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討薪”是一種無奈之舉，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更加需要常態化的制度救濟

　　農婦“苗翠花”模倣外交部發言人的討薪視頻，近日在網上引起廣泛關注。21日，視頻策劃者現身講述拍攝過程，説明為什麼要採用如此奇特的“點子”。

　　近年來，從拜河神到跪求范仲淹像，再到舉行“網上討薪發佈會”，農民工“另類討薪”的方式不時出現。討薪，仿佛成了比拼創意的“技術活”。然而輿論總是喜新厭舊，若非劍走偏鋒的奇招、出其不意的怪招、動人心弦的狠招，很難引起關注。無論高人指點還是自己出招，這種吸引眼球的討薪方式演繹下去，恐怕越來越難以為繼。

　　既然如此，為什麼“另類討薪”仍然不斷花樣翻新，並形成一定的路徑依賴？這當中既有少數“成功案例”出奇制勝的示範效應，另一方面，也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無奈之舉。比如，“苗翠花”錄製視頻到網上發佈之前，“法律程序和上訪程序都走完了，沒有用”。再比如，一些農民工就是在欠薪者“法院判決就是一張廢紙”的叫囂下，把求助的目光從現實投向了網絡世界。

　　討薪，本該有理直氣壯的底氣，而不是被屈辱所取代；本該有尊嚴，而不是淪為悲情的代名詞。“法律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如果欠薪方尊重法律，如果職能部門守土有責，如果農民工利益表達的制度化渠道有效，農民工何須求助於網絡？正如有學者所言，利益表達是要付出代價的，堅持持續不斷的利益表達，其成本很高，靠公民個人之力很難承擔。“苗翠花”自陳不知“啥是外交部”，卻要模倣外交部發言人為自己討薪，這更説明，對農民工等弱勢群體來説，他們不善於表達，也不長于維護自身權益，這就更加需要常態化的制度救濟。

　　而對職能部門來説，農民工“上網討薪”，未嘗不是一種提醒。農民工既然可以通過網絡表達訴求，為何不順勢而為，把網絡變成制度性的維權渠道？在網絡化時代，通過網絡機制維護群眾權益，正是社會管理創新的題中應有之義。目前，一些地方已經在進行這方面的嘗試。群眾可通過登錄相關網頁、發手機短信等多種途徑反映信訪訴求，而工作人員能直接在網上處理群眾投訴。這些地方的創新實踐説明，只有鋪設民意通達的“高速路”，開通化解訴求的“快車道”，社會矛盾才可能消弭于無形之中。

　　“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世上沒有説服不了的民眾，只有無意説服民眾的冷漠；沒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只有放任矛盾越滾越大的失職。在社會轉型期，更需要尊重民眾的多元化利益表達，更應建立多元化的利益協調機制。只有利益協調機制跑在前面，人們的正當權益及時得到維護，社會運行才能健康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