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理結束後，姜龍（右）拉著姚玉蘭的手安慰她。

海門市政府在行政復議方面走了一條探索之路。本報記者張榕博攝

　　“道理要講清，老百姓的問題也要解決。”

　　2011年6月12日，江蘇省海門市農民姚玉蘭因為丈夫的“事改企”職工福利問題，申請復議該市人社局行政不作為一案，由海門市市長親審並最終被駁回。

　　“審案”結束後，市長姜龍拉著姚玉蘭的手，説了上述這句話。

　　但讓姚玉蘭欣慰的是，雖然這樁“民告官”案件沒有因為“全國首例市長親審”而改變判定結論，但柳暗花明的是，她為丈夫爭取的喪葬補償最近已有了眉目。

　　在本報記者與海門市長姜龍對話時，姜龍説：“市長審案本身只是一種形式，而直面百姓訴求、了解和解決社會變遷過程中産生的原本沒有考慮到的問題，才是市長審案的初衷。”

　　“我同情她，但心裏又很複雜”

　　齊魯晚報：6月12日，在“審案”現場，您聽完姚玉蘭的申訴後，什麼感受？

　　姜龍：聽了她的申訴以後，我感覺很同情她。像她這種年紀大又沒有固定經濟收入的老人，的確生活比較困難。

　　齊魯晚報：這是個人感受，還是市長的感受？

　　姜龍：都是一樣的。任何百姓遇到這樣的困難，政府都不能坐視不管。

　　齊魯晚報：既然您同情她，為什麼最終姚玉蘭的申請還是被駁回了？

　　姜龍：姚玉蘭的丈夫是“事改企”單位職工。這次她丈夫去世，姚玉蘭申請支付喪葬費、直系親屬一次性撫恤費和救濟費。但按照規定，這三種費用是參加企業保險的員工才能享受的。當年改制時，她丈夫已經放棄了這些後續費用，而自願參加事業單位保險，在事業單位保險中是沒有這些保險條款的。

　　齊魯晚報：同情不能代替法律。

　　姜龍：是。在法律上，這個案件沒有依據支持姚玉蘭的申請，因此她的申請被駁回。

　　齊魯晚報：當姚玉蘭的申請被駁回時，您的感受是什麼？

　　姜龍：我當時心裏很複雜，我內心是希望姚玉蘭的問題能夠通過法律途徑直接獲得解決的。但是審理以後，我發現，現有政策的確無法解決她的問題。

　　齊魯晚報：當時您還想到了什麼？

　　姜龍：當初事業單位改革成企業的時候，為了更多考慮職工的利益，才允許一部分改制職工繼續參加事業保險。如果當時都是一刀切的話，事業單位轉企改制無法推進，但是現在看來，的確又有新的問題出現。

　　齊魯晚報：什麼新問題？

　　姜龍：我發現在日常行政工作中，有些政策不一定很具體，特別是在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重大變革時期，我們會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現象和問題，這些問題要想在現有政策框架內找到合適的答案，是很困難的，這就需要我們根據現在的情況研究加以解決。

　　像姚玉蘭的申請，涉及“事改企”中職工的福利問題，雖然她丈夫的問題是一個個案，但是卻説明我們現有的政策存在漏洞，需要調整和完善。

　　齊魯晚報：作為市長，再碰到類似姚玉蘭這樣的案件，您認為政府應該怎樣做？

　　姜龍：我們必須要遵守國家法律，同時也要考慮老百姓的實際困難。能夠在法律框架內解決最好。但是，如果現有法律和政策不能解決，我們就要在權力範圍內，為百姓尋求一條出路。具體到姚玉蘭案件中，就是我們還要為她找出一個變通的辦法。

　　我可以告訴你，現在姚玉蘭的案子已經有眉目了，政府正在考慮按照企業養老保險的方式給予她補償。

　　“經過多次過濾，文件可能會失真變形”

　　齊魯晚報：網上一直有人擔心，説，假如這起案件不是市長親自審理的，那還會不會有人替姚玉蘭協調、想辦法呢？

　　姜龍：這個擔心是多餘的。在我審理案件以前，實際上海門已經有5位市領導，審理過7起行政復議案件，其中不乏存在爭議的案件，但是每一起案件通過啟動相應的程序，都得到了妥善處理。這是制度在管理，而不是個人在管理。

　　齊魯晚報：比如……能不能舉個例子？

　　姜龍：比如我們一位常務副市長審理的一起案件中，涉及到行業許可證的頒發由安監局向質監局過渡的問題，這期間，一家使用老證的單位被質監局查處，這個單位不服，提起行政復議。實際上，這是政策銜接出了問題，我們就幫助這個單位辦理了新證。

　　齊魯晚報：還是再回到您身上，我很想知道，作為一位市長，您為什麼要親自審理一起普通的行政復議案？

　　姜龍：作為海門市行政復議委員會委員之一，審案是制度賦予每位委員的分內工作，因此審案是我分內的事。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也有監督權，市長審理案件也屬於我的職權範圍。

　　齊魯晚報：您是學什麼專業出身？在案件審理中，您認為市長會像法官一樣很專業地審案嗎？

　　姜龍：這裡面有一個誤解，認為市長審案是不是越俎代庖了。其實，行政復議案件的審理不同於法院審理行政訴訟案件。我在審案中的作用也與法官不同。法官是主導案件審理，而我在復議案件中的工作是主持復議案件的程序，並且行使委員的權利。

　　齊魯晚報：那您認為，您這個“市長”的身份，在案件審理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姜龍：這要從兩個方面分析，從這個案件最後判決而言，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委員，只有一張表決票。但是從案件引申出來的問題，作為市長，我可以協調一些部門做工作，對於絕大多數問題，我們還是有能力進行研究解決的。

　　齊魯晚報：我還想知道，市長親自審案與您平日看下面報上來的書面材料，有什麼不同？

　　姜龍：看書面材料，會遇到一個時效性問題，公文的流轉有一個過程，它會影響問題的處理，拖延政府處理的時間。而直接參與審理案件，會給我一個直觀的感受，處理問題也會是第一時間的。

　　第二呢，文件在傳輸過程中，經過了很多次過濾，文件本身的意義可能會失真、變形，會對決策造成影響。而直接聽取民間的聲音更直觀、清晰、高效。

　　“有質疑，我覺得很正常”

　　齊魯晚報：網上有人説，市長親自審案，就是一場作秀。坦白説，您這麼做，有沒有作秀的成分？

　　姜龍：如果能履行職責，幫助百姓，傾聽老百姓的心聲，我覺得自己做的事就很有價值，很有必要。另外，根據制度的要求，我來審案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現在這個案件引發了媒體和社會的關注，進而有擔心和懷疑的聲音，我覺得這很正常。即使媒體不關注，我也仍然會這樣做，我想大家都會有自己的判斷。

　　齊魯晚報：有些老百姓覺得，行政復議是“民告官”，行政部門可能會官官相護，進而質疑行政機構的公信力和公正性，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姜龍：關於公信力和公正性，我認為是執行問題。我們目前試點的行政復議委員會就是要完善執行程序的公正、合理。這個委員會的34位委員中，32.4%的委員來自行政機構之外，其中包括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律師、專家等等。在姚玉蘭案件中，出席的17位委員中有8位是外部委員，老百姓可以保證有委員向著自己説話。

　　齊魯晚報：還有人説，姚玉蘭這次是碰上了，但一般情況下，市長很難拿出半天多時間親自審理一個案件，這不現實，您怎麼看？

　　姜龍：行政復議是市政府的一項法定職責，審理復議案件，不是現實與不現實的問題，而是我應該做的。儘管我們有具體的辦案機構，但是最終的決定權在市政府，所以審理這個案件是我的工作。

　　當然，我也不是所有具體的工作都在做，而是最後這個環節才參與進來。

　　齊魯晚報：通過這次親自審理案件，您最希望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姜龍：坦率講，沒考慮。如果一定要考慮效果，那就是我希望公正、便捷、快速地處理每一起案件。

　　齊魯晚報：您認為，市長審案是否還是利更大一些？

　　姜龍：在目前行政管理過程中，我們還避免不了各行政部門之間職權交叉，政策也還有空白和遺漏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光靠一個部門解決某些問題是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的。這就需要提升到市政府層面。市級負責人審理案件可以直接面對百姓的問題，解決問題。

　　其實，我認為，市長親自審理一個案件，直接聽到很多基層的聲音和問題，對法治政府發展的思路，規範政府行政行為很有幫助。

　　齊魯晚報：這也是一種探索？

　　姜龍：是，改革本身就是一種探索，沒有現成的路要走。而在探索中，會隨時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這就需要讓問題在改革的思路中去解決，碰到問題及時進行彌補，不斷修訂完善，目的是幫助百姓解決問題。

　　我常常想，我心中的法治政府是什麼樣的？那就是讓我們的公務員可以合法、合理地執行行政工作。我們的決策要科學、合法，還要合乎民情。立法、監督，執法在國外是三權分立的，而我們國家的政府是三者兼而有之，因此我們的法治政府建設是需要三者同步發展，最終讓百姓獲益。

　　新聞背景

　　農婦姚玉蘭的行政復議

　　海門市農民姚玉蘭的丈夫薛為民生前是該市一家“事改企”單位的會計。2004年，該單位從事業單位改製成為企業。由於當時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退休待遇遠遠高於企業退休人員，在市政府給予“事改企”人員選擇權的情況下，薛為民為享受事業單位退休金，放棄參與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當時與薛為民一樣選擇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的，海門還有800多人。

　　2009年，離退休還有4個月，薛為民去世。陷入困境的姚玉蘭向勞動保障部門申請支付喪葬費、直系親屬一次性撫恤費和救濟費。2011年4月26日，海門市人社局答覆是，這三種費用按規定是參加企業保險的員工才能享受，沒有法律依據從事業保險基金中為姚玉蘭支付這三項費用。

　　4月29日，姚玉蘭申請了行政復議。6月12日，姚玉蘭行政復議申請聽證會在該市市長姜龍的主持下開始，最終她的申請被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