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學館

　　10月14日晚，高密縣城內一家經營電腦配件的路邊小店店主利用投影儀播放電影《紅高粱》

　　青白色的玉米棒子皮，而不是高粱穗，七零八落地躺在土路上。路旁，紅底白字的條幅抻得平平整整，挂在鐵絲網上，寫著“熱烈祝賀家鄉作家莫言先生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高密平安莊

　　高密平安莊

　　“大爺，莫言家的老房子怎麼走？”我問一位坐在自家院門口的老人。

　　“誰？你找誰？”他用手攏著耳朵，大聲回問。

　　“莫言，那個作家。”

　　“噢！”他點點頭，笑嘻嘻地伸手往遠處指著，“往那邊一直走，看見門口也挂著紅燈籠的地方，就到啦。”

　　這是10月14日，莫言獲得諾獎後的第三天下午，我在作家的老家、山東省高密市大欄鄉平安莊。評論者説，這片在莫言書中總是以“高密東北鄉”的名字出現的土地，已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隱秘在膠東平原邊緣的丘陵和平原過渡地帶的微地，擴展為世界性的中心舞臺”。

　　兩年前，我在濟南長途汽車站準備搭乘前往菏澤的長途車，從眾多大客車裏發現了“高密”的牌子。當時，我簡直恨不得跳上那輛車，去看看，莫言筆下反復出現的高密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如今，我站在岔路口前。左邊，一溜大紅燈籠沿著半空中的電線向前延伸；右邊，電線桿上光禿禿的，什麼裝飾也沒有。

　　向左，跟著燈籠走，就能到達目的地。

　　莫言舊居的兩批來訪者：韓國人和風水先生

　　目的地是一處紅瓦黃墻的平房。貼著春聯的破院門輕輕掩著，只有一個鐵鉤象徵性地保衛著這個早已無人居住的院子。

　　莫言在這裡出生、長大、結婚、生子。但自打1993年以後，他搬去了高密縣城，不習慣在城裏生活的父親和二哥也搬到了附近的另一間院子，這裡便再沒人住過了。

　　院子裏，雜草已經長到一米多高，東西廂房只剩一堵坍塌的墻。窗戶殘破不堪，只能用石塊和泥巴糊上。房頂和圍墻的白灰四週飄灑，鋪在炕上，還鋪在莫言結婚時花54元錢買的收音機上。

　　在此前的兩天裏，這間距離小城高密還有30多公里的普通農村院子，突然變得熱鬧極了。世界各地的記者、文學愛好者紛紛到此參觀。由於人數太多，房子太小，他們只能分批進入。莫言的一個侄媳不得不暫時充當起“業餘導遊”來。

　　一位四川記者發現，有的參觀者用手輕輕摸了摸莫言當年幹活的農具；一些夢想著成為作家的人，“用拇指在莫言小時候做作業的木桌上輕輕劃一下，希望沾一點文學靈感才氣”。

　　距離宣佈文學獎結果已經過去三天，這裡的熱鬧正在慢慢平息。莫言舊居門口，只有一個頭戴解放帽的老大爺用方言回答著記者的問題。而村裏的一些年輕女人們則抱著孩子聚在那，嘰嘰喳喳地聊天兒。

　　可不遠處，在莫言的父親管貽范和二哥管謨欣的家裏，他們又接待了新一批來自韓國的客人。

　　那兩個韓國人在膠州開廠，因為在韓國就看過由莫言小説《紅高粱》改編而成的電影，所以專程開車來到這裡。“恭喜，恭喜，全世界，有名了。”戴眼鏡的中年人用不算流利的漢語説。

　　“沒有，沒有，很普通。”管謨欣雙手合十，喃喃著，臉上現出一種疲憊的神情。早在10月11日那天下午，十多家媒體就已經來到這裡。從管謨欣和90歲的老父親坐在銀灰色的彩電前收看晚間新聞，一直到李瑞英在新聞聯播裏發佈了這條快訊，他們終於在7點多的時候等到了自家媒體需要的、莫言家人愉快的表情。

　　那天夜裏，中外媒體先後登門。管老爹淩晨兩點才睡，兩個小時後又被電話吵醒。以至於高密市的一位領導不得不在次日拜託媒體：“請大家讓老爺子睡個好覺。”

　　從那時開始，媒體包圍了這座院子。管家先後迎進了包括路透社、法新社、瑞典電視臺等在內的幾十家媒體的100多名記者，並反復回答著類似的問題。

　　其中一個最為常見的問題是：“你能聯絡到莫言嗎？”

　　“他手機好像換了新號，獲獎以後我們還沒聯絡過。”管謨欣總是重復著這樣的答案，然後一遍遍地往記者的茶杯裏添水。

　　這個週日的下午，管謨欣與兩個韓國人聊起了《紅高粱》。他提到，這部小説確有其原型，那是1938年發生在孫家口的伏擊戰，“當時打死了30多個日本鬼子”。

　　韓國人伸長了脖子，可是他並不太能聽懂管謨欣的山東話，“日本，的什麼？”

　　“日本鬼子。”管謨欣又用同樣的口音重復了一遍，“你們韓國也曾經給日本人侵略過吧？”

　　“噢，噢。”韓國人疑惑地點點頭，他還是沒能聽懂這個故事。

　　不久後，這間曬滿金黃玉米的小院又迎來了另一個客人——一位風水先生。他將墨鏡反戴在後腦勺上，腳下穿著雙藍色塑料拖鞋。“老先生，恭喜！”他走過去，自來熟地握住管貽范的手，四週打量起來，“我是一路摸過來的。您這裡，可真是個寶地啊！”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我跟你説，莫言……這事我可沒告訴別人

　　距離我長期生活的北京，高密並不遙遠，只需乘4小時29分鐘的動車即可到達。

　　當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彼得英格朗通過電話告訴莫言獲獎的消息時，這位作家正坐在這座縣級市城區的家裏看電視，他表示“剛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有點吃驚，因為全世界有這麼多優秀的偉大的作家，都在排著隊等候，要輪到我這麼一個相對年輕的可能性很小”。

　　但對於高密來説，似乎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在莫言如今居住的小區門口，十幾家媒體的記者架起了攝像機。他們仔細地拍著院墻上的“翰林書苑”，據説這正是莫言親筆題字。

　　晚上7點，謎底揭曉後，平安莊老父親家的小院裏，放起了禮花和鞭炮。另外40多個人則在《紅高粱》裏寫到的孫家口小石橋放起鞭炮。在由張藝謀執導的同名電影裏，那就是鞏俐坐著轎子經過的地方。

　　一篇名為《被“諾貝爾文學獎”改變的小城高密》的新聞裏寫道，目前平安莊所在的膠河疏港物流園區在得知莫言獲獎後，管委會火速掃蕩了附近的煙花經銷商，大部分煙花被送到平安鄉，其餘的在各村就近燃放。

　　就在小城的主街上，鞭炮也炸響了。據説，一位當地詩人連夜趕制了10條慶祝條幅。與時俱進的還包括擁有LED廣告屏的商家，在那些不斷滾動的紅字黑底的屏幕上，他們一邊宣傳五金、水龍頭、商務訂餐，一邊“熱烈祝賀作家莫言榮獲諾貝爾獎”。

　　同時熱鬧起來的，還有位於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學館”。自2009年開館，這座展館的來訪者並不多，只有一位在編人員和兩層辦公區域。但10月11日後，館長毛維傑已經接待了160多家媒體。

　　長長的紅色條幅從四樓垂下來，“根植故鄉 莫言問鼎諾貝爾”。人們還在館裏看到另一位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寫給莫言的手跡：“莫言先生，作為朋友，我認為你是可怕的對手，然而，仍然是朋友！”

　　據説，正是由於這位日本作家的提名，才使莫言的作品得以正式進入諾貝爾評委的視野。

　　在莫言後來曾兩次舉行記者招待會的鳳都國際大酒店，房間很快被記者們訂滿了。酒店樓下的停車場上，車牌上還有京G、浙A等標識。

　　關於這位作家的非官方消息開始在小城各處飄蕩。

　　一位出租車司機説，他這幾天拉了好幾撥從成都、青島來的記者。“我跟你説，莫言就住在植物園附近的翰林苑小區，這事我可沒告訴別人。”

　　另一位出租車司機則回想起自己似乎在某次飯局上見過莫言。遺憾的是，一頓飯快吃完了，別人才告訴他這就是作家莫言。“真沒看出來。”他回憶了一會，“看上去不像搞藝術的，特別憨厚，特別樸素。”

　　而一位開著桑塔納接私活的司機，輕而易舉地從我“説普通話”這一特徵中判斷出我的職業。

　　“今天有一場記者招待會。”他以近乎新聞官的語氣通知我。然後皺起眉，瞟了我一眼，“怎麼？你還不知道？”

　　高粱？也就田邊地頭還種一些

　　我並不是來參加記者會的。事實上，我只想借此機會來尋找高密。

　　正如曾有評論者所説，高密東北鄉之於莫言，正如“湘西之於沈從文，馬孔多之於馬爾克斯，約克帕塔法鎮之於福克納一樣的文學地理版圖”。從《紅高粱》裏第一次發現這個地方，我就被迷住了。

　　按照莫言的描寫，那裏應是如此：

　　“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我的父老鄉親們，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種植。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悽婉可人，高粱愛情激蕩。秋風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遊蕩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的紫紅色影子。一隊隊暗紅色的人在高粱棵子裏穿梭拉網，幾十年如一日。”

　　據毛維傑説，在當地，“高密東北鄉”只是百姓口中對縣城東北幾個村落的統稱。直到莫言第一次把這5個字寫進書中時，它才落到紙面上。

　　一輛黃色中型公共汽車往返于高密城區和東北鄉平安莊。公車開在寬闊的6車道馬路上，路兩邊的灌木與粗壯的白楊高矮錯落。但在岔路口處，這輛車拐往大欄方向，6車道變成了雙行道。已經到了收穫的季節。農民們將整棒玉米或剝好的玉米粒攤在馬路一側，等太陽幫忙曬乾。

　　可高粱呢？在平安莊，已經退休的管謨欣仍舊象徵性地種著家裏的2畝地。他掰指頭數著地裏的作物：玉米，小麥，西瓜，甜瓜。

　　過去，東北鄉地勢低窪，又有幾條河流交錯流過，因此總受洪澇影響，只能種個子比人還高的高粱。現在，氣候乾旱，東北鄉早沒了青紗帳。高粱，“只有田邊地頭還種一些”，可以用來做掃帚，或是填充在房子屋頂。

　　我爬上莫言舊居門前的河堤，兩排白楊樹向左右延伸，一邊盡頭是河上的一座欄杆被漆成寶藍色的石橋；另一邊則望不到盡頭。白楊樹的葉子落了一大片，踩在堤上就會聽到“咯吱咯吱”的乾燥聲響。

　　這裡曾是莫言的文學啟蒙地之一。夏夜，他不識字的爺爺會在河堤上給他講些神仙鬼狐、王侯將相的故事。

　　但在他的作品裏被描寫得頗有情致的膠河，如今看來不過是一條淺淺的河流，沿岸生著些淡黃色的蘆葦。在下午的日光裏，河水像是不流動的，只有幾隻野鴨在裏面撲騰，偶爾發出短促的叫聲。

　　我和那兩個韓國人在村裏來回轉悠。房子大多是紅瓦黃墻，院門外總是曬著金黃色的玉米。沿著村路的人家，還在門口種上了幾株開得正好的大紅月季。

　　“山東的農村，都是很像的。”其中一個韓國人觀察著周圍。

　　莫言文學館館長毛維傑曾經作為村莊中學的語文教師，在這裡生活了整整16年。“這十幾年過去，東北鄉沒什麼變化。可小説裏的高密東北鄉和這裡是不一樣的。”他説，“河流、石橋，我們看來沒什麼特別，可在莫言的作品裏特別有味道。那是一個全新的東北鄉。”

　　中國的縮影，以及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

　　這一切，莫言早已在文章裏解釋過：“高密東北鄉是一個文學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地理的概念，是一個開放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是我在童年經驗的基礎上想象出來的一個文學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為中國的縮影。”

　　但這座村莊確實有些往事，成為莫言想象的種籽。

　　眾所週知，他最初的記憶，是與姐姐搶一片發黴的紅薯幹。那是個饑餓的年代，在管謨欣看來，“那時覺得紅薯幹都比今天的餅乾強百倍”。那時，即便人們恨不得“在房頂上也種莊稼”，但還是吃不飽。

　　據説，他餓極了，在地裏偷了個蘿蔔，結果被罰跪在領袖像前，父親知道了，差點把他帶回家打死。這個故事，後來變成了《透明的紅蘿蔔》。

　　這個自稱小時“貌醜嘴饞的孩子”，1955年出生，伴隨人民公社長大，見過幾十萬農民一起勞動，紅旗招展，拖拉機與手推車齊頭並進的火熱場面。但鄰村卻有個“單幹戶”，執拗地不願加入。莫言總能看到，單幹戶推著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他的小腳老婆趕著一頭毛驢，路上則留下一道深深的車轍印。

　　文革時，單幹戶因不堪忍受虐待，最終自殺。但他的故事卻留在了莫言的《生死疲勞》裏。

　　“假如有一天我能離開這塊土地，我絕不再回來。”莫言曾經賭咒發誓。爺爺那輩，照料土地就像照料自己的“寵物或親人”，“好好保養它愛護它，讓它供應糧食”。可孫子這輩，莊稼邊卻立著一堵高墻，使人們不得離開，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能保持獨立的個性，“我們不是土地的主人，我們是土地的奴隸”。

　　參軍成了他遠離土地的第一步。緊接著，他被提幹了。現在回憶起來，“那比得諾貝爾獎還高興，意味著將來可以吃國庫糧了，意味著我不用回農村了！”

　　他寫海島、寫軍營，寫許許多多自己還沒開始過慣的生活。直到1984年，他突然決定在自己的小説裏寫寫“高密東北鄉”。從那一刻開始，“我高高舉起了高密東北鄉這面大旗，像一個草莽英雄一樣，開始招兵買馬，創建了我的文學王國”。

　　他被創作慾望不斷往前推，“從此後我再也不必為找不到要寫的東西而發愁，而是要為寫不過來而發愁了”。就像他曾經提起的那樣：“當我在寫一篇小説的時候，許多新的構思，就像狗一樣在我的身後大聲喊叫。”

　　“高密東北鄉”已經不再是那一片小小的村落。他想要把沙漠、沼澤、森林、老虎、獅子通通移過去，並“敢於把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頭換面拿到我的高密東北鄉，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裏發生過”。

　　他聲稱，“高密東北鄉”是自己開創的一個文學共和國。而他，莫言，就是這個國家的國王。

　　但無疑，他仍舊是個農民式的新君主。在成為諾獎得主後接受央視採訪時，他微笑地解釋自己創作後的感受：

　　“一個長篇寫完，就像農民鋤地鋤到頭了，田野上的風吹一下，勞動之後的一種愉悅。”

　　在沒有高粱的高密，高粱紅了

　　黃色的“村村通”公交車在柏油路上行駛，揚起一路灰塵。

　　幾個年輕人坐在後排，大聲地聊天兒，他們的對話裏不斷出現“莫然”兩個字。在當地方言裏，“言”被讀成“然”。但除了這兩個字，我再聽不懂他們談話的內容。年輕人們高聲地討論了一會“莫然”，然後以一陣大笑和其中幾位下車，作為討論的句點。

　　自收到獲獎消息後，莫言本人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裏。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曾表示希望這種熱潮可以很快過去，“這是我的主觀願望，一切都會按照生活自身的規律繼續”。

　　甚至就在獲獎前一天，他還與毛維傑一起去趕了高密大集。

　　這個五天一次的集市以E字形鋪滿了幾條街，許多攤子都自備喇叭。幾乎不需要用眼睛仔細看，耳朵就可以帶你行走。賣橘子的卡車上，喇叭聲嘶力竭地喊著“一塊錢一斤一塊錢一斤”，中間幾乎聽不出逗號。接下來，在鳳凰傳奇的背景樂下，“皮鞋20一雙”。一個年輕姑娘坐在攤子後面玩手機，喇叭幫她念了全部臺詞：“高檔服裝，廠家直銷，永不後悔。”

　　女人們騎著摩托車在人群中一點點向前蹭，離開時帶走12卷衛生紙，一捆大蔥，或一麻袋土豆。當然，她們並沒忘記讓孩子坐在裝土豆的麻袋上。

　　趕集就是莫言平日裏最熱衷的活動之一，他總認為這些都能幫助他“像個真正的高密人那樣生活”。

　　但10月15日，他可能並沒能來趕大集，圍繞著他的新聞熱潮還在繼續。

　　就在記者們先後入住、當地唯一一家按四星級標準建造的酒店裏，一份當地晚報總是在傍晚時分送進客房。

　　10月13日，這份晚報的頭版寫著“莫言：希望莫言熱儘快冷下去”；第二天，“莫言手稿飆升百萬元”；第三天，“一個縣城的諾獎效應，重新發現‘紅高粱'”。

　　整個高密都沉浸在喜悅之中。就在文學獎公佈當晚，市委官員去莫言在市區的家登門獻花。報紙裏則透露了當地官員的發展戰略，“怎樣讓莫言品牌擴大高密的影響力是我們要考慮的事情”。

　　三年前，一則新聞裏就曾報道過，因為“莫言文化需要挖掘和弘揚”，當地希望修繕莫言留在平安莊那間殘破不堪的老房子。那或許與當時“高密奉獻十道文化大餐”的規劃有關，在其中“開發一條文化生態旅遊線”上，“莫言舊居”就已經被列入名單。

　　如今，這座縣級市還計劃打造紅高粱文化園，電影《紅高粱》裏的大片高粱地、造酒坊等場景將被複製。

　　高密一年一度的“紅高粱文化節”，在過去兩年裏都邀請到了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和山東省作協主席張煒出席。人們相信這是由莫言促成的。一位高密官員曾向當地晚報記者表示，“鐵凝是正部級，張煒是茅盾文學獎得主，一個縣級市要請到這樣的人，很難啊！”

　　由於今年基本確定莫言出席，主辦方相信，這一次，再不必那麼費力地邀請文化名人了。

　　村莊還是原本緩緩生長的樣子

　　在高密東北鄉，除了紅燈籠和條幅，一切還是老樣子。公共汽車仍然慢吞吞地開著，還在路邊突然沒來由地停了下來，司機披了件外套下車與熟人聊天兒。一個中年男人走到車門口，大聲問了句：“師傅啥時候走啊？”

　　沒有回答，他又自顧自地説了句，“我下車尿泡尿，等會兒我啊。”

　　在平安莊，老人們扯著小凳坐在院子門口，瞇起眼睛享受著午後的陽光。一對中年夫婦叉開雙腳坐在一堆玉米前，將玉米皮一把把地薅下來。公路旁，一個人在放羊，另一個綁著頭巾的大媽就趴在欄杆上專心致志地看放羊。

　　就是這個看上去很平靜的村莊，催生了小説家莫言的絕大部分故事。“直到現在，我的大部分小説，動用的還是我20歲之前積累的生活資源。我20幾歲以後的生活，還沒有正兒八經地去寫。”

　　二哥管謨欣告訴老父親，弟弟獲得這個獎“全世界60多億人，一年就選一個，很重要”。但是轉回身來，他和父親都反復跟媒體強調，“莫言就是很平凡的老百姓，沒什麼特殊之處”。

　　在央視的新聞片裏，主持人問起莫言，這次得獎有沒有可能對中國的文學環境起到作用。這位大作家卻回答：“現在文學的土壤，比較正常。你不可能再去老幻想，80年代初期那樣，搞一個詩歌朗誦會，在首都體育館，一萬人滿座。一部短篇小説出來，千人傳頌，像過節一樣，那是不正常的。現在這樣一種相對冷靜、相對邊緣、相對落寞，沒有什麼壞處。”

　　10月14日傍晚，我離開平安莊。公交車已經只剩一兩班了，要等半個多小時才能來一趟。正在等車的一個男孩臉上長了幾粒青春痘，他就住在鄰近的村裏。我問他，之前看沒看過莫言的小説。

　　他搖搖頭，指著遠處路口的條幅，“看見那些我才知道這兒還有個作家”。

　　1984年，莫言在自己的《白狗鞦韆架》裏第一次寫到“高密東北鄉”。他寫，“長七十里寬六十里的低窪平原上，除了點綴著幾十個村莊，縱橫著兩條河流，曲折著幾十條鄉間土路外，綠浪般招展著的全是高粱”。

　　他還用勁描寫了村前的路：“原是由烏油油的黑土築成，但久經踐踏，黑色都沉澱到底層，路上疊印過多少牛羊的花瓣蹄印和騾馬毛驢的半圓蹄印，馬騾驢糞像幹萎的蘋果，牛糞像蟲蛀過的薄餅，羊糞稀拉拉像震落的黑豆。”

　　高粱不在了，土路也不在了。可是村莊，似乎還是原本緩緩生長的樣子。

　　我和男孩蹲在塵土飛揚的柏油路前等車，一個胖胖的中年人也蹲了過來，隨後，一個戴著白帽子的大爺也蹲在旁邊。

　　一輛挖掘機慢悠悠地駛近，一路轟隆隆地響著，從左開到右。我們四個人的眼睛也緊緊盯著挖掘機，轉過腦袋，從左看到右，直到它開往遠方。

　　在熱鬧散去的平安莊的黃昏裏，似乎沒有比這更重要的新鮮事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