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非曾當過搬運工打雜多年：我很被動 聽天由命

孟非：我很被動，聽天由命

　　羊城晚報記者 肖執纓 實習生 陳健瑋

　　當過搬運工，做過印刷廠工人，在電視臺做了多年打雜的臨時工，現在的他，已經是成功人士了，但他演繹的卻不是一個“少年時候就懷揣宏大遠景”的勵志故事；他説，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成功模式———踏踏實實做好當下就可以了

　　要説當今中國內地最炙手可熱的主持人，孟非算是其中“之一”。自2002年江蘇電視臺城市頻道《南京零距離》(現名《零距離》)開播後，孟非就以睿智的“光頭”主持人形象及犀利獨到的點評受到了觀眾的喜愛。2010年，他轉戰婚戀類綜藝節目《非誠勿擾》，收視率迅速奪得全國同時段節目的第一名。在《新週刊》2010年度電視榜評選中，孟非獲得了“年度最佳主持人”大獎。

　　但就是這樣一個出盡了風頭的“公眾人物”，其人生經歷可謂是“屢敗屢戰”。近日，在結束了《非誠勿擾》的一次錄製後，孟非在江蘇廣電總臺大廈的13樓辦公室裏，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的專訪。他淡然地説：“跟我歲數相倣的人，有這樣的遭遇是很多的，有的人比我還要坎坷得多。”

　　作為在全國收視率僅次於《新聞聯播》和《天氣預報》的電視節目，江蘇衛視的婚戀交友節目《非誠勿擾》今晚迎來第130期。能在這麼長的時間裏依然保持著極高的人氣，是因為該節目從來不缺少話題，而孟非和樂嘉這個“光頭組合”就是一個最大的談資。

　　“熱鬧的馬路不長草，聰明的腦袋不長毛”，老百姓的俚語中總是透著大智慧。在《非誠勿擾》成為收視奇葩的奇跡道路上，兩個“光頭”居功至偉———一個是主持人，站著説話；另一個是心理專家，坐著點評。他們是整個舞臺上最清醒的旁觀者和最睿智的調和者，聯手幫助嘉賓們細細推敲感情路在何方；他們也是一溫一火的兩個絕妙拍檔，時不時你捧我逗玩點“男男曖昧”讓觀眾無語抓狂。

　　而在舞臺背後，他們同樣有著曾經坎坷的前半生。他們經歷了怎樣的酸甜苦辣？他們的“一夜成名”背後是否有著必然性？他們如何看待自己所服務的這個節目，自身又是如何對待婚姻和愛情的？……近日，羊城晚報記者專程去到南京，對孟非和樂嘉進行了獨家採訪。

　　折點1南下

　　“最窘迫時身上只有吃一頓盒飯的錢”

　　1971年10月12日，孟非出生於重慶市一個普通家庭，1982年隨父母工作調動到了南京。1990年，他高考落榜。為了謀求出路，他和一幫同學去了深圳，但現實很快粉碎了他的美夢。幾經週折，他才找到了一份搬運工作。

　　羊城晚報：你的經歷你的故事都特別“勵志”，你自己這麼認為嗎？

　　孟非：可能大家看到的“經歷”都是轉載自網絡上的幾篇文章吧。其實我想通過這個採訪給大家澄清一下，這些文章的骨架和事實基本上都是有的，但文章是按照“知音體”、“故事會”等風格，進行了比較噁心的、大量主觀的聯想。其實把故事的核心要素抽出來———在我那個歲數的人，有這樣遭遇的人是很多的，比我坎坷得多的，也有的是。

　　羊城晚報：高考落榜這件事對你的打擊大嗎？

　　孟非：不太大，預料之中的事。(笑)父母那時候都沒工夫管我，但都有知識分子家庭對下一代的期望。不像現在的那些變態家長，班也不上了，一門心思輔助孩子，以上哈佛、劍橋為終極目標。那時候，父母拿不出時間和精力幹這些事，但他們意識裏有這樣對我的期望。

　　羊城晚報：當時對自己的未來有什麼打算嗎？

　　孟非：就是現在，我對未來也沒有什麼打算。當科學家、當明星等夢想，小學二三年級有過，小學畢業後就沒夢想了。我從來沒有什麼職業理想、職業幻想，只是覺得當記者還不錯，因為我父母是當記者的。

　　羊城晚報：那時你算是一個胸無大志的人嗎？

　　孟非：算，現在也算。

　　羊城晚報：你這種心態，父母就不給你點壓力？

　　孟非：還好，但中國式的教育，孩子怎麼會沒有壓力呢？不管什麼家庭的孩子都會有壓力，只是壓力大與小而已。

　　羊城晚報：你抗壓性很強嗎？

　　孟非：絕對不算。我面對壓力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放棄。領導交給我的事情，我會努力地做好。我並不是那種特別消極的人，只是我沒有某些宏大的人生規劃、理想要去實踐，但我也是一個踏踏實實的人。領導佈置的事情，我都會盡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好，甚至比領導希望的還好———那就可以了。

　　羊城晚報：後來你和一幫同學去深圳的目的是什麼？

　　孟非：淪落到社會上還能幹嗎？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很多人都覺得深圳遍地是黃金，去了深圳就會發財。去了一個月，我發現這是不可能的，很快就回來了。

　　羊城晚報：當時做搬運工？

　　孟非：當搬運工的時候，和兩個朋友住在當地一戶漁民家裏，家徒四壁的那種。最窘迫時，身上只有吃一頓盒飯的錢。儘管一天能掙個兩三百塊錢，但沒有保障，不是天天都有活幹的。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一天能掙個兩三百塊錢真的很好。

　　折點2事故

　　“它對我的人生觀有很大的影響”

　　孟非回到南京，成為一名印刷廠小工。他每週從週二早上8點鐘上班，一直要忙到週四晚才能下班。由於工作時間長、耗費體力大，在一次工作時，他的手被捲筒卷了進去。對於這段經歷，孟非坦言對自己的人生觀産生了很大影響。

　　羊城晚報：做印刷廠小工的經歷對你有什麼影響？

　　孟非：對我的職業沒什麼影響，但對我的人生觀有很大的影響。在這個社會的底層，你打拼過，你不是在看小説，不是在看新聞報道，不是在看連續劇，而是你自己真正接觸了社會底層的真實生存狀態。你天天跟他們一樣一起吃喝睡，幹著一樣的活兒，拿著一樣的工資，你沒有任何優越感可言。無論你內心深處想的是什麼，你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羊城晚報：當時勞動強度有多大？

　　孟非：每個星期印一次報紙，印的是廣播電視週報嘛，發行量100多萬份。我們廠是小廠，兩組人輪流印，從星期二晚印到星期四早晨，中間還連著一個夜班，看日出日落看兩回。幹8小時休息2個小時。初來時，讓我背石棉網，雖説不是很重，但體積特別大。工作時間和體力都是超負荷的，工作結束後騎自行車回去，手都是哆嗦著。月收入300塊錢左右。

　　羊城晚報：後來出了一次大事故？

　　孟非：一次工傷，我差點殘廢。那天早晨印完報紙，要擦完機器才能算結束。我手上裹著棉紗、沾著汽油擦印刷滾筒，擦一點就要轉動一下機器。由於工作時間太長了，這只手轉動著滾筒，那只手還沒拿出來……於是我的手裹著紗布就捲進去了。幸虧有位老工人救了我，過程大概是五六分鐘。那時候有意識，但腦袋一片空白。

　　羊城晚報：這個經歷對你後來的職業生涯和性格有影響嗎？

　　孟非：我出事是在6月份，離開印刷廠是在次年春節前。我自己辭職的。很難把這件具體的事情和某些具體的事情相聯絡。做過工人，呆過社會底層，有這段體驗，那看待很多社會問題，就會懂得從什麼角度、從什麼立場去看了。當然我不認為新聞非要把屁股坐在哪個群體中，它講求的是事實，但是起碼在評論和看待某些社會問題上，會更符合大眾的需要。

　　折點3等待

　　“在電視臺當臨時工內心受到很大傷害”

　　1994年，孟非成為江蘇電視臺文藝部體育組的一名臨時工，負責接待工作。就這樣，孟非在電視臺做了七八年臨時工。儘管收入高了一些，但“臨時工”這個名不正言不順的身份，始終讓孟非充滿了糾結和尷尬。

　　羊城晚報：你怎麼會去了電視臺呢？

　　孟非：我父母在電視臺，但我當時是做臨時工，在辦公室端茶倒水、打電話、叫外賣，這些都是沒有工資的。就等著記者們有活叫上你，給你50塊錢；或者明天有個活兒，報道誰誰誰，3天，就給你150塊錢。如果你勤快的話，好多記者都會叫上你。

　　羊城晚報：會覺得委屈嗎？

　　孟非：會。內心的感覺是，雖然都是做最低級的活兒，但在印刷廠大家都是平等的，每月都拿300塊錢工資。但在這裡，是不平等的，這裡等級森嚴———幹同樣的活兒，人家拿錢跟你就是不一樣。人家是有保障的，你沒有。你説衛生紙值多少錢？但那也是一種福利。你只是去樓下把衛生紙搬上來分給大家。發啤酒也是，只是我們這些人搬，但沒有你的份。其實幾卷衛生紙和幾瓶啤酒對你並沒有那麼重要，但這對你內心的傷害是很大的。儘管當時我的同事對我非常好，但那種好是無法彌補這種傷害的。

　　羊城晚報：那時候你是為了日後當記者、當主持人“打伏筆”？

　　孟非：那時候我沒有想過幹什麼，只是見一步走一步。我不幹這個，那我能幹什麼？並沒有那麼多的選擇放在我面前。在電視臺混就是這樣，當時單位的機制還沒有那麼健全，如果你還是臨時工，但你的能力又可以勝任某些事，當你幹的活從低級開始慢慢到高級的時候，收入也會越來越好，只是沒有一個明確的身份。有時想：等時間長了，總有一天要解決一些人的，輪也該輪著我了吧？當時幹臨時工的年輕人很多，但他們幾乎都沒等到最後，都走了。誰受得了這個？你看不到希望，也得不到承諾，哪怕是渺茫的承諾，甚至連敷衍的話也沒人跟你説。

　　折點4成功

　　“做記者的那段時間是快樂的”

　　孟非主持新聞節目《南京零距離》九年，以獨有的風格受到業界的好評，還被稱為“南京的兒子”。當央視向他伸來橄欖枝時，孟非謝絕了。他説自己有妻有女，已經沒有了20歲時的激情，很安於現狀。

　　羊城晚報：當了七八年臨時工的經歷，對你後來成為民生節目《南京零距離》的主播有什麼影響？

　　孟非：你自己扛過攝像機、寫過稿、剪過片子，跟一個從播音主持專業出來的主播顯然是有區別的。這是一個日播節目，每天有那麼多新聞，我幹了9年。剛開始，頭100天，我都沒有休息過；之後每個星期休息一天；又過了幾年，每星期休息兩天，有替班了。從年輕人的角度看，我覺得做記者的那段時間是很快樂的。

　　羊城晚報：好像記得當時曾經有規定，電視臺主持人是不能剃光頭、穿花襯衫上電視的？

　　孟非：地方檯的新聞，形象也很重要，是要覆蓋全省的，長得是不是“主旋律”很重要。當時臺領導是相當地破例。我本來就頭髮少，就乾脆剃光它。我不是為了上這檔節目而剃光頭的，頭髮少是生理缺陷，不是説不歧視生理缺陷的嗎？(笑)

　　羊城晚報：在你正式當記者和主持人之前，做了哪些準備？

　　孟非：我沒有刻意做準備，就是把夜大中文系念完。我並不是為記者生涯做準備，只是覺得內心空虛，必須找一個心靈的安慰。

　　羊城晚報：據説你還多次放棄了去央視的機會？

　　孟非：説實話，這件事我不太願意多講。央視有幾次來江蘇考察過這個節目，也有好幾個節目想挖我過去，但事實上，我們當時根本沒繼續往下談。

　　羊城晚報：為什麼沒有往下談？

　　孟非：我這個人比較懶惰，做生不如做熟。如果我當時是二十幾歲的話，我會立刻去央視；但當時我三十齣點兒頭了，有妻有女，何必呢？沒有了那種激情。更何況央視的新聞能給我更大的空間麼？不可能。那我去幹嗎？掙錢多嗎？

　　羊城晚報：現在回頭看自己做記者、主播的那段時間，你覺得是遺憾多還是成就感多？

　　孟非：成就感。如果有什麼遺憾的話，那恐怕所有的中國新聞人都會有遺憾，那是共同的遺憾。

　　折點5轉型

　　“我幹的每件事都不是自己的意思”

　　孟非説自己幹的每件事都是“聽天由命”。2010年1月15日，《非誠勿擾》開播，他轉型以一名綜藝節目主持人的身份出現。《非誠勿擾》播出後大受歡迎，孟非表示，他這也許是另外一種成功模式。

　　羊城晚報：後來轉型做《非誠勿擾》和《絕對唱響》的主持人，是你自己的意願嗎？

　　孟非：我幹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我的意思。我很被動，聽天由命。

　　羊城晚報：一個聽天由命的人，為什麼“結果”會很好？這不太符合“勵志”的標準……

　　孟非：我覺得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們看到的成功人士都是在少年時候有著宏大的遠景，都朝著自己的目標奮鬥百折不撓；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模式，踏踏實實做好當下就可以了。還有，碰到個好領導對我很信任。

　　羊城晚報：有人認為，《非誠勿擾》這個節目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應該歸功於主持人，你個人如何理解？

　　孟非：通常受眾願意把大多數功勞給主持人，而幕後有很多工作，大家是看不到的；但這也很公平，一個節目不好看的話，觀眾也不會罵幕後，只會罵主持人。這個職業的特性就是，讓你享受到你原本享受不到的東西，也承受著你原本不該承受的責任。但我很同意一點———主持人的風格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節目的風貌和氣質。《實話實説》先後由三個人主持過，風格是不是都不太一樣？

　　羊城晚報：你的主持風格是什麼？

　　孟非：我自己還真的説不上來，這個必須要觀眾來評價。顯然，我們是在給中國觀眾提供另外一種風格。

　　羊城晚報：《非誠勿擾》讓你走出了江蘇，成為全國的公眾人物，你適應嗎？

　　孟非：我沒有什麼不適應的感覺。(笑)以前做新聞節目時有六七千萬人看，現在有六七億觀眾看，你覺得有區別嗎？你在江蘇有人對你指指點點，到了安徽有人對你指指點點，這樣有區別嗎？六千萬人的指指點點和六億人的指指點點，這個沒有區別；從沒有人指指點點，到有人指指點點，這才是一個區別。

　　羊城晚報：區別是什麼？

　　孟非：原來可以做的事、可以説得話，現在你必須得謹慎了，因為你身份不同了，人們要求你的標準不一樣了，你的隱私權和其他人也不一樣了。

　　羊城晚報：有時要面對回答了無數次的問題，你會覺得很煩嗎？

　　孟非：不能這麼講，應該説這是職業的一種屬性。我想大多數老百姓會討厭公眾人物老是説：“哎呀太累了，每天都做這樣的事情……”那你不要做啊！有人拿槍指著你的頭非要你做嗎？什麼“簽不完的名，合不完的影”，那你不要做啊，不要紅啊！這是你的職業決定的事情。

　　羊城晚報：現在你有了號召力，有沒有想過用它來幫助一些弱勢群體？

　　孟非：當然會，我是江蘇省紅十字協會的理事。我以個人名義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主要針對農村的失學兒童。我想，關鍵不在於你能幫助多少人，只是你幫助別人這件事，首先能滿足自己的一種精神需要。

　　記者印象

　　《非誠勿擾》裏的孟非幽默、睿智，面前的這個孟非還多了一份坦誠。可能是從低層打拼出來的緣故，他一直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

　　“屢戰屢敗”，是他前20年的寫照，原本我想挖掘一些他坎坷經歷中的“勵志因素”，但他先是一句“從小就對未來沒有打算”，沒多久又一句“我很被動，聽天由命”，讓專訪文章的“勵志”色彩變淡。但“失望”之餘，卻對他更添了幾分敬意。

　　情感話題

　　孟非自己的

　　“我們那代人沒什麼特別的”

　　在節目中，孟非見識了愛情觀各異的嘉賓們，而生活中的他，愛情觀卻是屬於“那個年代”的。

　　羊城晚報：你個人如何看待節目中不同的感情觀？

　　孟非：我們一輩子都在做標準答案，但這個節目提供的不是標準答案。我覺得沒有誰能説這是對或者不對，尤其是感情這事兒，只有合適與不合適、喜歡與不喜歡。婚姻感情是軟性話題，就是過日子、家長裏短，就這麼一點兒事，大家就當是在一起聊天探討。

　　羊城晚報：80後、90後的愛情觀與你這個70後的大相徑庭，你會羨慕他們的想法嗎？

　　孟非：我會很羨慕現在年輕人的生活狀態。譬如説，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後我辭職去旅行了；然後回來再找工作，等又有了一筆錢了，又去另外一個地方生活、旅行。我做不到這種事，但又想做。我就是那種沒出息的中年男人。每次他們講出那種話的時候，我的眼睛裏就放出羨慕嫉妒恨的光芒。

　　羊城晚報：你自己真實的感情觀是怎樣的？

　　孟非：我們那代人沒有什麼特別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跟大多數人沒什麼不一樣———找個普普通通的人好好地過日子就行了。沒有什麼特別要求，家庭也很普通。我也沒什麼不願意透露的。我曾經在博客裏寫：“我又不是戀愛專家，我的家庭極其普通。簡單正常得不能再簡單。”

　　羊城晚報：你個人如何看待愛情與金錢的關係？

　　孟非：這要看對什麼人説———你對一個從農村到城裏打拼、一個月收入很微薄的年輕人説“錢不重要”，這種話對他們來説是極其反感的。情人節那天，男人都捧著花見他們的女人，很多白領會覺得很惡俗，因為他們已經過了這個階段。但是低收入人士沒有經過這個階段，他們也想送花，也想去燭光晚餐。這是他們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