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學者提出逐步減少死刑 用終身監禁進行代替

　　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八），此次刑法修改的重點之一是取消了近年來較少適用或基本未適用的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為了體現國家懲治嚴重犯罪的力度，打消公眾在廢除死刑後對嚴重罪犯重返社會的擔憂，重要的是獲得公眾對廢除死刑的支持，終身監禁可能是最好的死刑替代措施

　　“沒有哪個人必須被判死刑”，在談及最高人民法院最近關於“統一死刑適用標準”的話題時，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副院長顧永忠教授加重了語氣。

　　5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10年)》表示，嚴格掌握和統一死刑適用標準，確保死刑只適用於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顧永忠的另一重身份是資深刑辯律師，全國律協刑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就在他説上述這番話的時候，兩起引發社會廣泛爭議的死刑案件正在最高法院死刑復核之中。

　　在瀋陽，刺死城管的小販夏俊峰以故意殺人罪終審維持一審死刑判決。在西安，大學生藥家鑫撞傷人後殘忍將人殺死，終審維持一審死刑判決。

　　懸念是：他們是否會被核準死刑？最高法院要怎樣統一死刑適用標準？

　　傳遞“慎殺”信號

　　知名刑辯律師、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主任張青松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在這個時候對死刑問題表態，傳達的最為重要的信號就是，死刑要慎用。

　　“根據我的理解，最高法院實際傳達了三層意思。確保死刑只適用於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不是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均依法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促進因民間糾紛激化導致犯罪的案件被害人與被告人達成諒解協議，儘量依法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最大限度化解社會矛盾。”張青松認為，前兩點看起來就像是説了正確的廢話，只是對法律條文的重復。

　　中國《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於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

　　“關鍵是第三個層面的意思，通過諒解，儘量依法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張青松對《中國新聞週刊》説，“影響死刑判決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被害人家屬的感受，如果被害人能接受被告人不判處死刑，為什麼非得判處死刑呢？”

　　藥家鑫案中，在藥家鑫一審被判死刑後，張妙親人的代理人張顯向法院表明“不上訴”的態度並聲明放棄追索“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稱將錢留給將失去兒子的藥家鑫父母養老。

　　“他們連錢都不要了，只要藥家鑫死，這種情況下，如何不判處死刑？”顧永忠認為，“在可以判死刑的案件中，被害人家屬的意見很重要。”

　　在夏俊峰案中，法院亦面臨著同樣的難題。夏的愛人張晶稱，她和婆婆去過被害人家裏四次，“帶著水果上門去，給人家磕頭，每次都被打出來。後來再去，他們家裏就沒人了”。

　　張青松認為，這種情況下，法院面臨著兩難境地，一旦處理不好，就可能激發社會矛盾。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從化解社會矛盾的角度，要求做好被害人工作，有著現實的意義。”

　　相比之下，在沒有被害人的犯罪如職務犯罪、經濟犯罪中，儘管輿論對“貪官”死刑判決逐年減少表示質疑，卻未影響社會穩定。

　　“這種做法從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來看也是合法的。”但張青松擔憂的是，“如果這種因素在死刑判決中過大的話，可能導致死刑適用標準無法統一，司法機關被公眾情緒左右。”

　　如何統一標準？

　　《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確立了死刑適用的立法標準，即“罪行極其嚴重”，但什麼樣的罪行是“極其嚴重”，卻是一個無法給出確定答案的難題，引發了理論界與司法界的爭論。

　　“以貪污賄賂為例，刑法第383條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産；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産。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貪污500萬和1000萬哪個更嚴重？現在甚至還出現了貪污上億元的。”顧永忠認為，這種情況下，公眾對案件結果出現疑惑也很正常。

　　有觀點認為，只有統一了死刑適用標準，才能對相同或者相似的刑事案件，在死刑適用上保持基本相同的態度，避免對明顯不該適用死刑的人適用死刑，也避免對犯罪情節近似的犯罪人適用不同的死刑執行方式。

　　中國《刑法》第61條規定，對於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但在司法實務中，這種標準往往非常空泛。

　　張青松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可量化的比如毒品、貪污賄賂、詐騙、侵犯財産等罪名中，幾乎都能碰到這種尷尬。“在經濟發達地區貪污100萬元和貧困地區貪污100萬元，怎樣判定情節是否嚴重，更何況《刑法》第61條所規定的條件在不同的案件中有不同的體現，如何統一死刑使用標準？”

　　張青松認為，“最高法院談統一死刑適用標準，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可能是細化死刑使用標準，將《刑法》第61條中量刑的四個抽象的標準細化，以規範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但顧永忠對這種做法表示堅決反對，他反復強調，“這種做法意味著有人該判處死刑。”他認為最為理想的辦法是，“死刑復核權掌握在同一個機構手中。沒有收回前，中國有30多個機構在進行死刑復核，死刑判決想統一標準也沒辦法。現在掌握在一個機構，就會有一個整體的考慮。”

　　終身監禁替代死刑？

　　即便如此，關於死刑問題的爭議並未減少，人們擔心，限制和減少死刑會不會是為某些權貴製造機會和藉口，從而變成“選擇性”地限制和減少。

　　由於“死緩”被戲稱為“死放”，作為死刑的另一種替代方案，終身監禁在中國的可能性曾被長期討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民意對於廢除死刑的擔憂，固然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存在的“殺人償命”等樸素的報復性觀念，但這種觀念在西方國家亦長期存在，在古代西方“決鬥”等復仇方式甚至強過中國，這並非中國不能廢除死刑的最大因素。他們認為，擔心因為司法不公而使得“死緩”變成“死放”才是重要的原因。

　　他們提出，逐步減少死刑適用，用終身監禁的方式進行代替。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對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處以終身監禁，以達到既不需要執行死刑，又能有效懲罰與威懾的作用。

　　在日本，最高法院裁決死刑既不違反憲法，也不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在司法實務中，日本法院還是判處終身監禁刑較多。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高銘暄曾專門對死刑替代進行了利弊分析。據他的研究，“一些國家繼廢除死刑後，對最嚴重犯罪適用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其中包括保加利亞、愛沙尼亞、荷蘭、瑞典、土耳其、英國、烏克蘭、美國(已經廢除死刑的州)和越南等。同時，不得假釋終身監禁與減少同意假釋、寬恕或者改變刑罰相匹配。”

　　高銘暄認為，“死刑與終身監禁畢竟有質的區別，即使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人畢竟還活著。儘管沒有人身自由，特別是行動自由受到極大的限制和約束，但思想仍是自由的，他們仍能讀書、看電視、參與監獄中的社會生活，並非處於不可理解的悲慘境地，就像社會生活中的殘疾人，沒有人願意選擇過殘疾人的生活，但是殘疾人也可以有很好的生活。”

　　這份研究提出，“廢除死刑不一定非得找個替代措施。但是為了體現國家懲治嚴重犯罪的力度， 打消公眾在廢除死刑後對嚴重罪犯重返社會的擔憂，重要的是獲得公眾對廢除死刑的支持，終身監禁可能是最好的死刑替代措施。”

　　不過，與持絕對不得假釋觀點不同的是，高銘暄贊成允許假釋的終身監禁，當然應設定一個較長的最低服刑期限。

　　顧永忠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我們討論過，可以將有期徒刑延長至30年，這樣即便減刑，可能也需要執行20多年，設想一下，一個貪官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服刑，再回到社會也不會有什麼危害性了。”

　　高銘暄認為，“制度設計必須通過立法，司法機關是無權(制定)的。”但據顧永忠介紹，儘管過去長期討論，這些方案並未進入立法程序，在刑法的多次修改中，相對於其他的緊迫任務，死刑替代方案並未成為討論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