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舊居門樓

　　電影《紅高粱》中，“我奶奶”挑著飯菜去犒勞“我爺爺”走過的那座小石橋。

　　上世紀90年代，莫言在一處倉庫寫作《酒國》

　　（莫言文學館供圖）

　　“你家三兒子把我給寫死了”

　　管謨業終於穿上了夢寐以求的軍裝，去了離家不遠的山東黃縣總參某部當兵。

　　送兒子走的那天，母親哭得稀裏嘩啦。平日嚴肅的管貽范對著小兒子説：“凡事謹慎，切記禍從口出，人不要張狂，否則必遭禍患。”

　　後來，管謨業改名莫言，也正是因為父親的這番話。

　　“這一次是真正和野菜、地瓜幹離了婚。”莫言剛到新兵連的第一頓飯，一籠雪白的小饅頭，他一口氣吃了八個。炊事班長對司務長説：“壞了，來了個大肚漢。”司務長回答：“吃上一個月就吃不動了。”果然，一個月後，莫言肚子裏有了油水，同樣的饅頭只能吃兩個了。

　　初到部隊，莫言和所有的農村兵想法一樣，好好表現。挖廁所，重活臟活啥都幹，爭取提幹留在部隊。他很快當上了副班長，還成為連隊裏的圖書管理員。因為表現突出，自稱高中文化的莫言被上級調到河北保定，當新兵連的政治教員和保密員。

　　小學未畢業的莫言惡補大量馬列著作後，也敢拿著大學教材給戰士們上課了。在哥哥的往來書信指導下，他閱讀了大量的古典文學，寫作水平也得到質的飛躍。

　　在哥哥的指導下，莫言的第一篇小説《春夜雨霏霏》發在了保定的文學刊物《蓮池》上。

　　文學最終改變了莫言的命運，1982年，靠著發表的8篇小説，在領導的大力推薦下，部隊留下了超齡的莫言，提升他為行政23級的排級幹部，還把他調到了北京延慶總部當宣傳幹部，負責理論教育工作。

　　在莫言小説《白駒鞦韆架》中，第一次出現“高密東北鄉”。此後，莫言所有小説故事，都圍繞“高密東北鄉”展開。經過幾十年的苦心經營，高密東北鄉，與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和馬爾克斯筆下的馬貢多鎮一樣，成為世界文學版圖上的地標。

　　“莫言筆下的東北鄉，是以他生活的故鄉河崖公社為原型虛構的，現實裏的高密都是一馬平川，但在他的筆下，東北鄉除了平原，有森林、湖泊、高山、草原，這是典型的虛構文學世界。”莫言大哥管謨賢對南方週末記者説。

　　1984年7月，解放軍藝術學院首次設立文學系，部隊老作家徐懷中當系主任。考試只有3門課，政治、語文、史地，莫言考了216分，其中語文90分。他和錢鋼、崔金生、李存葆等人成為了同學。

　　兩年之後，軍藝畢業的莫言被分配到總參政治部文化部當創作員，在北京城裏安了家。接下來，莫言又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研究生班，拿到了文學碩士學位。

　　在軍藝的兩年，讓莫言找到了自己的創作方向。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源於他的真實遭遇：12歲時他在一個離家不遠的工地上，給一個鐵匠拉風箱，他溜到旁邊的蘿蔔地，偷了一個紅蘿蔔，被人抓住，脫了他的鞋讓他對著毛主席像當眾認罪，回家又被父親拿繩子抽打。

　　《紅高粱》是莫言1985年寫的，那年剛好是抗日戰爭勝利40週年，他想起了棉花加工廠的好友張世家講的孫家口伏擊戰。

　　1938年，當時駐膠縣的日軍汽車隊，經常從村後的石橋上經過，到平度縣城去。3月15日，當時高密東北鄉的遊擊隊伏擊了路過的汽車隊，這一戰消滅日本鬼子30多人。後來，日本軍隊報復，把公婆廟村當成了孫家口，一路燒殺搶掠，槍殺100多人，燒光公婆廟村的房屋。

　　在真實歷史基礎上，莫言進行了大膽的虛構和想象，小説裏的“我奶奶”人物性格直接取自莫言的奶奶。莫言的奶奶和《紅高粱》裏的“我奶奶”都姓戴，是管家的大總管，一家十幾口人的吃穿全由她安排。

　　“我奶奶膽子比爺爺大，有一年家裏來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邊砸門，一腳將爺爺踢倒，刺刀對準爺爺胸口，嚇得爺爺面如土色。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爺爺，爺爺出門想跑，那鬼子一勾槍機，子彈從爺爺耳邊飛過。此後，只要聽説鬼子來了，爺爺就先跑了，家裏往往是奶奶留守。”

　　《紅高粱》中的王文義是莫言的老鄰居，真名實姓。王文義是個老實人，年輕時當過幾天兵，他膽小，鬼子打槍，可能是擦著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喊“我的頭沒了”，把槍扔到水溝裏。連長氣得罵：“沒有頭，你還會説話啊！”

　　《紅高粱》在莫言村裏放，王文義看到莫言把他寫死了，憤怒地拄著一根拐杖找管貽范：“我還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兒子就把我給寫死了。咱們幾輩子的鄰居了，怎麼能這樣子糟蹋人呢？”管貽范回説：“莫言小説裏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父親這個土匪種'，難道我是土匪種嗎？我不是還活得好好的。”

　　後來莫言回家，買了兩瓶酒給王文義送去。“我説我把您塑造成一個大英雄了。他説什麼大英雄，有聽到槍聲就捂著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頭沒了'的大英雄嗎？我説您不是很英勇地犧牲了嗎？聊到後來，大叔很寬容地説：‘反正人已經被你寫死了，咱爺兒倆就不計較了。這樣吧，你再去給我買兩瓶酒吧。'”莫言回憶説。

　　小説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以後，莫言一炮而紅。

　　當時，有人提議莫言應該把這個題材集中寫成一部長篇小説。莫言就把《紅高粱》、《高粱酒》等中篇小説和短篇小説，結集成《紅高粱家族》出版。

　　《紅高粱》裏，莫言寫了“我爺爺”，也寫“我奶奶”。在《豐乳肥臀》和短篇小説《五個餑餑》和《石磨》裏，莫言寫到了自己的母親高淑娟。

　　高淑娟1922年出生，17歲嫁給管貽范。高淑娟在黃土地勞累了一輩子，患有哮喘、肺氣腫等多種疾病。1961年春節，正是吃不飽飯的日子，她把從牙縫裏摳出的幾斤白麵，做成餑餑放在祖宗神位前當供品。年剛過完，婆婆讓兒媳婦去收回，沒想到餑餑被討飯的偷走了。這可是一大家裏半個月的口糧，高淑娟背負著偷吃偷藏的嫌疑，哭了大半夜。莫言剛開始寫小説的時候，就寫了篇《五個餑餑》。

　　1994年，高淑娟因病去世，莫言悲痛不已，在故鄉住了幾十天，寫了《豐乳肥臀》。《豐乳肥臀》讓莫言拿到了大家文學獎的10萬元獎金。後來莫言轉業到了《檢察日報》，在影視部為他們編寫劇本。

　　“我母親50多年裏，當媳婦的時間比當婆婆的時間長，一直沒過上好日子。等後來過上好日子，又老生病。她活著的時候經常感嘆自己命苦。”管謨賢對南方週末記者説。

　　我姑姑，洗衣機

　　1955年，給莫言接生的，是姑姑管貽蘭；1981年，給莫言女兒管笑笑接生的，也是管貽蘭；1986年，給莫言妻子杜芹蘭做流産手術的，還是管貽蘭。

　　在去莫言老宅的前一天，南方週末記者向莫言要管貽蘭的地址和電話，莫言説：“不用電話，我姑姑是當地家喻戶曉的人物，她當醫生一輩子，那裏的人大部分都是她接生的，都知道她。”

　　管貽蘭住的沙口子村和莫言老家平安莊隔河相望。作為《蛙》的真實主人公，因為莫言的獲獎，不時會有記者來採訪她。

　　姑姑是大爺爺管遵仁的女兒，也是莫言最喜歡的親人。“我小時候，家裏人生了病，就會把我姑姑搬來，她給我看完病就開始講她當天遇到的事，我們就瞪著眼聽。她醫藥箱裏給人打針的那種小紙盒，是我們最好的玩具。我寫小説以後，一直想以姑姑為原型寫一部小説。”莫言對南方週末記者説。

　　莫言退學回家務農，不想種地，還跟大爺爺管遵仁學過兩年中醫。那時候，莫言回家已有4年，面對繁重勞作的黃土地，覺得生活沒有出路，看不到未來，情緒低沉。

　　管遵仁給莫言講過一個故事。舊社會青島有個老闆的工廠開業，大門兩側需要掛牌，請了一些當地書法家寫字。當時一個農夫在門外看見了，他光腳進門拿起筆來就寫，寫到最後一個字不寫了，説自己手疼，一個月以後再補。老闆後來一比，他的字寫得最好。後來他的廠要開業前一天，老闆找到農夫寫了一個字，回家就對上了，一點不差。

　　“我父親講這個故事，是鼓勵莫言，人一生一世一定要學好一樣東西，不然被別人看不起。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管貽蘭對南方週末記者説。

　　學醫那兩年，莫言在姑姑家裏看了不少書，還聽大爺爺管遵仁給他講了很多歷史上的傳奇和聊齋裏的故事。後來，莫言小説裏出現的老人，都有管遵仁的影子。包括莫言的毛筆字，也是那時受大爺爺的影響，為的是學開中醫方子。

　　莫言小説裏的人物，大部分在老家都能夠找到原型，《生死疲勞》裏的“藍臉”，是20世紀推廣“集體合作社”時，村裏一個堅持要單幹的老農民。此外，妻子杜芹蘭的母親，不願意把自己分到的田地合併交給生産隊，手拿《人民日報》去山東濟南，拿到當時省長的批示，回家後貼到大門口，以抵制上門糾纏的工作人員。

　　莫言的四叔管貽壽，1984年趕著牛車往40里外的縣糖廠送甜菜，在途中被一個酒後無證駕駛的司機軋死，當時這個司機正給一個公社書記家建房拉磚瓦。事件發生後，書記動用各種關係，上門威脅利誘，最後賠償了500元人民幣。莫言和哥哥得到消息後，準備回鄉打官司，被父親制止：“人死不能復生，寧叫一家冷，不叫兩家寒。”莫言以此為基礎，寫了《天堂蒜薹之歌》，把慘死的管貽壽留在了小説裏。

　　“小説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説卻自己逼近了政治。”莫言在寫《天堂蒜薹之歌》時，偽造了這段名人名言。

　　《蛙》的原型、姑姑管貽蘭沾了“文化”的光。新中國成立后土改時，管遵仁被劃為“地主”，加上他兒子又被國民黨軍隊抓壯丁去了台灣，日子不好過。新中國成立以後，政府非常關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訓。當時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從小開藥方，認識字，被當時的縣衛生局選中，成為新法接生培訓班的首批學員。

　　從18歲開始一直幹到70歲，管貽蘭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兩萬個。在農村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期間，管貽蘭在當地又成為了不受歡迎的人。“夜裏不敢一個人出門，走路有人從背後用磚頭砸。”莫言對南方週末記者説。

　　如今管貽蘭回憶起往事：“當時的政策是‘兩個正好，三個多點'。農村人都想要男孩。中國人口這麼多，不搞計劃生育，一年高密就能生出一個鄉鎮。原來一個村200多戶，一年就能生600多個孩子。地裏的糧食生産跟不上人口增長速度，後來慢慢鄉親們也理解了。”

　　莫言大哥家兩個兒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連續生了三個女兒，第四胎生了個一男一女的雙胞胎；莫言妻子杜芹蘭懷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戶口還在農村。按政策講，他第一個孩子是女兒，間隔幾年後可以再要一個。

　　當莫言剛剛調到北京時，妻子懷孕了。“如果我是普通戰士，是志願兵，可以要第二個孩子，但我們總部機關特別嚴，不能要第二個孩子，幾千個幹部都沒有第二胎，不能因為我影響了整個單位的榮譽。”

　　莫言回到山東做老婆的工作。

　　杜芹蘭流産完，縣裏獎給莫言一台洗衣機。

　　2002年春節，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著莫言回高密過年。大江對莫言的姑姑很感興趣，後來在很多次演講中都提到姑姑。

　　“我寫《蛙》是因為報紙上關於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當時這個政策説要管30年，政策到期後，這幾年學術界開始反思計劃生育政策，廣播、電視和報紙上出現許多討論，我覺得寫這個故事的時機到了。”莫言對南方週末記者説。

　　莫言寫《蛙》的時候，管貽蘭已經退休了，和從醫院開救護車崗位退休的老伴一起給她的四個孩子帶小孩。她和丈夫都是城市戶口，按照政策，四個孩子都只要了一個孩子。“管笑笑是獨生子女，她愛人也是獨生子女，笑笑現在已經生了一個女兒，還可以按照政策再生一個，到時候一個姓管，一個姓苗。也算有了香火。”《蛙》之後，已經當上了姥爺的莫言，和妻子平時在家給女兒帶外孫女。

　　剛剛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現在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院院長，他已經在考慮退休後的生活了：“北京人太多了，城市太喧囂了，我現在就盼著退休，該葉落歸根，高密老家挺好的，親人都在這裡，我的書房也比北京的書房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