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農民工對法律諮詢和維權服務很是歡迎。 何俊 攝

　　◎佛山市總工會調查數據顯示，企圖通過群體性事件維權的人高達45.43%，認為“事情鬧大了就會解決”的 人有16.34%。因此同鄉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非公經濟較發達的廣東省，40%的非公企業未組建工會，職工入會率僅為60%。

　　◎在非公企業中，工會幹部維權不到位，甚至不敢維權，是工會維權職能難以發揮的瓶頸。專家建議，必 須從根本上改變企業工會主席的僱員身份，使工會主席的工作具有獨立性，將非公企業工會主席專業化。

　　工資糾紛需要工會援助

　　據了解，現在出來打工的80%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最近佛山市總工會與佛山大學政法學院聯合組織“佛山市外來新生代員工狀況研究”調查，結果表明：新生代員工維護自身權益的慾望強烈，對社會公平的需求日益提高。該研究還顯示，儘管他們維權意識增強，但他們可選擇的維權路徑卻十分有限。很多人不是選擇法律途徑，也不是依靠組織有序調解，而是直接找企業領導或老闆，甚至訴諸群體性事件。

　　佛山市總工會調查數據顯示，企圖通過群體性事件維權的人高達45.43%，認為“事情鬧大了就會解決”的人有16.34%。因此同鄉會具有很大吸引力。

　　“找老鄉會，問題即使解決不了，也能出口氣。”來自湖南的80後外來工胡志清告訴記者。“其實我們也不希望找同鄉來打打殺殺，但勞資糾紛也得有疏導的途徑。”前段時間他在一位“明白人”指點下，找到了一家法律諮詢NGO組織，成功拿到了加班工資。

　　在佛山南海，記者見到一些社會組織設立的法律諮詢機構，專門針對外來工進行法律諮詢和情緒疏導，在當地頗受歡迎。

　　南海大瀝四海法律諮詢服務部是一家香港機構辦的，在不到40平方米的辦公室裏，常常擠滿了人。他們是因工資或者工傷糾紛來尋求法律援助。

　　香港人江燕是這裡的資深社工，她説：“勞資糾紛在我們這裡得到處理是很困難的，我們只能提供情緒的疏導和法律諮詢。對於員工投訴(公司)，我們只能疏導其利用制度途徑來解決問題，告訴他找相關部門。”她告訴記者，很多外來工都把這裡當成了自己的家。有不少他們幫助過的外來工還會經常回來做志願者。

　　多年與工人打交道的江燕認為，外來工需要的服務，最大的一塊就是工資、工傷等勞資關係的爭議。尤其是近兩年勞資糾紛以翻倍的速度在增長。

　　“一些得不到賠償的工人找到一大群老鄉甚至黑社會鬧事的事情過去經常發生，如果找到我們，在提供法律諮詢的同時，也會在情緒的安撫、自信心的恢復方面給予幫助”。目前，他們已經服務工傷病員300多人次，也開啟了病友直接跟南海區總工會溝通的渠道。

　　江燕説，外來工們確實需要這方面的幫助，但是這方面的組織又太少。她認為，其實市、區總工會都可以幫助工人與勞動部門協商解決勞資糾紛，但問題是基層企業沒有工會，工人自己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渠道。

　　“我堅決不同意用‘打手’來維權。”在廣州白雲區一個工廠，不足10平方米的辦公室裏擠了十來個人，這些人都是江西某縣同鄉會的核心人員。

　　現任會長李新對同鄉會依靠“打手”來維權的方式很不滿，“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就不做這個會長了”，他拋下了狠話。在坐的其他人也緘默了，同鄉會秘書長朱智打破了沉寂，“在這裡我們是弱勢群體，如果不用一些非正常手段，維權簡直是天方夜譚。”

　　李新在一家律師事務所上班，老鄉們推舉他做同鄉會會長，但因為太忙，平時很少參與同鄉會的運作及維權，都是依靠朱智去打理。

　　然而，一個普通的維權事件徹底觸動了李新的底線。今年7月份老鄉陳女士急於回家，但工廠不讓辭職，並剋扣了她一個多月的工資和押金共計4000元。陳女士幾次找廠領導無果，陳女士找到了朱智。第二天，該同鄉會就開了兩輛麵包車到廠裏。剛開始談判，廠裏答應給2000元。之後，麵包車上下來十幾個人開始砸東西，其中還有兩個專門要賬的湖南“打手”。企業老闆見狀，趕快給錢。

　　為此，李新勃然大怒，並聲稱：再不停止這樣的行為，同鄉會可能會走上“邪道”。

　　通常工會常被稱為工人的“娘家”，以前工人受到不公，就會找工會“説理”，今天為什麼工人不找工會而找同鄉會幫忙呢？

　　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謝建社分析，經濟發達地區一般以非公企業為主，非公有制企業的勞動力市場化程度遠比公有制企業高得多，勞動關係也呈現多元、複雜的態勢。在珠三角地區，非公企業成立工會往往遭遇建會難、發展會員難、維權難。據了解，在非公經濟較發達的廣東省，40%的非公企業未組建工會，職工入會率僅為60%。

　　民營企業工會名存實亡

　　在非公企業佔80%以上的珠三角，工會成為盲區。“一些非公企業工會名存實亡，有的新建企業雖然組建了工會，但職工根本就不知道工會是做什麼的。”謝建社説。

　　“我們工會是上面要求建的，我這個工會主席也是裝裝樣子。”東莞一家電子廠的工會主席唐建華説，公司自去年8月掛牌以來，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組織架構，不要説維權，就連活動也沒組織過。像這樣的私營企業在珠三角不在少數。有的企業，工會批准組建了，但成立大會沒有開，工會既沒章程，牌子也沒挂，工會組織形同虛設，職工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工會會員。

　　“基層工會活動經費是最頭痛的問題，有時候向老闆要一瓶水的錢都很困難。”唐建華説。工會在企業中沒有任何權利，甚至工會委員怕替職工維權，擔心老闆炒自己的魷魚。有基層工會主席甚至形容工會是“一無所有，一無是處”的地方。

　　“非公企業的工會作用發揮不夠，表面上是工人的工會，實際上是企業主的工會。”在廣州大學廣州發展研究院與廣州市總工會聯合開展的“廣州市非公有制企業工會組建及其作用發揮”的調查研究報告中如是説。

　　謝建社告訴記者，在調查中，他了解到不少非公企業，工會組建不走程序，不按法規辦事，工會負責人也不用工人選舉，企業也不繳納工會費，工會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這是非公企業發展工會的軟肋。

　　《報告》指出，“各區、街道和社區工會部門為了完成上級壓下來的組建工會數字，想方設法、不厭其煩、磨破嘴皮，基層工會協理員打持久戰、耗時戰、攻堅戰，只要非公企業填寫加入工會的表格就行，這樣一家一家工會組建了，因此，人們稱之為‘表格工會’。”

　　“更為突出的是外來工對工會的認識不足，不相信工會的作用。”謝建社説，調查中發現60%的人甚至不知道有工會。

　　據了解，在非公企業中，大多數老闆不願意設立工會。“企業如果建立了工會，職工可能在工會領導下，與用人單位對著幹。”東莞一傢俬企老闆説，這可能會對企業的管理造成很大的麻煩。佛山一家燈具公司的工會主席王志勇也表示，雖然企業好不容易建起了工會，但真正要維權還是很難，因為工會主席也受雇于企業主。

　　另外，員工流動性強也給工會建設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私營企業職工的雙向選擇性強，職工自主擇業意識也較強，跳槽現象普遍。再加上非公企業激烈的市場競爭激烈，優勝劣汰非常明顯，常常出現企業倒閉的現象。

　　然而讓記者更為吃驚的是，當記者要求到廣東省總工會了解有關全省非公企業工會情況時，被告之：省總工會基層工會工作部部長職位長期空缺，沒有人了解情況，不能接受記者採訪。

　　改變工會主席企業僱員身份

　　“工會作為第三方力量，是一個最有效的維權組織。”謝建社認為，首先是工會具有合法性，其次就是工會代表工人的利益。而同鄉會不合法，也比較容易失去理性。如果工會能夠積極發揮作用，外來工自然就會加入。

　　但謝建社也表示，在非公企業組建工會和吸收新會員方面要有一些新的舉措，使企業希望建工會，職工要求加入工會，會員有實惠。同時，組建後的工會要及時開展工作，特別是要協助企業開展有益於生産經營的活動；職工成為會員，要讓他們感受到工會組織的溫暖和關懷。

　　“工會不僅要在數量上擴張，更要提升質量。”華南農業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明忠認為，也就是説，工會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不被資方所左右，工會才能真正成為“職工之家”。

　　在羅明忠看來，創新非公企業工會體系勢在必行。他認為，在勞動就業市場化、勞動關係契約化、就業形式多樣化的背景下，以單位為依託工會組建方式難以適應勞動力流動性大、管理不規範、勞動關係穩定性差的實際。所以必須改革傳統的依託企業組建工會的方式，推進街道/鎮、村為依託的社區工會的建立。有必要加大區域性基層工會組織建設，從而逐步使中小企業工會擺脫依附於企業的組織格局。

　　他建議，在組織形式上，根據不同類型勞動關係的性質，引導和支持職工依法建立不同類型的工會組織模式，即在原有以單個企業為依託的工會建制之外，創新建立符合企業和行業特點的其他類型的工會體制，組建行業、職業工會、基層工會聯合會等。

　　在非公企業中，工會幹部維權不到位，甚至不敢維權，是工會維權職能難以發揮的瓶頸。謝建社建議，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企業工會主席的僱員身份，使工會主席的工作具有獨立性，將非公企業工會主席專業化。這樣，既可以消除非公企業工會主席的後顧之憂，又可以調動其工作積極性，為促進工會在非公企業中充分發揮作用提供必備的條件。

　　他説，有的地方採取向非公企業派駐工會主席的做法，收到一定的效果。由於這些不端企業“飯碗”的職業化工會主席工作出色，使一些過去不接受和拒絕派駐工會幹部的企業經營者改變了認識，紛紛主動來到市總工會，要求為他們下派工會幹部。專職工會主席進入非公企業，目的之一，就是在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同時，努力維護和促進企業的發展。（記者 劉茜 實習生 吳城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