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他出了一本詩集《春天責備》和一張專輯《牛羊下山》。前者獲得《人民文學》雜誌年度詩歌獎，後者拿到《華語金曲》年度最佳民謠藝人獎。

　　走在大理古城的街頭，街道兩旁的商店就像五朵金花在辦賽歌會，不同牌子的音響裏播著不同的音樂，從BEYOND到鳳凰傳奇，從周傑倫到亞瑟小子，其間夾雜“十塊錢三樣”的喇叭叫賣聲……

　　整座古城如同一個巨大的市場。只要你有足夠的耐心，這裡每件喊價80元的民族飾品，最終都能以8元錢成交。

　　打開賓館電視，屏幕下方滾動的信息條，跟那些酒吧咖啡館門前貼著的廣告一樣，內容都是“急聘服務員”。Bad Monkey酒吧的夥計告訴我，古城真正的旺季要等到來年開春，“現在大家忙著儲備過冬。”

　　周雲蓬也準備在這裡度過他42歲的冬天。

　　但他所住的三月街，顯然還沒來得及追上古城的商業腳步。按地理位置劃分，三月街等於是大理的城鄉接合部。一幢幢新蓋的倣古樓房粉刷一新，陽光打在白得晃眼的墻壁上，街道顯得尤為冷清。

　　周雲蓬和女友綠妖住在三月街的盡頭，新開發的別墅區，門前正對著一大片菜地。

　　小區值班室裏坐著一位本地阿姨，五十來歲的她看起來笑容可親。得知我要找幢的住戶，她很熱心地指導我進了小區該怎麼走。可能是出於這個年紀應有的探索慾望，告別前她問了我一句：“幢的住戶是對夫妻吧？那個男的喜歡戴副墨鏡出門。”我幾乎未加思索地回答：“他是個盲人。”阿姨的臉突然僵住了，她快步衝出值班室，攔住我，掏出手機，説必須經過領導審批才能決定是否放行。電話彙報時，我反復説明，住在這裡的盲人是一個歌手，他叫周雲蓬。領導在電話那頭用了三分鐘左右的時間思考，終於同意放行。

　　後來我跟周雲蓬説起這個段子，他笑著説：“估計我在這一帶快要出名了。”

　　一個盲人怎麼敢壞？太不要臉了！

　　事實上，在詩歌和民謠這兩個領域，周雲蓬已經很出名了。

　　2011年，他出了一本詩集《春天責備》和一張專輯《牛羊下山》，前者獲得《人民文學》雜誌年度詩歌獎，後者拿到《華語金曲》年度最佳民謠藝人獎。周雲蓬説：“出版社的人告訴我，《春天責備》在浙江賣得最好，賣了三萬多本。”一本詩歌集能有這樣的銷量，近十年內實屬罕見。

　　九歲起就失明的周雲蓬，從沒想過日後成名這件事。早年在瀋陽讀盲校，他給自己定的目標是——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但正常人的生活應該是什麼模樣？一個很難給出標準答案的問題。

　　對周雲蓬來説，正常人的生活形態中，至少不要背負“盲人”這個固有標簽。

　　周雲蓬有個盲校同學，也是詩歌愛好者，高中畢業後回老家開了間診所。周雲蓬讀過他寫的詩，認為“很正經，不夠壞”。但周雲蓬很理解這位同學詩人，“一個盲人不容易壞起來，他會覺得作為弱勢群體，怎麼敢壞？太不要臉了！”這也是周雲蓬一直想擺脫的觀念，射手座的他寫詩歌、學吉他、談文學、追姑娘、做歌手，渴望過一種自由的生活，而不是別人認為一個盲人應該去過的那種生活。

　　學校畢業後，父母希望周雲蓬像其他盲人一樣，進工廠上班或者開個按摩診所什麼的，他拒絕了，一個人坐火車跑去北京，開始流浪之路。

　　“盲人按摩這活兒沒有美感，一個人躺在床上跟揉面一樣，揉啊揉的。要是遇到羅永浩這樣的胖子，一天來倆，那就完了。”這是周雲蓬最近在接受央視記者柴靜採訪時説的話。

　　在大理的時候，央視一套剛剛播了這期節目，周雲蓬的父母守在電視機前。看完節目後，母親馬上打電話給周雲蓬，告訴兒子，“挺好的”。

　　在夜總會看小姐跳艷舞看到反胃

　　1995年初到北京的周雲蓬，日子很不好過。他先後住過圓明園、樹村、香山、宋莊，這四個地方被稱為“京城地下文化聚集地”，常年住著搖滾歌手、畫家、詩人、作家、舞者、行為藝術家……

　　但街頭賣唱遠不如想象中那麼美好，除了結識一幫神神叨叨的苦哥們，周雲蓬並沒有太多的收穫。

　　第二年，他拿著賣唱存下來的一千塊錢，離開當時居住的北京圓明園村，開始另一段流浪之路。在韓寒辦的雜誌《獨唱團》裏，周雲蓬寫過一篇文章《綠皮火車》，其中寫到了坐火車四處遊歷的故事。

　　這一階段，周雲蓬跑遍了青島、上海、南京、杭州、長沙、三峽、株洲、昆明等城市，其間還多次往返北京。一千塊錢當然遠遠不夠，所以他又在各地繼續賣唱謀生，只不過賣唱的地點從街頭升級到酒吧夜總會，算是正兒八經地登臺演出了。

　　令周雲蓬印象最深的是湖南之行，他在那裏認識了同樣賣唱的小河，他們現在是很好的朋友，周雲蓬後來的兩張專輯(《中國孩子》《牛羊下山》)都是小河擔任製作人。

　　還有在湖南株洲夜總會賣唱的日子，周雲蓬和二十多個小姐待在一起，每天晚上等小姐們登臺跳完艷舞翻完跟鬥，當中休息時間就輪到他出場。

　　“湖南盛産主持人，那張嘴，給你一通胡説。”夜總會主持人介紹周雲蓬時，通常會説：“下面我們有請來自北京的金甲殼蟲樂隊主唱登臺演出。”然後周雲蓬戴著墨鏡上臺，什麼歌曲流行唱什麼，《人鬼情未了》《外面的世界》這些都是必備金曲。在株洲暗無天日地幹了三個月，連艷舞都看到反胃，周雲蓬拔腿走人。

　　這段時間，他完成了第一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中的大部分歌曲。

　　活活被逼成了一個民謠歌手

　　2000年，周雲蓬回到北京，住進搖滾歌手聚集的樹村，邊上是迷笛學校。

　　那時候北京流行重金屬和朋克，周雲蓬在樹村的鄰居是痛仰、病蛹、舌頭、木馬這些樂隊，單靠一把吉他賣唱的清淡方式，在重口味的音樂面前已經行不通了。“上街賣唱也挺難的，那陣子管得特別嚴。”

　　周雲蓬想過找樂手一起組樂隊。當時聲音碎片樂隊招聘主唱，周雲蓬去應聘，但排練了幾次，聲音碎片跟周雲蓬説：“老周，你還是一個人唱吧。”

　　可能這是每個民謠歌手都會遇到過的尷尬。五條人的主唱仁科，當年一心想組朋克樂隊，但玩朋克必須配備各種器材，最後仁科只能改唱民謠，“我活活被逼成了一個民謠歌手。”周雲蓬也是，他説自己也想過玩搖滾，但成本太高了，“效果器什麼的都很貴。”

　　這一年，香港導演張婉婷在北京拍了一部關於地下搖滾的電影《北京樂與路》，耿樂扮演的搖滾歌手跟著大篷車一起四處走穴，倍感屈辱。周雲蓬有過同樣的經歷。他在河北參加了一個殘疾人藝術團，專門下鄉去各個中小學或工廠單位表演，“很像賈樟柯的電影《站臺》。”

　　起先周雲蓬以為這是一種很浪漫的生活，但很快他就發現，“完全不是我想的那種大篷車吉卜賽的感覺，那個音樂太摧殘人了。”剛進團的時候，周雲蓬還能唱幾首自己喜歡的歌曲，比如崔健的《一塊紅布》或卡朋特的《昔日重來》，但團長不樂意，他要的是《還珠格格》那種，“你是風兒，我是沙”之類的歌曲。幹了半個多月，實在受不了了，周雲蓬拿著七百塊錢工資走人，回到樹村。

　　2001年，周雲蓬再一次上路，這次他去了西藏。至今周雲蓬提起西藏還是充滿嚮往，他説那是他最喜歡的地方，有信仰的宗教和淳樸的人心。

　　要麼握手，要麼絕望……

　　等回到北京，周雲蓬不願再過賣唱的生活，他厭倦了在酒吧為客人唱口水歌。而且很多人泡酒吧就為聊天，周雲蓬覺得自己在那裏唱歌的意義並不大。有時候他在臺上偷聽客人的聊天內容，“説的就沒一句真心話，老在酒吧裏唱，覺得生活太絕望了。”

　　在找不到固定經濟來源的情況下，古文功底不錯的他，試著從書商那裏接一些改編名著的活兒，就是把《三國演義》這樣的古典名著改成兒童版。“每一句或隔幾句就要改，很麻煩。錢也不多，千字二三十塊，有的甚至千字十塊，體力勞動嘛。”

　　那是周雲蓬最絕望的階段，他的朋友沙漠舟在小説《親愛的苦難》裏描述周雲蓬當時的狀態——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門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進屋，還用盲杖狠敲著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麼握手，要麼絕望……要麼握手，要麼絕望……”

　　2003年，摩登天空通過小河找到周雲蓬，跟周雲蓬簽了第一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的出版合約，五千塊錢買斷所有版權。這是周雲蓬最大的一筆收入，也是他人生中的拐點。

　　接下來，蘇陽、李志、萬曉利、王娟、小河、張瑋瑋等民謠歌手先後冒出，於是有了新民謠音樂這個概念。以“無名高地”為首的很多北京酒吧，開始力推原創音樂，周雲蓬終於有了固定的演出場所。這時候他慢慢相信，自己真的可以靠音樂生活。

　　隨著近幾年全國音樂節市場的興起，周雲蓬已經成為民謠舞臺不可缺少的一位演出者。

　　王朔曾經説過：“我希望能活在電影裏，所有生活中遇到的不如意，到電影裏都被簡化成一行字幕——很多年以後。”

　　面對多舛的命運，周雲蓬在詩歌裏寫道：我熱愛自己的命運，她跟我最親。

　　音樂不在空中/它在泥土裏/在螞蟻的隔壁/在蝸牛的對門/當我們無路可走的時候/當我們説不出來的時候/音樂，願你降臨——周雲蓬

　　三層樓的別墅，周雲蓬從早上起床就坐在頂樓的天臺上，根據太陽運動方位的變化，他不斷調整自己的坐姿。 房子幾乎沒有裝修過，一樓的客廳墻壁上簡單地挂著兩幅畫，看起來很像電視劇《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裏的劇照，幾個年輕人穿著上世紀80年代的衣服，在大街上騎著二八自行車，沒有目的的美好。綠妖説，“馮唐的品位”。

　　這是作家馮唐的房子，周雲蓬借住於此。

　　整個天臺連著三樓的臥室和洗手間，除了外出吃飯，周雲蓬的主要活動空間都在這裡。他在天臺上放了一副跳繩，每天做運動。以前在北京他買過一台跑步機，“那個太麻煩了，沒法四處帶，還是跳繩方便，上哪兒都可以跳上一段。”

　　他認真想過，是不是要養條拉布拉多導盲犬，“那個狗特別好，跟人也親。”但最終放棄了，因為身邊有朋友告訴他，地鐵、火車、汽車等公共交通工具，一律不準帶狗。“我要是養條狗，還得想辦法買輛車，再雇個司機。”想到這裡，周雲蓬就崩潰了，完全斷了養狗的念頭。

　　來大理之前，周雲蓬和綠妖住在紹興，從一座古城搬到另一座古城，周雲蓬的理由是：大理的陽光更充足，適合過冬。

　　他喜歡小城鎮的生活，人際關係簡單，每天練練琴看看書，自己釀釀酒，有種無所事事的舒適感。“在北京，不到半夜不會睡覺，每天下午兩點起床。在這裡一到晚上九十點鐘就犯困，交通也不方便，可以靜下心來好好寫歌。”

　　生物鐘的改變，也改變了周雲蓬的飲食習慣，他現在基本吃素，每天起床還自己熬粥。“冬天就適合待在家裏曬曬太陽，跟大自然的規律也吻合。”

　　事實上，眼睛的不便沒有給周雲蓬帶來太多的不便，他比大多數人更懂得發現生活的美感——上帝關上一扇門，必定會同時打開另一扇窗。

　　在家裏看電影缺少儀式感

　　來大理的火車上，在閱讀軟體的幫助下，周雲蓬讀完了科幻小説《三體》，這本書在他的朋友圈內正流行，羅永浩還想過有機會把它改編成電影。“我最近都在看朋友自己寫或他們推薦的書，像馮唐的《不二》，剛剛給我發來電子版。”

　　周雲蓬的閱讀通常是靠聆聽來完成，電腦的語音朗讀聲聽起來沒有太多感情，但這恰好給了他更多的想象空間。

　　看電影也是一樣。他之前跟我聊到賈樟柯的電影《站臺》，跟著殘疾人藝術團下鄉走穴的浪漫感，就是建立在這基礎上。“最近一次在電影院看的是顧長衛的《最愛》，雖然這片子聽説剪得挺狠的，但還是很震撼。”他對顧長衛和賈樟柯有明顯的偏愛，《小武》看了兩遍，還有《立春》，“那時候看《立春》，很有感觸。一群小鎮青年被困在小鎮裏，跟人談論梵高，天天嚮往北京，那種心情特別苦悶，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但他去電影院的次數不多，主要是怕麻煩，而且現在的國産電影都偏好走古裝視覺路線。遇到對白多的電影，他估摸著都能聽懂。遇到對白少的片子，“那太著急了，老半天也沒個動靜，凈聽見乒乒乓乓一通亂打，老得問身邊人怎麼回事。”於是他自己買碟回家看，“在家裏跟去電影院不一樣，在家裏看電影經常被打斷，一會兒電話響了，一會兒想起做點什麼事，感覺不對。”

　　最重要的是，在家裏看電影缺少一種儀式感，這是周雲蓬很在意的事情。“儀式感是感覺的一部分。就像現在年輕人過春節，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以前的春節很講究，初一要幹嗎，初二要幹嗎，都有規矩。現在就湊一起吃個年夜飯，沒了。不能怪年輕人愛過聖誕節、萬聖節這些洋節日，洋節日的儀式感弄得很強，容易把人吸引住。一個節日沒有儀式感，就缺少了審美。宗教其實也一樣。”

　　沒法像歌星那樣搞神秘

　　審美，這是一個周雲蓬多次提到的詞語。事實上，每個人對生活的認識，都源於自身的審美，所謂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包括幽默感在內。

　　看過周雲蓬現場演出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很幽默的人，在舞臺上放鬆自如，表演時經常加入很多臨場變化，互動性很強。“我們不像歌星，歌星有專業的團隊，還有形象塑造的要求，接受採訪時哪些能説哪些不能説，面對公眾要拿出什麼樣的表現，這些都有硬性規定，不能亂來。我們更追求好玩有趣，探索音樂的各種可能性。”

　　很多歌星用伴奏帶演出，中間過門時要算準用多少秒鐘跟觀眾打招呼，可能剛説完“左邊的朋友你們好”，就來不及説“右邊的朋友你們怎麼樣”這句話，“中間的朋友”就更顧不上了。“我帶一把吉他上臺，想跟觀眾説什麼都可以，靈活自由，沒法像歌星那樣搞神秘。”

　　搬來大理古城，減少演出頻率，每天在家練琴寫歌曬太陽，周雲蓬追求的當然不是神秘感。“古人的生活也是這樣，農民收割完莊稼就要過冬休息，等來年春天再開工。”在周雲蓬來年的計劃裏，他打算再出一張個人專輯，還要寫一本關於旅行札記的書，“我跟小河、吳吞、張佺還有其他民謠歌手，組成了‘河音樂’，明年參加香港藝術節，還去台灣演出，這得重視，要準備點新歌，不能上臺翻來覆去唱同一首歌，觀眾也要新鮮感。”

　　別一上來

　　就以孔子的標準要求自己

　　記者：今年你出了一本詩集和一張唱片，主要説説你的新唱片《牛羊下山》，跟前兩張風格截然不同。

　　周雲蓬：主要是生活變了。在北京的時候，那種黃沙漫天的感覺，做不出《牛羊下山》的雅致。搬到南方就不一樣，有種古詩詞的意境。《牛羊下山》的名字來自《詩經》，《詩經》有很強的植物象徵，南方很多樹木，空氣也好，在這裡呼吸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在北京，滿耳朵的汽車喇叭聲，太令人焦灼了。

　　記者：你在歌詞裏引用了古詩，但做了一些改動，加入了調侃，像“李白撲通跳下水”之類的段子。

　　周雲蓬：這個來源於小學生，我看到很多小學生改編了古詩詞，用他們的獨特方式，非常幽默。我讀書的時候，可讀的盲文書太少，只有唐詩宋詞這些。像《關山月》和《杜甫三章》，都是小時候倒背如流的詩。古詩要經常背誦，時間久了，總會被將來的生活所印證。而且在我看來，杜甫的詩很有現實意義。

　　記者：之前像《買房子》《中國孩子》這些歌，觀眾很有共鳴，外界以“公民歌手”的身份稱呼你，也希望你一直這麼做下去，怎麼到《牛羊下山》突然轉變風格了？

　　周雲蓬：我只是一個普通人，充其量只能用藝術來反映現實。我覺得每個人都要給自己設立一個道德標準，別一上來就以孔子的標準要求自己。咱們可以先設個底線，然後往著孔子的方向慢慢上升，這樣回頭一看還挺高興的。要是反著來，那就太崩潰了。一個國家也是一樣，都要捍衛住自己的底線。

　　記者：你演出時對觀眾的反應是不是挺在意的？

　　周雲蓬：這是必須的！我前段時間看梅蘭芳和程硯秋的傳記，他們是大藝術家，在那個時代都是名角兒，但他們面對觀眾時，把自己放得很低，把觀眾看得很高。這才是真正德藝雙馨的藝術家。我覺得那些把自己供起來的明星很愚蠢。千萬別把自己當回事，把心態放平穩，把音樂做好了，讓觀眾聽得舒服。説到底，要尊重藝術，不要拿差的音樂出來糊弄觀眾。

　　記者：你之前一直在做一些公益演出，像“紅色推土機”計劃，為盲童做了一些很實在的慈善工作。

　　周雲蓬：明年會再做一個“金色推土機”計劃，現在正在收歌，大概有十四五個民謠歌手會參加，包括左小祖咒、吳吞、李志等人。一方面為盲童盡點力，另一方面也要感謝這些參與的民謠歌手。我們唱民謠的這幫人很團結，這一點特別好，容易形成集體力量去做一些事情，到時候我們準備去全國各地演出。

　　記者：和以前相比，現在做音樂更快樂了吧？

　　周雲蓬：當一個時代都熱衷某件你喜歡的事情，那種感覺特別幸福。舉例來説，要是整個時代熱衷炒股，但你不喜歡，那對你來説就太糟糕了。現在很多文藝青年介入音樂演出的實際操作，這很大程度帶動了音樂水準的普及和提高，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