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海口11月3日電 （記者 常紅）今日，在以“公平可持續發展之路——面向未來的新興經濟體”為主題的第75次中國改革論壇上，與會專家普遍認為，過去30年，以經濟總量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式，在為中國做出歷史貢獻的同時也積累了資源環境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等很多矛盾。為此，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行政體制等綜合配套改革勢在必行。

　　加快社會公共需求為導向的社會體制改革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認為，未來10年要實現公平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改革任務繁重，挑戰巨大，關鍵在於抓住制約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突出矛盾，實現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的重大突破。

　　第一，加快以完善生産要素市場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加快建立富有活力的市場主導的經濟運行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要抑制對資源和要素的過度需求引發的外延擴張式增長，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改變定價機制，建立健全資本、土地、自然資源等生産要素市場，由市場來決定稀缺的生産要素的價格。完善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財稅體制和政策，調控資源的供給和需求。

　　第二，加快以滿足社會公共需求為導向的社會體制改革。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的消費能力。努力擴大就業，鼓勵全民創業。注重通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啟動農村大市場。通過政策創新、體制改革、制度安排和機制建設穩步推進城鎮化，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確保農民土地權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加快健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市場。建立健全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基礎，儘快形成較為完善、城鄉統一的國民教育服務制度、醫療衛生服務制度、養老保障制度、公共就業服務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會救助制度等。

　　第三，加快以政府職能轉變為主線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府職能轉變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應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投資體制改革，消除地方政府投資擴張的衝動，增強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功能。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推進政府從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的轉變，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環境。

　　中國經濟應保持7—8%的中速增長

　　關於經濟發展的目標，國家開發銀行顧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劉克崮提出中國經濟增長應以“質量優先，中速持續”為原則。

　　劉克崮認為，對大眾提的口號不要太模糊。“質量優先，中速持續”，即把我們持續30多年9%、階段性10%的增長率，按照客觀實際，降到7-8%。

　　“兩三年前，我曾提出GDP增長不要搞那麼高，多數人不同意，認為中國需要高速度。現在看，客觀規律教育我們，中國發展速度要遵循規律。” 劉克崮表示，國際上4-5%是中速、7-8%是高速，10%是超高速。而在中國，GDP增長7-8%是中速，偶爾下到6.5%也不要緊張。要抓住質量的核心，建立科學合理的GDP評價體系。

　　“中速持續”有兩個基本點：一是平衡、和諧、可持續。二是投入産出比。勞動生産率是第一類指標；對能源、資源的消耗是第二類指標，對電、水、礦、資金等都可以明確指標，簡單的就是單位GDP消耗；第三類是對環境的污染和影響，在經濟增長中要考慮代際責任，即要對下一代負責；第四類是分配，速度上去、財富增加了，但是相當多的老百姓沒有切身感受，貧富差距不斷拉大。

　　“我們要用一年左右的時間，積極準備新一輪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特別是價、稅、費、財、金、房地聯動的綜合配套改革。” 劉克崮説。

　　中國綠色發展制度集中在三方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張軍擴表示，中國走綠色發展之路已經成為必然的戰略選擇，既是對全球範圍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問題的積極響應，也是中國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張軍擴認為，中國選擇走綠色發展之路，中國人口多，人均資源佔有量少，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比，工業化、現代化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更加嚴峻。由於國情特點、發展階段和體制因素等方面的制約，中國經濟資源消耗高、環境代價大的粗放發展方式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如果説這種增長方式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還難以避免、因而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話，那麼在中國經濟已經跨過中等收入門檻、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下，這種粗放的發展方式無論如何難以適應全球和中國自身資源環境條件的需要，從而也不可能將中國引向現代、和諧的高收入社會。正因為如此，將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確定為”十二五“期間發展的一條主線。

　　張軍擴指出，中國的綠色發展制度主要集中在命令控制、經濟刺激和社會引導三個方面。一是從中央到地方逐級落實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的具體要求，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污染水平進行管制，制定有關的環境標準，包括污染排放的種類、數量、方式等污染指標，並以相應的法律法規保障其執行效果。

　　二是通過市場機制引導生産者和消費者在各自的生産和消費過程中對其行為進行成本效益評估，從而選擇有利於環境保護行為，初步建立了以排污收費制度和資源稅為代表的經濟刺激型環境政策工具體系，包括環境補貼、押金返還、環境保險、排污權交易、綠色信貸和生態補償機制等在內的環境經濟手段。

　　三是通過廣泛的道德規勸和輿論影響，如“兩型社會”建設、低碳生活理念宣傳等手段，將保護環境的觀念滲透到企業的經營理念和居民個人的價值觀之中，從而促使符合綠色發展要求的生産消費習慣成為深入人心的自覺行為。

　　中國社會領域發展相對滯後 HDI徘徊在100位左右

　　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認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向新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儘管中國在經濟發展領域取得巨大成就，但在綜合發展特別是社會發展領域仍相對滯後，呈現明顯的短板。

　　從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來看，中國在過去的幾年來一直徘徊在100位左右， 2011年數據顯示，在18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排名102位。人類發展指數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佈，是目前得到最廣泛認可的綜合性發展評估體系，它不局限于經濟增長數據，而是擴展到涵蓋教育、科技、健康、社會公平、可持續等多方面的總體發展評價。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序偏低和持續徘徊的狀況，與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成就並不相稱，集中反映了我們在社會發展領域的相對滯後和不足。

　　趙白鴿指出，中國所處的社會正在迅速地、深刻地發生著變化，未來社會發展領域的挑戰將更顯複雜和嚴峻。老齡化、城鎮化和信息網絡化構成了中國社會轉型的三大基本特徵。

　　第一，老齡化。中國的老齡化正在加速推進，從2011年到2015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預計將由1.78億增加到2.21億，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萬；老年人口比重將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遞增0.54個百分點。全社會年齡結構的老化意味著勞動力結構和人口紅利的變化，意味著不確定性增大，意味著抗風險能力下降。

　　第二，城鎮化。與快速城鎮化相適應，中國的流動人口在當前和未來較長一個時期都將保持在2億左右。城鎮化促進了人口流動和思想解放，也很可能凸顯或加劇在資源不足、社會摩擦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問題乃至衝突。以80後、90後以及未來00後為主體的城鎮化和人口流動將對現有的社會格局和社會管理模式提出新的挑戰。

　　第三，信息化與網絡化。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統計，截至2012年6月底，中國網民數量達到5.38億，互聯網普及率達39.9%；手機用戶突破10億，手機網民規模達到3.88億，手機首次超越臺式電腦成為第一大上網終端；以微博為代表的社交網絡用戶由2010年底的6000萬猛增到3億以上。信息化意味著信息的平衡分佈和快速傳播，低成本、廣覆蓋的新傳媒技術和渠道，深刻改變了包括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等在內的傳統組織模式和工作方式，也深刻改變了公民的維權意識、參與意識和行為。

　　中國下一步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必須將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原則作為重中之重，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的全面發展。趙白鴿認為，一個成熟的社會，離不開大量自立的、活躍的、有責任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對中國而言，需要一個和諧的、穩定的、自我調適的社會，需要大量的作為政府夥伴和助手的社會組織來共同承擔責任和發揮作用，需要正面引導社會的有序發，大力促進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