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0月11日文章】題：釣魚島爭議應適用的法律原則(作者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法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邵漢儀）

　　我願在此回應日本政府、西恭之教授以及讀者的評論（西恭之10月4日在《紐約時報》網站上撰文稱，中國的釣魚島訴求自相矛盾——本網注）。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在一個方面有以下共識：即這一爭議應該通過法治加以解決。然而，雙方在具體操作層面依然持有分歧。雖然台灣建議將釣魚島爭議移交給國際司法處理，但日本卻只願意把竹島（韓國稱獨島——本網注）爭議移交國際法院，與此同時，堅稱尖閣諸島（即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本網注）問題“不存在爭議”。這種雙重標準違背了法治的普適性原則。

　　日本不應忘記過去接受的國際條約。1943年，美英中發表了《開羅宣言》，宣言闡明“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兩年之後，于1945年發表的《波茨坦公告》申明：“《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在1945年簽署了投降書，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各條款。

　　令人遺憾的是，日本略去了這些國際條約，而只是援引了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但兩岸都不曾在這個條約上簽字。一個國際條約不應導致非締約國的領土喪失。

　　法治的一項基本原則是，合法權利不能源於非法行為。在釣魚島爭議問題上，必須要考慮這一原則。

　　日本聲稱對於爭議島嶼的主權依據是1895年的無主地先佔，儘管日本自己的歷史檔案記錄説明事實正好相反。日本政府依舊回避這一事實。1885年10月，日本外務卿和外務省官員們對這些島嶼的描述是：“接近清國國境……台灣近傍清國所屬之島嶼。”

　　1895年5月，當時的沖繩縣知事確認了1885年以前的實地勘察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勘察，並因而有該島嶼為清國所屬的認知。

　　今天日本聲稱，1895年1月14日的內閣決議是在《馬關條約》簽訂前三個月通過的，所以並非由戰爭取得島嶼。然而，這再一次回避了有關戰爭的史實。

　　1894年9月17日，日本擊敗中國北洋水師，是為戰爭的重要轉捩點。到了1894年11月，中國求和的意願已為日方所知悉，且為國際外交界所共知。1895年3月，日本入侵了鄰近台灣的澎湖列島。所以，儘管《馬關條約》是在1895年4月17日簽訂，但這並不能抹去之前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而正是這些事件為日本佔據爭議島嶼做好了鋪陳。

　　西恭之教授認為，基於不可反悔原則，明治時期的歷史事實與爭議“無關”。然而，最權威的官方文件應該是已簽署的國際條約。換句話説，不可反悔原則並不適用。

　　相反，在此適用的應是“關鍵日期”原則。關鍵日期指的是，各方在該日期之後的任何行為都不再對問題産生影響。這可以避免爭議各方採取手段，改變爭議的原有狀態，以鞏固自己的立場。國際法要求，關鍵日期“必須為引發所謂無主地爭議的事件或主權聲索發生的那一天”。這意味著，這個關鍵日期應定在1895年1月14日，並且明治時期的歷史證據是完全有關係的。

　　一個世紀前，中國政治家李鴻章在《公法新編》的中譯文本序言中寫道：“今誠以此書懸之國門，推之海外，果能中外共守，永息戰爭，使環球共享昇平之福。”寫下這篇序文的時候，中國正處於列強瓜分之中，而李鴻章卻對國際法寄予厚望。希望我們這一代人能夠實現前人的理想，確保法治能夠帶來歷史性的公正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