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發前的樊甲生。

樊甲生(右)、其妻盤麗藝(左)在法庭受審。

　　樊甲生獄中懺悔:為官與為囚僅僅是一墻之隔/圖

　　“貪慾膨脹使我把持不住自己”

　　懺悔人:樊甲生

　　原任職務：原任郴州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

　　觸犯罪名：受賄罪、行賄罪、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

　　判決結果：2007年11月，樊甲生被湖南省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9年，現在長沙監獄麓峰監區服刑。

　　犯罪事實：樊甲生利用職務之便，與其妻子盤麗藝涉嫌共同收受賄賂70萬元人民幣，樊甲生個人涉嫌單獨收受賄賂117萬元人民幣、5萬美元、5萬元港幣。樊甲生為了達到自己職務升遷的目的，先後9次向郴州市委原書記李大倫行賄63萬元人民幣。此外，他還有400余萬元人民幣財産不能説明合法來源。

　　新聞背景：這是樊甲生近日在湖南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服刑人員現身説法警示教育大會上的懺悔。

　　第一次收下的禮金送給了“老闆”

　　我生於1954年，父親是井岡山時期的老紅軍。我發奮讀書，19歲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1987年元月組織上安排我到安仁縣任縣委副書記，後任縣長，1994年任安仁縣縣委書記。在縣裏工作十四年，我是比較注意廉潔自律的。

　　2001年我擔任郴州市政府助理巡視員。同年，中組部安排我到國家建設部挂職鍛鍊一年。從北京挂職鍛鍊回到郴州後，2003年任中共郴州市委常委，分管工業、交通工作。2005年任郴州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

　　我的蛻變是從我到市裏任職後開始的。2001年，我在北京挂職鍛鍊，縣裏的一名老部下到北京來看我，送給我2萬元。這是我從政後第一次收下的禮金。過春節時我將這筆錢帶回郴州，送給了我的“老闆”，這也是我第一次給我的直接領導送禮金。2003年5月我任郴州市委常委，分管工交，同年10月我的一個朋友送給我8萬元，此時，正逢我“老闆”過生日，我將這筆錢送給了他。

　　2004年，我的一個朋友投資辦一個鐵礦，請我給縣政府領導打個招呼，提供一個良好的辦礦環境。我專門安排時間與縣領導一起到辦礦現場給縣裏提出了要求。2005年春節期間朋友分兩次共送給我2萬美金，説你的小孩在國外讀書，需要外幣。當時我也確實需要換外幣，也就接受了。

　　在市裏任職這些年，逢年過節，親朋好友送來禮金，少則幾百元，多則幾千元，有的拒絕了，有的也接受了。

　　就這樣，我從不接受禮金，發展到接小禮金，從接小禮金髮展到接大禮金;從不給領導送禮金，發展到送禮金，從給領導送小禮金，發展到給領導送大禮金;從不插手建設項目和礦山審批事項，到打招呼，並接受大額好處費。

　　“有了朋友資助，跑官的底氣足了”

　　分析我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

　　主觀方面，我雖為一個領導幹部，但沒有真正從思想上解決一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廉潔從政的問題。在巨大的經濟利益誘惑面前，當了金錢的俘虜。

　　客觀方面是受到了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改革開放以後，一些不良風氣在社會上開始抬頭，如享受、攀比的風氣，以權謀私的風氣，跑官買官的風氣。我也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開始注重衣食住行的檔次，講究出行和接待的規格，而這些都需要有經濟實力來保障，“傍大款”因此成為解決問題的捷徑。自己在講究面子的同時，也越來越看重職位上的升遷。我在縣裏任縣長、縣委書記時間已經十年，不少同僚已經提拔，有些後起之秀甚至還在職務、級別上走到了我前面。論能力，論政績，我不比別人差，是什麼原因讓我原地不動，我很費解。有一次，一個同學與我開玩笑説：“你只知道幹工作不知道跑關係，現在當官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只跑不送，平級調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你該醒醒了。”我説:“我沒有這個習慣，再説也沒有錢啊。”同學説：“事在人為嘛。”我想，他説的也有一些道理。同樣是一級的領導幹部，他們能做，我為什麼不能做，他們這樣做上去了，我為什麼不跟著走。一個朋友知道我當時為人清廉，積蓄不多，主動答應給我想辦法，解決資金問題。有了朋友的資助，我往上走的底氣足了一點，每逢過年，我也試著往上走走，一次、二次……領導對我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就這樣，由於沒有克服社會環境的不良影響，沒有抵擋住各種慾望的誘惑，我最終走向了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