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大國博弈下的天朝夢殤

　　第三集：中日"龜兔賽跑"

　　【總導視】

　　甲午年爆發的中日戰爭，很多人忽略了期間大國博弈的重要細節。為什麼會出現多個"三國演義"式的三角博弈？大國博弈怎樣改變了東北亞力量的平衡？又如何導致了全球勢力的重新洗牌？英國為什麼放棄了中國這個傳統的戰略盟友，從此選擇了日本？它為什麼會成為十年後日俄戰爭的導火索，並最終推動了俄國革命？更為重要的是，大國博弈下的中日甲午戰爭，是如何徹底打斷了天朝帝國的變革之夢？

　　敬請關注，《講武堂》欄目全新推出，紀念甲午戰爭120週年大型系列節目：

　　《甲午：大國博弈下的天朝夢殤》。

　　【本期導視】

　　中日幾乎是在同一時期，被打開國門，為什麼結果卻大相徑庭？同一個時代的變革，為何成敗兩分？是戰略上的失策，還是體制上的弊病？大清帝國的洋務運動，幾多發人深省。

　　新銳學者戴旭、陳雁、盧勇，以全新的視角為您講述：

　　《甲午：大國博弈下的天朝夢殤》之三：中日"龜兔賽跑"。

　　《講武堂》4月26日上午10:18，震撼播出！　　

　　盧勇(軍事專家)：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幾乎在同一時期被打開了國門，開始了社會變革，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説是兩個國家社會變革成果的一個較量。但是結果出乎當時所有人的預料，中國是完敗，日本是完勝。有人説中日兩國的變革是同途殊歸，為什麼會出現這麼一個結果，今天我們就請戴旭和陳雁兩位專家和我們一起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一個小片。　　

　　1840年，英國打開了中國的大門；1854年，美國正式打開了日本大門。危機感和憂患意識，困攏著中日兩國，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思考怎樣變革。日本吸取了中國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一方面開港，另外一方面加強海防，同時實行了幕府改革，為明治維新打下了基礎。而中國也開始了洋務運動，興建海軍，購買洋槍洋炮，在政治經濟領域進行"英國化"式的改革，但是最終結果卻大相徑庭。　　

　　盧勇：從這個小片我們可以看到，中日兩國的變革確實有很多的共同點，比如説從地緣上來説都是東方國家，從時間上來説幾乎是處於同一個時期，變革的方式也是從上到下，它變革的目標總的來説是救亡圖存等等，那麼多的共同點，為什麼會産生這麼迥異的結果呢？

　　戴旭(國防大學教授)：我覺得這個主要是，雙方一個是國家內部的結構不一樣；第二由於雙方在變革當中的指導方針不一樣，指導思想不一樣；第三是推動這場變革的這些力量都不一樣。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雙方的國家形態都是封建形態，封建專制國家，封建社會形態，同時也都是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的這樣一种經濟形態。

　　盧勇：我們都知道社會變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

　　戴旭：它是全系統的變革，這個全系統變革十八世紀中葉已經完成了，就是在歐洲的這個地方完成的。

　　盧勇：我覺得我們可以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地來進行探討。

　　陳雁(國防大學副教授)：我覺得衡量任何事情或者任何一個人能不能成功，大家都知道的一個道理就是外因只是輔助的，主要還是內因。從哲學上講，一個國家，包括一個民族，它面臨這種生死存亡的時候，應該回答三個非常基礎的問題，就是你以為你是誰，在別人眼裏你是誰，你這個角色決定了你應該是誰。這三個坐標係如果重復率越高，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它肯定獲勝的把握更大。但是實際上，當時的中國和日本恰恰就在這三個坐標上，我覺得日本它的定位很低，它看別人很清楚，看差距很大。中國從來都沒有想清楚過自己是誰，它也沒有真心實意想了解這個世界，它更看不懂這麼大一個國家，人口、文化包括財富。它對自己的體積和實力以及別人認為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或者你應該有什麼樣的定位都不清楚，所以這三點決定了我們肯定在這方面會吃虧。

　　戴旭：剛才陳雁講的我覺得有道理，她説日本在這個變革當中對自己的定位，

　　盧勇：實際上就是，當時日本被打開國門之後，它對自己、對對手，都有個非常清醒的認識。

　　戴旭：對，要麼我做被掠奪者，要麼我去掠奪別人。

　　盧勇：實際上當時的清政府應該有更多的時間，更多機會去認清自己。

　　戴旭：我認為它已經被打矇了

　　盧勇：不是，早在被打矇之前，它應該看到一些徵兆，比如説歐洲在爆發拿破侖戰爭時，它閉目塞聽，它不去理那些事情。其實也有一些信息送上門來，如 1893年馬嘎爾尼奉英皇之命出訪中國，當時給乾隆帶的禮物，我們現在仔細一看可能會嚇一跳，這些禮物裏面已經有當時發明不久的蒸汽機、榴彈炮、毛瑟槍、連發手槍，甚至還有一個軍艦的模型。這艘軍艦是當時英國規模最大的，裝備有110門最大口徑火炮的"君主號"艦船模型。如果當時清朝的統治者能夠靜下心來研究一下這個禮單的話，恐怕他們也會感到外面的世界已經變化了。

　　戴旭：我覺得更早，明朝時候紅衣大炮就已經進來了，那個時候西方大炮質量上就已經比中國質量要強得多。我們在講到軍事變革的時候可能會回顧到這一點。這時西方，前面不是講了嗎，十八世紀已經完成了軍事變革，你剛才講的這些輪船，包括它這些大炮等等都是它産業革命的産物。但這個時候，清朝還在滿足於自己的自給自足，它可能把這些認為是"奇技淫巧"，它不認為你有什麼，你這邊有，我也有我自己的東西。比如我這邊的瓷器，我這邊的手工藝品，也是非常完美的，並不認為它是社會形態的落後。所以，在1840年把國門打開以後，當時日本就認為是一個非常大的危機，而清朝卻還沒有認識到。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同時還伴隨太平天國起義，這時清朝才感覺到，它的內部也不行了，外部也不行。隨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槍聲剛剛一停，洋務運動隨即就開始了。

　　盧勇：這時應該説比日本起步還要早。

　　戴旭：比它早，但比它受的教訓也要深刻得多，創傷也要重得多。那為什麼它的變革反而不如日本徹底呢？這個問題我覺得又要回到兩個不一樣的國家基本狀態，一個是日本它本身這個國家沒有文化，或者叫它就沒有宗教，也沒有哲學，這是全世界的共識。但它有什麼呢？就是對天皇的絕對服從，導致這個國家一直在這個方面缺少思想。

　　盧勇：實際上這是從社會結構上來談的

　　陳雁：我感覺戴老師説的，我不是太贊同。我倒是覺得它之所以會産生這個區別，還是日本本身。打個比方吧，中國是一個非常非常富有的老地主，日本是一個光腳丫子的窮小夥子，打漁的。那當然，中國看別人送大炮，感覺是欣賞，它是看戲者的一個角度；日本它從來都沒有站到前臺過，而且它心裏是沒有任何規矩的，日本本身沒有文化，它只是一個島國。它的文化其實很多都是輸入的，科技是從歐洲，印度、中國賦予了它很多文學、哲學、宗教的思想。所以日本從來都是拿來主義，或者説它從來的定位就在這裡。所以它看了這個大炮，它會認為是全新的，就像孩子看到一樣新的科技、一個新的武器，它會全心全意、客觀地去接受它，欣賞它。而從康熙開始，已經請了外國的畫師畫像，對那些西方的科技，其實接觸得更早。但是它始終認為那是別人的事，就是因為它是個老地主，我有的是東西。我覺得這還是一個習慣的心理。

　　盧勇：就是還處於自我陶醉之中，覺得這麼大一個天朝大國，自我感覺非常良好。 "一喜而四海春，一怒而四海秋"，覺得天下是以我為中心的。

　　陳雁：中國到了清朝，它一直以來自以為很成功，本來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它也確實是很成功的一個老者，一個智者，所以它就不太有學習的動力。否定自己是最難的，我覺得國家可能也是如此。但是從日本來講，它沒有歷史包袱，它也沒有什麼經驗可循，反正就是什麼有用，我就學誰，中國強大就學中國，我覺得這就像老人和孩子。

　　盧勇：陳老師講的我非常同意，但是我覺得剛才戴老師講的也很有道理。中國和日本的整個社會結構，包括社會制度它還是不一樣。從它的整個社會制度、社會形態來看，它的封建制度沒有像中國那麼完善，把它推倒可能會更加方便。

　　戴旭：對，剛才陳雁説"小夥子"和"老地主"，當然用這樣一個形象也有她的道理。你剛才講了，中國的洋務運動開始的比日本早，為什麼最後它反而沒有走到頭？但是我們也要記住，中國挨打也比日本早，當中國挨打的時候日本是作為旁觀者的，叫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打了這兩次以後，中國都是當局者，它實際上已經被打矇了，打矇了以後，第二次鴉片戰爭剛一結束，它匆匆忙忙立即變革，來不及進行思考，來不及對自身特點的認識、對外部世界的認識，來不及對比，匆匆忙忙就進行了變革。

　　盧勇：我們現在設身處地地推測一下，實際上當時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對日本的震撼還是很大的。

　　戴旭：非常大。

　　盧勇：因為一千多年來，它一直仰視天朝大國，仰視中國，突然這麼一個強大的鄰邦，被一個外來文化打敗了，對它(日本)的震撼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