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動機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一個小山村,農作物成片、雞鴨成群,生活無憂。但在哈爾濱市的行政區劃上,找不到這塊地方；在這裡出生的新生兒沒有戶口；這裡的學生也無法參加高考；更別談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村外的人不願進來,村裏的人“走”不出去。這個村莊如何成為管理的真空地帶,成為“法外”之地?《法制日報》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居民都知道西泉眼,但鮮有人知道青龍山。西泉眼水庫是哈爾濱市兩個主要的飲用水源之一,而這座水庫則是用青龍山、龍泉山等山峰的脊背築成的。為了讓哈爾濱市有達標水,青龍山人整體搬遷。

　　故土難離。一批青龍山移民悄悄地返回家鄉,過起了“無政府”的日子:土地自己開,糧食自己種；孩子隨意生,人死就地埋。沒有村委會、沒有派出所,更沒有法律的約束,一切自主。青龍山上誕生了一個“法外”村落。時光荏苒,新一代移民憧憬山外的生活,這時,移民們發現:一張無形的網攔住了他們出山的路——移民們“失去”了合法的身份——孩子沒戶口、大人身份證過期、學生考學報不了名……

　　曾經消逝的村莊

　　青龍山村依山傍水,成片成片的農作物模糊了記者的視線,遠遠望去,小村只有幾處零星的房蓋依稀可見。

　　走進村子就不一樣了。

　　土坯墻、水泥瓦蓋是這裡房捨得主要建築結構,簡易而破舊的房舍沿水岸走向沒規沒矩地分散在一個狹長的高地上,形成一道土灰色的建築色調。枯燥而了無生氣。

　　司機閻師傅把拖拉機一直開進了一個農家院落裏,院落的主人是閻師傅的姐夫。

　　在女主人給記者洗黃瓜的工夫,幾個男人先後進屋,看樣子他們是從田間回來的,褲腿上沾滿了泥水,閻師傅的姐夫于立友也在其中。

　　青龍山村原隸屬尚志市帽兒山鎮,1992年劃歸阿城市平山鎮。也就是在這一年,由於修建西泉眼水庫的需要,和其他幾個村的近兩千戶村民一樣,青龍山村的一百多戶人家也面臨著整體移民搬遷。

　　不同的是,青龍山村的搬遷頗費了一番週折,主要是村民對補償標準不滿意,並展開拉鋸戰,移民搬遷工作直到1998年12月20日才結束,最後撤離的一百多戶村民分別被安置到哈爾濱市香坊區、阿城區、尚志市、五常市等地。

　　整村遷徙後,當地政府在行政區劃上撤銷了青龍山村,並推倒房舍、切斷電路、毀掉村道、填埋水井,使青龍山村喪失了基本的生活功能。

　　“青龍山村變成了西泉眼水庫的淹沒區,不少耕地被庫水淹沒。”在平山鎮,原村黨支部書記黃百順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當時是他&&第一個搬離了青龍山。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曾經消逝的村莊在不到半年的工夫就“復活”了。

　　在異鄉,多數青龍山人感覺“水土不服”。1999年初春,布穀鳥還沒有來得及催促“布穀”,捱過寒冬的青龍山人便迫不及待地返回原地準備播種了。

　　88戶人家集體過日子

　　于立友清楚地記得返遷的日子是1999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節。

　　“當初回來時啥都沒有,整村被夷為平地,只剩下一所校舍。”于立友説,“這好幾百口人就在學校教室打地鋪,一個地鋪住十多個人,不分男女都住在一起。吃飯也都是大鍋飯,集體伙食。”

　　經過這次變故,青龍山人的集體意識增強了,很“抱團”。

　　他們把回鄉種地稱為“撿地”,能“撿”多少看自己的本事。

　　人們“撿地”初期的衝動與混亂很快在生産、生活資料極度短缺的現實面前變得理智起來。大家決定過集體生活:集體投入、集體勞動、平均分配。

　　1999年,返遷戶們借鑒幾十年前生産隊時期的經營模式,將“撿”來的耕地集中耕種,當年獲得了好收成。

　　“種了多少地?”記者問。

　　“也沒有統計,就那一堆一塊,不知道是多少?”于立友回答。

　　記者再問:“打了多少糧?”　

　　“也沒計算。”“反正除了留夠大家吃的,剩下的都賣完分了。”

　　面對記者的提問,這些經歷過變故的返遷戶們説話十分小心,回答問題總是含糊其辭、似是而非,生怕哪句話成了把柄。

　　“沒人組織,也沒有領導,大家都是自覺幹的。”他們擔心“槍打出頭鳥”,否認“有人領頭”這個敏感的問題。

　　第二年,返遷戶又把“集體土地”分成4塊,“社員”分成4組經營,一年下來,效果不錯。

　　第三年,返遷戶繼續實施“改革”,徹底打破“大鍋飯”,實行“大包乾”,分田到戶。中國農村從“生産隊”到“家庭聯産承包”,經歷近30年的中國農村土地改革成功經驗,讓這些返遷戶們受益頗多。

　　採訪時,記者問于立友:“一家分了多少地?”

　　“這玩意兒也沒有數,就像分蘋果似的,哪有一般大的,大小差不多就行了,誰都沒挑。”于立友的回答滴水不漏,生怕惹麻煩。

　　再問:“當時有多少戶人家?”

　　“沒查過,七八十戶吧。”

　　有返遷戶告訴記者,頭一撥返遷回來的有88戶,這些年又增加了一些,接近一百戶。“原青龍山村有10000多畝耕地,有4000多畝被淹沒,剩下6000多畝地,除以88戶等於多少?平均每家七十多畝”。

　　于立友説:“分地時,矛盾自然少不了,但大家都能克制,用現在的話叫‘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在一團和氣中,青龍山又恢復了往日的生機,雞鴨成群,肥豬滿圈,人丁興旺。

　　然而,擔心被驅逐、受制裁,十多年來,看似平靜的日子,返遷戶無時無刻不在焦慮中度過。

　　有“身份”但被控制

　　説來道去,在一籮筐的難事中,第一難的是“身份”問題。“啥也沒有身份重要!”于立友説。

　　“沒電、沒路,都沒迫使返遷戶放棄土地。”于立友説,當地政府採取控制返遷戶的戶口和身份證的辦法想迫使返遷戶放棄土地,離開青龍山。對返遷回來的農民一律封鎖戶籍。

　　這一招無異把返遷戶們給“治住了”。返遷戶説,當地政府對戶籍是原青龍山村村民,在1998年移民之後生育的子女一律不予落戶；而在此前落戶的人口一律不予申領、更換、補辦身份證和戶口本；返遷戶涉及與身份證明有關的戶籍信息服務,當地公安機關均拒絕出具。

　　記者看到,現在返遷戶們的戶口本還是20年前的老版戶口本,上面的住址登記的是“尚志市帽兒山鎮青龍山村”。

　　知情者説,有一百多戶返遷戶的戶籍檔案封存在平山鎮派出所。封鎖的戶籍不僅僅束縛了返遷戶以及他們的子女們奔向外界的雙腳,甚至毀滅了他們的夢想。

　　是要“身份”還是要耕地?返遷戶和當地政府處於膠著狀態。

　　梁冬梅人生中的三個坎

　　“考學、結婚、生子,一步一個坎。”26歲的梁冬梅人生緊要的幾步都被身份證卡住了。

　　在平山鎮鎮內的一棟居民樓內,記者見到了梁冬梅。

　　此時的梁冬梅已經結婚、生子,過著平靜的生活。

　　再提8年前的事,梁冬梅反應平靜,她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一提上學就哭”的小姑娘了。歲月已經將她變成了一個4歲孩子的媽媽。

　　2002年,17歲的梁冬梅考取了黑龍江政法管理幹部學院牡丹江博大律師學校5年制法律大專班。性格開朗、口才不錯的梁冬梅當然滿心歡喜。

　　梁冬梅在父親的陪伴下到牡丹江報到,被告知沒有戶口和身份證不能入學。其實,沒有身份證和戶口可能會影響入學的情況,梁冬梅和家人事先就已意識到,可他們沒有想到會這麼嚴格,以至於真的會把她拒之門外。

　　“父親在前面背著行李走,我跟在後邊不停地哭……那個時候真的很絕望。”梁冬梅説。

　　那年,上不了學的梁冬梅在家開了小賣店。父母下地幹活,她就在家看家、做飯、賣東西。

　　漸漸長大的梁冬梅心裏嚮往著外面的世界,於是到外地打工,由於不適應,又沒有身份證,很快就又回到家裏。

　　20歲那年,梁冬梅和本村一個小夥子戀愛。2006年秋,兩人到平山鎮政府辦理結婚登記時,由於沒有有效身份證明,他們沒有領到結婚證。

　　接下來,由於沒有結婚證,2008年當自己的女兒出生時,又沒有獲得醫院的出生證明。

　　沒有出生證明、沒有結婚證、沒有有效的身份證明,已經4歲的女兒不能落戶口,至今還是一個“小黑孩兒”。

　　其實,梁冬梅和丈夫都有戶口,只是當年沒到申領身份證的年齡,之後戶籍又被封鎖。這一封鎖,無疑給梁冬梅的人生增加了幾分坎坷。

　　賈相友和他的四個孩子

　　45歲的賈相友是個老實又厚道的人,“能幹”是出了名的,他和老婆侍弄著50畝地,養大了4個孩子。

　　“我就堅持一條,錢掙再多也沒用,一分不留,都供孩子上學。”賈相友説,4個孩子都送到城裏上學,一年供孩子的花銷就好幾萬元。

　　4個孩子個個都給賈相友爭氣,學習好還聽話。

　　2009年,大女兒參加高考,報名時只知道身份證號,拿不出身份證,最後連考場都沒進去。“‘老大’沒能考學在家鬧了好長時間,可把我‘作’完啦。”賈相友説。　

　　是重讀還是“下來”,賈相友和大女兒糾結了好一陣子。“重讀一年我也不敢保證她能順利走進考場參加高考,她不還得‘作’我。”賈相友説。

　　“下來吧。”賈相友和大女兒達成了統一意見,兩個人作出了這個沉重的決定。“下來”後的大女兒隨後就離家到哈爾濱打工去了。“在外打工,沒有身份證,處處受憋,前兩天,好不容易應聘成功,但遲遲拿不出身份證,最後還是黃了”。

　　去年,在賈相友的努力下,他家“老二”順利考上了一家職業技術學院。“咋考的?我是通過關係查出他的身份證號碼報上名,考試時做了一個假身份證——證是假的,上面的信息全是真的。”賈相友説,“到學校報到時,學校老師發現孩子的身份證不像真的,就去核實,我當時是豁出去了,就抓住,我寧可蹲監獄。嗨!核實的結果還真沒問題,把我樂壞啦。”

　　賈相友説,現在他家“老三”還有兩年就要考大學,“老四”還有一年就要考高中,考驗他的時候“還在後邊”。

　　早婚和超生見怪不怪

　　孫宏偉和梁金生是一對好朋友,年齡相倣,一個30歲一個32歲。兩人現在都娶妻生子了,生活負擔並不重,在父母的庇護下無憂無慮地過日子。像小孫、小梁這樣的青龍山二代群體已經成長起來。

　　他們的孩子看起來也是見過世面的,不怕生人,不稀罕記者給他們的糖果。

　　孫宏偉和妻子于麗傑于2004年結婚,如今兒子7歲,結婚時妻子才17歲。

　　孫宏偉有身份證,但在2008年過期了。當初結婚時,由於妻子于麗傑沒有身份證,年齡又小,無法進行婚姻登記。

　　沒有結婚證,生孩子就沒有準生證,孩子出生後也就沒有出生證明,沒有出生證明不能落戶。至今7歲的兒子“還是個小黑孩兒”。

　　于麗傑説:“其實我也不想這麼早就結婚,可因為沒有戶口上不了學,沒有身份證到外邊打工找不到活幹,呆在家裏還給父母增加負擔,結婚不但可以分擔家裏負擔,還能給家裏帶來彩禮錢。”

　　早婚在青龍山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

　　梁金生坐在石墩上,懷裏抱著兒子,衝著記者咧嘴憨笑,瞅著怪幸福的。

　　1999年,梁金生娶了外村姑娘,妻子王雅秋雖是外村人,不過在結婚登記時受小梁“身份”的連累,兩人“沒登成”。

　　梁家人喜歡男孩,小兩口生了3個孩子,最後一個是男孩。現在,老大已經11歲,老二5歲,老三4歲。和孫宏偉一樣,他的三個孩子也都是“小黑孩兒”。

　　當地政府與移民

　　難道青龍山返遷戶的問題沒人管嗎?

　　回答是否定的。

　　起初,青龍山返遷戶的動態引起了當地政府和有關部門的關注,在多次勸説無效的情況下,當地政府將返遷戶集體訴至法院,要求法院強遷。

　　1999年10月17日,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返遷戶作出強制執行遷移的決定,上百名執法人員參與強遷行動,可執行過程中遭到返遷山民的抵制,最終被迫終止。從此,青龍山返遷戶與當地政府間的爭議被暫時擱置下來。這是山民們第二次面對“強制執行”。

　　第一次“強制執行”是在哈爾濱市立項建設西泉眼水庫時,青龍山村被劃為淹沒區。當時,青龍山村劃歸平山鎮。該村原有3個自然屯,共計300戶,1500多口人。1998年,該村開始整村遷徙。村子的河南屯和梁家店兩個自然屯的居民順利遷出。青龍山村109戶中的部分村民到各級政府上訪,反映動遷賬目不清、補償不到位等問題拒絕搬遷。

　　1998年12月,當地政府出動大量人員,該村109戶被強制遷出,分別被安置在香坊、阿城、五常、尚志等地。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青龍山返遷戶聚居點位於西泉眼水庫二級保護區內,根據相關規定,二級保護區內是限制人類活動的。西泉眼水庫管理處一名副處長在接受採訪時説,對於青龍山村移民返遷問題,他們也曾多次向地方政府反映,但並未得到有效治理。“偷魚,無節制施用化肥、農藥,給水庫水資源造成嚴重威脅”。

　　針對青龍山村返遷戶問題,阿城區平山鎮政府的一位領導也憂心忡忡:“那裏畢竟是水庫淹沒區,萬一發生火災、水患、疫情,我們作為地方政府的負責人難辭其咎。”

　　這位領導説,鎮政府曾多次向上級有關部門反映這一情況,希望上級政府能儘快解決青龍山返遷戶問題,不能讓這種無政府狀態長期發展下去。

　　假如你是失去家鄉的人

　　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沒有診所、沒有學校,不通車、不通郵、不通有線電視、沒有寬帶……這些,不是青龍山人的最難。

　　青龍山400多口人中,十之七八面臨沒有“身份”或“身份不明”的尷尬。沒有有效戶口和身份證明,這給青龍山的人帶來無盡煩惱。

　　有錢,卻不能在銀行存在自己的名下；外出打工被誤當逃犯抓走；住店被拒之門外；就連手機卡都是別人的名字……由於沒有有效的戶口和身份證明,適齡青年結婚不能登記；新生兒無法落戶；孩子上學、當兵、就業等這些在常人眼裏最基本的公民權利在這裡均無法實現。

　　戶籍封鎖直接或間接帶來了一些突出的社會問題,諸如,失學、失業、早婚、無度生育、土葬盛行等等。

　　當年的政策是“誰受益誰安置,多受益多安置,少受益少安置”,怎樣考量這種政策的落實?

　　不走,強迫你走。回來,再強迫你走。再不走,就讓你成為“黑人”。

　　假如你是失去家鄉的人,該咋辦? (郭毅 崔立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