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會現場，莫言與余秋雨握手。圖/CFP

　　10月18日，莫言在座談會上。新華社發

　　■現場回聲

　　莫言值得電影人學習

　　莫言老師對土地的堅守，我覺得在中國電影未來發展和進步過程中都需要大力地去學習……《紅高粱》是一部上世紀80年代的電影，但它標誌著中國電影的現代轉型。它提供了中國傳統電影歷史經驗之外的很多現代性內容，包括從現代性的觀察角度、現代性的講述方法，到現代性的語法和語匯，都為中國電影走向現代轉型提供了可能。莫言這種不斷地創新、非常強烈的現代性，又和他非常原初的對土地的堅守、對人民的情懷的真誠樸素態度結合在一起。我覺得正是這些完整地構成了一個作家、藝術家的高大人格和藝術創作態度。

　　——張宏森（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長）

　　□現場

　　座談會低調舉行不少學生未能入場

　　在過去一週裏，人們在談論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同時，卻發現莫言在高密開完第二場發佈會後，人就不見了。對於網上的諸多話題，也不見莫言回應。不過有網友前天透露，在濟南火車站看見了莫言，他應該是要來北京。

　　昨天上午9點，一身淺灰色西服、粉紅條襯衣的莫言出現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樓裏。稍後，“祝賀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座談會”就要在四樓的第五會議室舉行。至於這次回京首次亮相為何選擇在藝術研究院，莫言笑著説，自己是藝術研究院文學院的工作人員（其實是文學院院長），檔案還在這呢。交談雖簡短，但記者能感覺到莫言心情很不錯。

　　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楊承志、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長張宏森，以及莫言在藝術研究院的同事——劉夢溪、范曾、余秋雨等出席了座談會。主持人首先宣讀了文化部部長蔡武的賀信。隨後，莫言發表了講話，他回顧了自己獲獎後的心情，走上文學之路的過程，以及對創作的理解等。莫言語速不快，跟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的狀態差不多，依舊不溫不火，這也為整個研討會定下了基調。

　　接著，劉夢溪、范曾、余秋雨等專家學者做了發言。專家、學者大多是對莫言及其作品發表看法，對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本身少有溢美之詞。余秋雨一個形象的比喻，引來現場會心的笑聲。他説莫言的獲獎不經意間對歷史做出了貢獻，正如阿基米德説的“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地球”，莫言不小心進入到這個支點，讓中國文學的形象發生了變化。

　　據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人員介紹，座談會舉行之前曾向莫言徵求意見，莫言不希望對這場研討會進行大規模宣傳，因此只邀請了少數媒體到場。座談會舉行時，會議室外圍著不少藝術研究院的學生，因為場地太小，他們未被允許進入會場。

　　座談會結束後，莫言匆匆離去，或許正如他之前説的，希望大家把對他個人的關注轉移到對中國文學和當代作家的關注上去。

　　□觀點>>劉夢溪

　　寫出人性的掙扎與堅硬

　　中國思想文化史學者劉夢溪説，自己30年前之所以放棄當代文學研究，轉而研究思想文化史，是因為當時很多當代作家在現實面前妥協了。他説：“他們沒告訴我們什麼，也沒有回答我們什麼，他們在當代最現實的問題面前妥協了。但是我注意到莫言的作品從創作之初到最新的小説《蛙》，沒有在現實問題上妥協，他的堅持和追尋越來越有深度。”

　　在劉夢溪看來，莫言的作品是有精神力量的。“這些作品觸及到了鄉土中國的痛楚，寫出了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從傳統到現在的轉型過程中，中國人人性的掙扎與堅硬。”對於莫言獲獎，劉夢溪稱不必做過多的解讀，莫言是一位文學家，也沒必要在他身上強加太多東西，只要在意到這一次瑞典文學院真正把諾獎給了一位中國作家、給了中國文學就可以了。

　　劉夢溪還提到中國當代社會的兩個缺失：“一個是傳統道德觀的缺失，還有現代文明觀念、秩序的缺失。如果你讀莫言的作品，你就不會這麼隨意了，你的人性就會莊嚴起來。我在他的作品中，既看到了人性的掙扎，也看到了人性的莊嚴。”

　　>>范曾

　　他的作品書寫文學史

　　著名畫家、學者范曾認為，莫言用他的作品寫出了中國新的文學史，這一點是極為難得的。“歷史上能用卓越來評價的藝術家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他們被文學史、藝術史所寫；第二類，他們本身的作品寫出了藝術史和文學史。我想，第二類當然是更最優秀的。”

　　范曾想起在一個座談會上莫言對他的評價，莫言説范曾是個有童心的人。范曾則認為正是莫言懷著一顆大地的赤子之心，才能創造出內心有良知的作品。他説：“正如莫言先生講，他不是為某一個口號服務。莫言的創作真正體現了我們這個民族的靈魂。”

　　范曾表示，中國現在是一個需要巨人的時代，而且是能夠産生巨人的時代。莫言這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刺激作用。

　　>>余秋雨

　　莫言關注的是生命本體

　　文化學者余秋雨透露，20多年前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期間，他就對莫言的《紅高粱》很感興趣，甚至把《紅高粱》本身作為一個評價標準，從其他教授對這部作品的評價中來觀察教授本身的水平。

　　余秋雨認為，莫言的作品核心有三點：一是莫言只寫生命本體；第二是莫言在邊緣狀態下寫的生命本體非常好；第三是莫言描述的生命狀態包含著集體記憶。他以《紅高粱》為例説：“電影開始講我爺爺、我奶奶，沒有名字、沒有地名，我想一切觀眾都會想到自己的爺爺和奶奶，他們從生命的邊緣，從土匪、從日本人各種各樣的血腥當中走出了生命，構成了遺傳，這個生命就是我們的生命。”

　　余秋雨認為，雖然“我們的爺爺、我們的奶奶”故事不一樣，但這裡面有一種生命基因，一開始好像是扭曲的，但扭曲之後變得很強大。余秋雨稱這一點當時是改變了他對藝術的很多看法，“我個人覺得比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都是更新的創造，所以當時感到很震撼”。

　　不經意間做出歷史貢獻

　　余秋雨還説，他前些年在北大授課的時候，有學生問他，為什麼歷來中國文學只講《紅樓夢》，外國只講莎士比亞。“我説不要忘記上世紀80年代起，許多東西都非常了不得，包括中國文學。”他認為，中國的當代文學有很多作家作品都值得細讀，像賈平凹、余華、張煒、張賢亮等人的作品。

　　余秋雨表示，近些天他特別觀察了中國媒體的態度，認為媒體之前報道文學的篇章太少了，幸好這次有非常正面的東西，同時也改變了外國人對中國文學的態度。他説：“普通媒體對嚴肅文學雖然有各種各樣的爭議，但整體上大家慢慢地在一個平臺上。看著這樣一個平靜、從容、樸實的背影，文學是這樣創作出來的，這對文學感覺的整體提升非常好。”他希望趁著這個機會，大家都好好讀一下中國的當代文學。

　　余秋雨認為，莫言可能沒想到自己會改變中國人對文學的態度，同時也對中國當代文學有了信心。他説：“我要感謝莫言，儘管你未必是有意的，但對我們的歷史作出了貢獻。就像阿基米德所説的，‘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地球'。莫言先生不小心地進入到這個支點，讓中國文學的形象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