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川東環綜合批發市場商戶關門歇業。蘇克龍陳勇攝

　　調查動機

　　從7月30日開始,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經營戶中間就相互傳播有暗訪組要來銀川打假,且處罰極重的消息,銀川市3000多家商戶驟然關門歇業。隨後,銀川市相關部門稱,“打假處罰”一説純屬謠言。“打假”謠言從何而來?為何能引發如此大的震動?《法制日報》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聽聞某機構將派人來寧夏回族自治區打假的傳言,自8月初開始,寧夏銀川市東方商城、東環批發市場、興隆水暖市場等市場的數千家商戶相繼關門歇業。據初步統計,此次“打假風波”涉及3000多家商戶,每天損失交易額達3000多萬元。為此,銀川市緊急召開新聞發佈會辟謠,並責成公安、工商、質監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目前,在相關部門的澄清和動員下,絕大部分商戶已陸續開門營業。

　　3000多家商戶驟然關門

　　8月1日11時許,李先生從石嘴山市大武口區趕到銀川國際機電城購買配件,卻發現機電城內的商鋪大面積關門歇業。《法制日報》記者隨後也不斷接到群眾電話,反映銀川市麗景街、長城東路、清河街等經營水暖建材、機電五金市場的眾多商戶也“閉門謝客”。

　　當天16時許,記者在銀川市立達機電市場看到,市場內絕大多數商戶已經關門。從事水暖建材生意的徐先生告訴記者,7月30日上午,不少商鋪老闆開始瘋傳一個消息——“雙打”行動工作組近期已抵達銀川,這兩天將對市場進行全面檢查,如果查出質量問題,將面臨數十萬元的罰款。為了躲避檢查,商戶紛紛選擇關門離開。

　　當天,記者在銀川東方商城、溫州商城等地看到,很多經營機電、化粧品的攤位都未營業。

　　據徐先生介紹,他的商鋪每天銷售額在5000元以上,生意好時,銷售額達2萬多元。關門3天,他損失純利潤和房費等日常開銷共計1萬多元。儘管天天“虧本”,徐先生依然選擇“關門”,因為“總比重罰、封門強”。

　　《法制日報》記者進一步調查發現,關於數千商戶突然大面積歇業的原因,有多個版本。據銀川市機電市場管理者李經理介紹,這個市場的經營戶從甘肅省蘭州市得到信息,國家有關部門的一個市場檢查組曾在蘭州檢查,相關市場歇業一週。7月28日晚上,這個檢查組抵達銀川,7月29日已在銀川南門檢查,機電市場的一個商戶因為售假被處罰了80萬元……由此,銀川市諸多商戶産生恐慌情緒,機電市場95%的商家關門,引發周邊各類市場大面積店舖歇業。　

　　長城裝飾市場管理部哈副主任告訴記者,從7月29日上午開始,這個市場陸續有商戶關門,7月30日約有45%的商戶關門,隨即波及市場各個行業。而歇業原因,傳説是有關部門組成的檢查組調查銀川市場機電、化粧品、建材三類商品,如果發現質量問題,商家將受重罰。還有商戶反映,是“寧夏質量萬里行”在暗訪,檢查人員發現問題則重罰重扣,不交錢就曝光。　

　　“打假”謠言擊中誰的軟肋

　　據銀川市相關部門初步統計,此事涉及銀川市3000多家商戶,每天交易額損失達3000多萬元,並影響到銀川市及周邊地區建築工地施工。　

　　“質監打假”的消息是否真實?這一消息又源自何處?

　　對於“寧夏質量萬里行重罰重扣”的消息,中國質量萬里行寧夏工作站負責人趙建仁介紹,該工作站近期確實暗訪過銀川市電線、電纜及保溫材料市場,工作人員共暗訪188家商戶,發現未達標的電線、電纜佔到一半,其中在銀川萬達廣場,10000米的煙道竟然是三無産品。對此,中國質量萬里行寧夏工作站向有關部門反映,準備與工商、質監等部門一起打假,誰知道消息提前洩露,一些市場的商戶竟紛紛閉門歇業。他同時表示,即使打假,該工作站也不具備執法權與處罰權。　

　　近日,寧夏工商、質監等多個部門對此事調查核實後表示,目前並沒有接到任何關於“雙打”行動的通知。據自治區質監局政策法規與執法監督處處長陳彩勤介紹,此事發生後,他們立即與國家相關部門及自治區工商、建設等部門聯絡核實,得知相關部門都沒有組織相關檢查。同時,工商、質監等多個部門正積極向商戶解釋,消除謠言,並與公安、建設等部門聯合調查信息源。而銀川市工商部門也向溫州商城等經營戶發出緊急通知:所有檢查都應有工商部門的配合,商戶不要聽信傳言,可以合法銷售。

　　一則關於政府部門將在銀川市場開展“質監打假”活動的謠言,為何引發如此嚴重的恐慌?這聽起來有點像黑色幽默,讓人哭笑不得。有關部門表示,此事反映出銀川市場一些深層次問題,例如,建材等市場質量保證體系不完整,産品質量存在一些問題,部分商戶確實存在“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行為,無法“理直氣壯”地接受檢查,試圖以“閉門謝客”的方式逃避質量檢查。同時,也暴露出商戶法律素養亟待提高,商戶普遍缺乏對行政執法主體、執法人員、程序、行政處罰、執行等方面的法律常識。

　　有關部門認為,商戶們通過關門歇業這種斷腕式的手法來規避檢查,還暴露出運動式執法給公眾留下的“深刻印象”。事實早就證明,“聯合執法”、“集中整治”這些應急式的執法,縱然在每次具體執法中能撈到幾條大魚,但其效用也越來越低。違法者們早已習慣了“三月來、四月走”的模式。“集中整治”後,問題仍得不到根本解決,反而掩蓋了日常監管的缺位。本報記者申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