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王小帥(右一)終於實現“被帶走”的願望，全家離開貴陽，去了武漢。這年他13歲。

1992年，王小帥(右二)全家福。其時，他已進入福建電影製片廠。

　　《我11》中，閆妮飾演的母親和王小帥的母親“有點像”，小夥伴的四人組合也是王小帥童年時期的真實經歷。

　　許多年之後，王小帥導演面對記者，仍能想起11歲自己見識殺人逃犯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那時的貴陽是西南邊陲一個典型的“三線”小城，他們舉家從上海遷徙至此，為的是響應“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號召。如今，那個只瞥了王小帥一眼的殺人犯被搬進了他的電影《我11》，還有了更多的故事。

　　“你的11歲關我什麼事？”日前，在一次私人聚會上，周立波放下喝幹了的紅酒杯，言辭激烈地抨擊《我11》的片名。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王小帥承認，這部電影確實有著濃重的自傳性質，但他也念叨著要記錄那個快被大眾遺忘的“三線”故事。

　　一齣生就“支援三線”

　　1966年，王小帥出生才幾個月，就跟隨支援三線建設的父母從上海來到西南的貴陽烏當區新光廠。王小帥的母親當年28歲，是上海工廠裏的技術骨幹，“勸我媽媽過去，除了為國家做貢獻外，還有空氣好、吃得好、山清水秀等理由。當時爸爸已在上海戲劇學院有了穩定工作，但他最後還是辭掉工作做出犧牲跟著去了貴陽。”來到新光廠後，爸爸由於專業對口調到貴陽市京劇團，一週才能回一次家，於是王小帥印象中的童年就是和媽媽、妹妹生活在一起。

　　《我11》中男主角王憨的媽媽，王小帥最初想找《青紅》裏的女主角高圓圓飾演，但他實在等不到高圓圓長得像媽媽的那一天。後來找到閆妮，一方面是因為她和王小帥的媽媽長得有點像，另一方面是王小帥從閆妮身上看到不一樣的氣質。“大部分對她的印像是《武林外傳》中的老闆娘，但她的喜感是被環境烘托出來的，要演十一二歲孩子的母親，她也非常合適。”

　　《我11》中的媽媽非常嚴厲，有時會體罰王憨，這讓閆妮一開始有點不適應，對此王小帥表示：“那個時代的多數媽媽教育方法就是這樣，加上廠裏的工作很繁重，他們在陌生的大山裏很少和本地人交流，又回不去上海，沒法像現在的母親那樣溺愛孩子。”

　　與小夥伴“喝水結義”

　　《我11》的前半段講述的都是王憨和夥伴們的童年生活，電影裏展示了很多屬於哪個年代的細節，譬如電影裏無處不在的號聲、白襯衫、紅領巾、彈弓，他覺得這些東西不僅是自己的童年，也是生活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人們的集體記憶。劇組拍攝時原本要回到貴陽的新光廠原址取景，由於房地産開發導致場景變化很大，後來劇組在重慶萬盛區找到一家廢棄工廠，複製出和童年記憶差不多的場景。

　　談到自己的童年，王小帥説，“那時候的工廠就是個小社會，孩子們的生活中只有家屬區、學校、工廠和大山。工廠我們很少去，大部分時候就是三點一線。”生活單調乏味、卻也無憂無慮。當年看電影《大浪淘沙》裏有四個志同道合的兄弟，王小帥和小夥伴們也學著“喝水結義”。於是，《我11》中男主角王憨也和三個小夥伴組成了一個小團體。王憨正直老實，因為廣播體操做得好被老師選為領操人；小老鼠機靈調皮；小眼鏡書獃子氣重；當然還有九把刀所説的“每個故事都有的那個胖子”。劉文卿、鐘國流星、樓逸昊和張珂源這四個小演員從幾百名小孩中被選中，在王小帥的指導下回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期。

　　都説孩子的戲份是最難拍攝的，但在王小帥看來，無論是哪個時代，十歲左右的孩子都有著共性，“他們還沒形成很強的自我意識，除了玩的遊戲不一樣，在一起的感覺都是差不多的。”重慶的那個廢棄工廠離市區很遠，導演也讓所有劇組成員將iPad、mp3、手機全部留在了城市。

　　幾個月後，小演員們透出的本性就和30多年前貴陽山區裏的夥伴們幾乎一樣，除了時不時要糾正他們口頭禪，“有時候他們演得興起，突然會來一句‘哇塞’，那個年代的孩子是不可能説這句話的。”除了孩子們當了幾個月山裏的野孩子，連在片中扮演男配角的喬任梁都説感覺自己回到了70年代，“我在劇組一個多月沒用手機，那地方也不能上網，拍完戲後我就去爬山、釣魚，電影拍完我釣的魚估計都有十幾斤了。”

　　遇見殺人犯，喜歡追趕刑車

　　《我11》的後半段，殺人犯的出現讓故事從溫馨走向了殘酷。11歲那年王小帥在河邊看到警察抓捕殺人逃犯，是這個情節的出處。

　　那一天王小帥和小學同學正在河邊玩耍，突然有個人從山裏面跳進河裏，接下來就是槍聲和漂在水上的子彈，“逃犯被嚇壞了，當時就被抓住，民警拿槍托砸他，圍觀的小孩也去踢他。我躲得遠遠的，但殺人犯回過頭看了我一眼，這一剎那給我很深的印記，心裏就瀰漫出説不出的感受。”

　　片中為殺人犯設計的背景故事幾乎都是虛構的，但王小帥覺得那樣的故事，在那個年代肯定發生過。片中，王子義的妹妹想離開廠裏回上海，但在辦理調離手續時被某部門負責人淩辱，哥哥為替妹妹出氣情急之下誤殺了重要人物，成為當時“最令人恐慌的一條新聞”，打亂了新光廠三點一線、平淡壓抑的日子。

　　影片結尾，殺人犯被繩之以法，但王小帥卻用很長的篇幅展現王憨和夥伴們追著刑車跑，這場戲和他自己當年的經歷幾乎一樣。“從記事起，就有刑車經過家門口。第一次跟著跑是七歲的時候。但我一直沒到過真正的刑場，一到荒地後就很害怕，只有比我們大的孩子才要去真正目睹這個刺激。”王小帥回憶起這段經歷還心有餘悸。

　　事實上，在《青紅》中王小帥也拍攝過殺人犯上刑場的場面，他説自己對這個社會人類學命題非常好奇：“相信每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看過死刑犯被押赴刑場，一大堆人追著去看槍斃人吧，現在這種現象很少了，當年我們為何癡迷于這種形式？”《我11》的最後，男主角王憨最終沒有跑到刑場，王小帥説：“當時我以為是太小，跑不動，後來有朋友點醒了我，是因為內心害怕和恐懼。電影的力度在最後，希望成年的觀眾能有所思考。”

　　畫畫，一場紙上逃離 　

　　孩提時代，父親與王小帥相處的時間不多，卻教給了他繪畫這項影響他後半生的技能。《我11》的電影開場和結尾都復原了這樣的情節。王小帥説：“繪畫有時候會讓我和週遭的環境脫離。我在一張白紙上塗抹陽光雨露，畫一艘輪船或者一駕飛機，渴望在某個季節、某個日子被帶走，這樣的願望埋藏在內心深處。”直到王小帥13歲那年，父親工作調動到武漢，他才實現了“被帶走”的渴望。1981年，王小帥來到北京，成為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的一名學生，四年當中，要成為一名畫家的願望與日俱減，1985年他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開始了銀幕生涯。1991年王小帥在待業兩年後終於進入了福建電影製片廠。

　　王小帥一直羨慕賈樟柯是個地道的山西人。“而我是個漂泊的人，我來自哪，我不知道。”於是，他喜歡在電影裏尋找自己的過去。

　　剛畢業那段時間他便陸續寫好了《我11》《青紅》等劇本，但在國營製片廠坐冷板凳好幾年都不一定有電影拍。1993年他離開福建廠又回到北京，陸續拍攝了《冬春的日子》和《極度寒冷》兩部獨立製作。

　　為拍《我11》，等了14年

　　經過幾年的積累，1997年，王小帥終於組建了《我11》劇組，連扮演逃犯的演員都找到了，他就是當年因《垃圾場》紅極一時的搖滾歌手何勇。王小帥和自己的班底摩拳擦掌，並回到了自己當年劇組的貴陽新光廠。那時候廠區和上世紀70年代基本一樣，當時很多場景都開始搭建，但由於和資方沒有談攏，計劃最後流産了。

　　直到2004年，王小帥終於拍攝了心中縈繞多年的三線故事——《青紅》。影片的背景是上世紀80年代初，雖然當時王小帥全家已離開貴陽，但影片內容都來自他的鄰居以及他聽來的真實事件。王小帥説，《青紅》裏那個執意讓女兒逃回上海的父親，最後其實去了上海的浦東。“上世紀80年代上海浦東還是一片鄉村，他們好像在那邊過了十幾年，到90年代末才拿到了上海的戶口，漂泊的生活才結束。”

　　王小帥一家1979年就離開了貴陽，有了追求自己夢想的機會，但漂泊感一直存在，他説：“上海、貴陽、武漢、福建、北京，我既不是一個地方的主人，也不是過客。我既是以主人的身份看待一個地方，同時又是個旁觀者。”

　　拍完《日照重慶》後，2011年，王小帥終於有了時間重拾自己等待了14年的《我11》。為了整理思緒、蒐集資料，他先拍攝了有關第三線的紀錄片。那一年他故地重遊，發現父母的同事住的還是當年的老房子，屋裏的陳設小至一個暖水瓶、一個板凳都沒有任何變化，仿佛時間凝固在此。除了貴陽，王小帥還去了雲南、湖南等地，有次從遵義城區開車去一個三線廠，四個小時後他自己都不敢開了，因為那地方除了山就剩下殘缺的廠房，所有的房子都是黑洞洞的窗戶，一個人都沒有，他們好像徹底被遺忘了，還好他們在王小帥的電影裏沒有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