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記錄

　　本報記者 徐偉

　　本報實習生 李春光

　　北京首都機場附近一處農家租賃院內,重慶檢察幹警梅興吉和楊愛蓮打開了房門。透過陽光下的灰塵,十多個鐵皮櫃擺放在那裏,滿滿一屋都是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的賬本。

　　為了查找這些賬本,“三九”案件專案組先後調查了100多個搬家公司的經營情況,對搬運時間和搬運司機一一進行核對,查找過10多個可疑地點。

　　這是2009年春節前兩天,作為關鍵性證據的三九實業賬目終於找到,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原負責人王觀超等人涉腐的黑幕也就此大白于天下。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今天專門召開新聞發佈會,披露了“三九”案件偵破的臺前幕後。據介紹,王觀超等人系列貪污案,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次向重慶檢察機關交辦的特大國有企業貪污案,也是重慶檢察機關首次成建制派遣專案組到異地偵辦的要案。該案查辦金額巨大,追贓5000余萬元,為國家挽回損失7000余萬元。目前,一人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一人被判處無期徒刑。

　　鑽研法律財會知識

　　成立多個公司“用公款在裏面玩”

　　王觀超出身貧寒,天資聰明又勤奮刻苦,在三九集團內算是一個能力突出的員工。1999年,三九實業成立,係三九企業集團下屬的全資國有公司,註冊資金5000萬元,主要經營汽車進口及銷售。在該公司成立之初,王觀超便擔任公司副總經理,負責公司日常事務。

　　2003年,王觀超成為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2006年,王觀超以北京恒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名義收購了三九實業。

　　其實,對於如何侵吞國有資産,王觀超早有預謀。“他將如何侵吞國有資産當作一門事業用心來做。”專案組成員感慨。在查抄的一個筆記本中,他在2001年就寫道:“多成立幾家公司,用公款在裏面玩,賺了歸自己,虧損由國家承擔,大家都是這麼做的。”

　　除了擔任三九實業的法定代表人,王觀超還控制北京佳恒偉業商貿有限公司、北京豐達百通商貿有限公司、北京陽光麗達商貿有限公司等7家企業。

　　以上公司的“用途”各不相同。北京佳恒偉業、北京陽光麗達、天津三九國際貿易等公司專門用於承接三九實業的資金及盈利業務；世爵汽車專賣店是王觀超用三九實業的資金及品牌所成立,係王觀超為自己離開三九實業所安排的一條“後路”；北京恒源投資公司係王觀超用於收購三九實業的載體；北京豐達百通公司則專門被王觀超用於隱匿公款及控股其他公司。

　　辦案檢察官披露,王觀超將三九實業大量的資金及業務注入了以上的公司中,盈利歸個人,虧損歸國家,造成國有資産的大量流失。在三九實業內部管理中,他撤換掉不是“自己人”的會計,有意安排使得內部職能部門“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造成管理上的混亂,方便自己渾水摸魚。

　　對於有關部門的檢查,王觀超也早有防備。平時他熱衷請客吃飯,編織個人關係網,每年耗費在吃飯上的錢數目驚人。此外,他還結識了一批實權人物,聘請了一批退休司法人員作為公司的法律顧問。

　　和一些企業老總到大學挂名鍍金不同,王觀超刻苦鑽研法律知識,親自到北大一個法律研修班學習,做了大量筆記。即便在日常管理中,他也會主動找財會人員聊天、請教財會知識。

　　2008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與國務院國資委紀委組成聯合調查組,對王觀超等人涉嫌侵吞鉅額國有資産的問題展開調查,並指定由重慶市人民檢察院辦理。

　　接到任務後,重慶市人民檢察院以一分院職偵局為主,吸收江北區、沙坪壩區、南岸區檢察院職偵業務骨幹成立了“三九”案件專案組。重慶檢察院一分院副檢察長梁木生、職偵局局長陳衛民分別擔任組長和副組長,職偵局副局長宋雲峰作為一線負責人。5月31日,“三九”專案組人員進駐北京。

　　“燙手山芋”拿在手

　　專案組用“笨辦法”砸出突破口

　　雖然專案組早有心理準備,但在偵辦工作初步開展後,才發現此案是一顆真正的“燙手山芋”。由於是第一次駐北京辦案,有人笑稱專案組是“重慶農民進城”。

　　此前,三九集團紀委已經對三九實業做了一次調查,但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相反,在將公司賣掉後,王觀超等人均已藏匿,賬目失蹤,大量證據被銷毀。

　　面對幾乎無從下手的開局,“三九”專案組陷入了“絕境”。

　　公司沒有現成賬目,專案組只好從外圍情況著手,從三九實業的往來交易查起。但光公司名稱叫“三九”的就有幾十家,資金往來筆數更是數以萬計,看一遍就讓人暈頭轉向。

　　對此,“三九”專案組徹查了所有涉案公司的工商檔案、驗資情況、銀行賬戶,獲取了上萬頁的各種書證。特別是圍繞王觀超收購三九實業前後的資金動向,專案組下大力氣偵查。

　　由於長期在北京摸排線索,專案組成員徐維彬常常獨自駕車穿梭于大街小巷,從一個“路癡”變成了“活地圖”,他曾自豪地説,在北京,沒有他找不到的地方。

　　重慶檢察院一分院反貪偵查處副處長的肖波和司法會計楊愛蓮為查實往來賬目,南下北上奔波取證,足跡跑遍了大半個中國,飛行距離達到10萬公里,同事們給他們取了“空中飛人”的綽號。

　　最終,專案組撒攔河網的“笨辦法”收到了成效,在繁蕪複雜的資金往來中,專案組找到一筆1224萬元的可疑賬目,並以此為突破口,迅速展開調查,發現了王觀超挪用三九實業公款收購三九實業的事實。隨後,專案組對此立案。

　　公司電腦留有舉報信

　　財務總監夥同業務經理“黑吃黑”

　　據透露,在藏匿點上,王觀超並沒有住在購買的房屋裏,而是在房子對面另租了一間,專門觀察“不利情形”。

　　即便歸案後,王觀超也“無比機智”,堅持不談案情,並向辦案人員説,“我不可能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此外,他還對辦案人員講,“你官太小了,重慶審不了我,換人”。

　　面對王觀超“零口供”情形,“三九”專案組再次開展了大量的外圍取證工作,並對涉案的其他核心成員予以抓捕。

　　對王觀超等人的筆記本電腦,專案組聘請了專家對電腦記錄內容進行了全面的恢復,發現了大量與王觀超貪污犯罪有關的證據,包括部分公司的賬目、銷售臺賬,還有一封關於王觀超侵吞國有資産的舉報信。

　　根據這封舉報信,專案組發現了以舉報王觀超貪污為要挾,席捲公款潛逃的三九實業副總經理張翼鵬和三九實業財務總監王赟章。這兩人認定自己掌握了王觀超侵吞國有資産的證據,王觀超就不敢告發他們,於是下手“撈”錢1200萬元。

　　2008年10月,犯罪嫌疑人王赟章等人相繼落網。王赟章到案後,不僅如實供述了檢察機關尚未掌握的其貪污公款1000余萬元的事實,還供述了王觀超涉嫌貪污公款2022萬元的事實。

　　事實證明,王觀超還想依靠賬目收取幾筆外債,所以始終沒有銷毀賬目,也沒出逃國外。在三九實業賬本這一關鍵性證據查獲後,為了確保賬冊安全,專案組成員採取“螞蟻搬家”的方法,每人每次帶一兩箱,將重達一噸的十幾箱賬本全部帶回了重慶。

　　在“三九”系列案件偵查工作總結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副局長馬海濱高度評價:“這個案件非常難得的是,幾乎所有的決策都沒有失誤。”

　　2009年11月9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原負責人王觀超犯貪污罪(貪污公款2629萬餘元)、挪用公款罪(挪用公款400萬元),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2011年7月15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維持原判。

　　2010年8月16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原財務主管王赟章犯貪污罪,判處無期徒刑。

　　此外,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助理兼天津三九董事張翼鵬涉嫌貪污公款918萬元案,重慶一中院于2011年7月25日己開庭審理,即將作出判決。

　　本報重慶12月22日電

　　沉思錄

　　在辦理“三九”案件過程中,重慶檢察院一分院針對國有企業改制和管理中存在的漏洞,總結出上級監督管理不到位、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形同虛設、私設關聯公司套取國有資産、審計評估流於形式等四大國有資産流失原因,並撰寫了《國有資産在重組過程中流失的成因與對策》。

　　對於國企高管的監管,對於如何防範國有資産的流失,有關部門一直是常抓不懈。但是,面對持續走高的流失金額以及屢屢出現的案例,我們是不是該靜下心來反思一下:除了人的因素外,相關的法律制度是否存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