊德倣是這個龐大制假販假組織中的一顆“小棋子”,但他的經歷卻是該案中大多數制假藥散戶們的一個典型。

　　2009年6月,在同鄉指引下,楊德倣帶著妻子來到北京“創業”。其實他們所謂的“創業”,就是賣假藥,這在楊德倣家鄉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情。“我們那邊的人都知道”,楊德倣説。

　　剛開始楊德倣是跟著師父學,慢慢地他掌握了一些行業的竅門。在出師後,他就開起了夫妻店。楊德倣負責進假藥,網上宣傳,與客戶談判,找快遞公司,他的妻子幫忙包裝。

　　楊德倣賣的是“消銀潔膚丸”、“美華癬康寧”之類和皮膚病相關的假藥。他從別人手中進來的藥都是半成品,上家在給假藥的同時,還會給説明書、標簽之類的配套産品,而這之後需要楊德倣自己去貼標簽,還要自己給包裝封口。

　　為進行隱蔽生産,楊德倣把小作坊放在了居民區裏。夫妻倆在北京石景山區七星園租了房,就在出租房內對半成品藥進行後期加工。

　　做好了假藥,下一步就是賣。要賣就得廣而告之,楊德倣於是找到了一家廣告公司給他在網上做廣告。楊德倣在廣告上留的醫院名稱是航空航天醫院。其實這是他隨便想出來的名字,只是覺得名頭夠響亮,而他自己並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家醫院。

　　為了顯得真實,楊德倣在互聯網上同時留下了四個北京市話號碼,其實四個都是小靈通號碼。楊德倣通過設置,把四個小靈通號碼都呼叫轉移到了他的手機上。只要有電話打來,楊德倣就冒充是航空航天醫院皮膚科的大夫,像模像樣地給患者分析病情,解答醫療問題。“你這個病在醫學上很常見,目前醫療手段可以做到讓你痊癒。吃我們醫院特製的xx藥,每12瓶為一個療程,建議你最少服用三個療程。”可笑的是他之前從沒行過醫,也沒有任何有關皮膚病的醫療知識,他用來騙患者的話都是從皮膚病專業網站上查到的,現學現賣。

　　如果有人上當購買,需要楊德倣發貨,他就通過QQ把患者信息發給天順天利公司,公司就會派人來把包裹收走。在這一過程中,天順天利公司要收到貨款的10%到15%,算作組織辛苦費。

　　至於為什麼一定要通過天順天利公司發貨,楊德倣説出了其中的原因:“幹我們這行的都是老鄉,大家幹的哪個別的老鄉也都知道。剛開始我是自己幹,後來天順天利公司就找上門了,希望我的貨統一通過天順天利公司發走。他們做得大,又是老鄉,我也就同意了。”

　　在楊德倣的記憶裏,賣假藥發出去的貨發到了全國各地,幾乎各個省份都有,但唯獨沒有發到北京的。因為他們擔心如果北京人買到了假藥,會很容易找上門來,所以就把北京的用戶都屏蔽掉了。

　　從業兩年,楊德倣具體向多少人賣假藥,賣了多少次他自己也記不清了。從一開始他就知道賣的是假藥,因為他賣的藥既沒有批號,也沒有正規生産廠家。但為了掙錢,他還是説服了自己,“治不了病,但也肯定吃不壞人”。

　　家庭作坊家族經營

　　楊德倣代表了一大批天順天利公司勢力範圍內的散戶,而這個像港片中幫會一樣的組織又是如何統一假藥“天下”,並達到上千萬的銷售額的呢?

　　這還要從最初的家族作坊説起。

　　彭擁軍算是天門人最早在北京“創業”的,具體做了多少年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也許是覺得太辛苦,自2009年9月起,彭擁軍開始漸漸淡出了這個圈子,只保留了天順天利公司的部分股份。

　　在彭擁軍之後一度做大的是曾令芳。2008年5月,曾令芳到北京找工作,遇到了制假藥的老鄉彭擁軍,就給他打工。

　　2009年9月,彭擁軍不想再幹的時候,就把手上的東西,包括廠房、設備等,都轉給了曾令芳。曾令芳為了擴大生産,花了近萬元從全國各地購買了粉碎機、壓板機、拋光機、噴碼打印機等設備。

　　規模擴大了,下一步就是招人,曾令芳首先想到了親戚。妻子陽引貴、大姐曾騰英、弟弟曾記芳、女婿余榮龍陸續被他召喚來幫忙。每個月曾令芳會給其他幾個人發工資,每人發1500元錢左右。

　　曾令芳通過給彭擁軍打工,摸到了不少門道。制假藥所需要的各種材料,曾令芳都能找到渠道進貨。在曾令芳的聯絡人中,製造假藥用的西藥片、中藥粉都來自一個姓郭的河北人。雙方聯絡只通過電話,姓郭的叫什麼,曾令芳也不知道,於是他在手機裏就存了個“郭送粉”的名字。同樣的,膠囊皮由一個姓趙的浙江人發貨,電話裏就存了個“趙進殼”,膠囊皮的價格是11萬粒420元錢。製造假藥用的瓶子是從“徐進瓶”處進貨,每個0.19元B0.6元不等,曾令芳每次要進15000個左右。

　　從2009年起開始單幹,曾令芳就覺得直接找患者購買量小還麻煩,於是就只向熟人批量銷售,按照對方要求的品種和數量生産,生産完了以後就把藥拿到約好的地點,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全都是現金交易。

　　曾令芳一夥主要製造治療高血糖、高血壓、皮膚病的假藥。把原材料買回來之後,先由曾令芳按照下家提供的配方配藥,如治糖尿病的藥配的是格列苯100瓶、苯乙雙胍100瓶、鹽酸二甲雙胍片20瓶、中藥粉5到8斤,能做出40至60個療程的藥,也就是330瓶到500瓶左右。

　　配完藥以後是機器磨粉,然後攪拌,攪勻了以後灌裝膠囊。灌裝後要給膠囊拋光,曾令芳本來是有一台拋光機的,但是並不好用,於是他就和曾記芳一起把膠囊放在毛毯裏抖,抖完了以後膠囊也能變得光滑。在這樣拋光後,他們再裝瓶封口。

　　這一時期的組織還處於家庭作坊家族經營階段,規模、金額均無法趕上之後的公司化管理階段。在曾令芳之後,曾文芳出現了。曾文芳整合了制假藥的資源,設立了天順天利商貿有限公司,一下子就讓北京制假藥行業提升了一個層次,制假藥的流程分工更細,效率更高,業務更廣,組織更嚴密。

　　營銷發貨有專門公司

　　曾文芳于2009年3月來到北京,當時彭擁軍正在北京豐台區制假藥,曾文芳來了之後只是給他開車,做一些進貨、給客戶送假藥等跑腿的活兒。

　　到2009年8月,彭擁軍逐漸淡出這行的時候,曾文芳和侄子彭俊華一起商量覺得做快遞業務更能掙錢,於是就籌劃開一個物流公司。但是他們手頭上沒有客戶也沒什麼資金,於是他們想到了彭擁軍等一直在北京賣假藥的老鄉、親戚。

　　一番交流之後,彭擁軍他們也覺得可以做,於是天順天利公司就這樣成立了。2009年9月公司註冊,股東有曾文芳、彭俊華、豐俊鵬、彭佳(彭擁軍之子)、曾令芳、廖超然、狄雪蓮(曾文芳之妻)。

　　公司成立起來之後,曾文芳就風風火火地把業務做了起來。第一步,他聯絡了所有認識的在北京的制假藥的同行,讓他們由天順天利公司統一代為管理髮貨。公司給各散戶的許諾是:讓他們的銷售看上去更可信,銷量也會加倍。經過一段時間,大部分天門的老鄉都被鼓動加入了天順天利這個聯盟。曾文芳終於實現了統一假藥“天下”的夢想。

　　公司剛開始運轉的時候,在行裏名氣還不大,每天也就幾件貨。但是到2010年案發的時候,每天就有幾百件貨從公司流出。甚至許多北京周邊的散戶都找到他們,先把貨給他們,再由他們從北京發出。曾文芳供述時道出了其中的原因:“都選擇在北京發貨是因為北京畢竟是首都,可信度比較高,在北京發出去的貨買藥的患者容易相信,可以説北京兩個字就是個品牌。”自2009年10月至2011年11月,短短兩年,天順天利公司委託快遞公司銷售貨物所得貨款就超過人民幣3900余萬元。

　　在整合了制假散戶資源後,天順天利公司和郵局以及一些速遞公司簽訂了代收貨款業務。當賣假藥的散戶成功釣到患者後,會和天順天利公司聯絡,然後公司的兩位司機就會開車上門取貨。散戶同時把患者的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和代收貨款的金額通過QQ傳給天順天利公司的彭俊華,彭俊華把信息打印出來後粘貼在貨箱上,再由速遞公司上門取貨。患者收到藥品付款後,速遞公司會把錢打進天順天利公司的賬號,公司再把錢打給廣大散戶們。

　　在這個流程中,天順天利公司會收取散戶貨款的5%B15%作為返點,以此作為公司主要利潤。

　　天順天利公司的管理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保密,他們給每個制假藥的散戶都制定了一個固定的編號,根據編號進行日常的進貨、匯款等業務,真實姓名都不出現。散戶之間很少接觸,溝通只靠電話。

　　每個散戶所生産的假藥在天順天利公司也都有一個獨有的代碼。例如北京良鄉有一個姓魯的散戶,所賣的假藥代碼256、258、268、266(這四個代碼賬目內金額共計769萬元)。

　　2010年10月,曾文芳和豐俊鵬又另外註冊了一個頌康福科技有限公司,目的就是把天順天利公司停掉,把裏面的所有業務轉過來,因為曾文芳認為,“我們這種公司不能長期使用一個名字,容易出事,換個名字再幹,其實業務是一樣”。

　　經北京市藥品監督管理局認定,“716”案件中涉及到的近千種藥品均按假藥論處,對人身健康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犯罪嫌疑人大多為初中或小學文化,沒有任何醫療工作經驗,在配藥時,犯罪嫌疑人將各種藥物粉末隨意搭配,危害性較大。

　　然而,由於流毒時間長,加之犯罪嫌疑人進行了較大力度的廣告攻勢,如在《黑龍江日報》、《河南日報》、《益壽文摘》、《遼寧老年報》等省級主流、專業報刊投入大筆廣告費發佈廣告等,許多患者沒能及時察覺,甚至在案發後,還不斷有患者打來電話詢問藥品信息,還有一些老客戶表示“療效很好,希望能繼續購買”。

　　日前,石景山區法院已對本案中20多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決。楊德倣夫婦、彭擁軍、曾令芳夫婦、曾文芳夫婦等人已于2011年12月2日被石景山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石景山區法院將於近日開庭審理。對於石景山區檢察院已提起公訴的另外30多名被告人,法院將擇日開庭審理。

　　對於這次案件為何能達到如此規模,大批量假藥如何能平安生産這麼多年而沒有被查處,辦案檢察官認為:原因主要在於,目前對藥品的行政執法多停留在對藥品經營、流通證照的審批層面,對假藥違法行為的監管難以顧及。具體來説,一是職能部門對藥品原材料及醫藥器械在市場上的流通監管不力,使得被告人能輕易獲得制藥材料及封口機等制藥器械,為被告人製造假藥提供了便利;二是網絡監管不力,任由假藥廣告在網上氾濫,為假藥流通提供了便利。三是快遞等物流企業對所承運物品審查不嚴也讓銷售假藥者鑽了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