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心臟支架又稱冠狀動脈支架，是心臟介入手術中常用的醫療器械，具有疏通動脈血管的作用，一般在急性心肌梗塞和心絞痛患者當中應用比較普遍。

　　但是近年來，我國心臟支架介入手術卻有著越來越普遍的趨勢。據統計，2000年我國心臟介入手術的數量是兩萬例，到2011年竟達到了40.8萬例，增長了20倍。業內人士透露，目前我國每台心臟介入手術平均使用約1.6個支架，依此推算，2011年中國介入支架使用量超過65萬個。

　　我國著名心血管專家胡大一認為，在我國一些醫院存在“迷信支架、崇拜搭橋”的問題。胡大一指出，合理地使用介入技術無可厚非，不過，支架氾濫則是中國醫學界非常可悲的現象。特別是每個支架2到3萬的高昂價格，更讓人們對於心臟支架過度使用的原因産生了疑慮。

　　對於心血管病的治療，目前醫生、患者都非常推崇的支架治療手術，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臟中心主任胡大一卻指出，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心臟支架。

　　胡大一：正是由於(藥物支架的)藥物涂層使支架和血管壁的貼口不好，帶來了長期血栓發生危險，這個危險是多於(金屬)裸支架的。

　　一些心臟病患者還有個誤區，認為只要做了心臟支架手術，心臟就相當於上了雙保險。胡大一特別提醒，放支架並非一勞永逸。

　　胡大一：大家千萬要注意，放了支架絕對不是一勞永逸的。首先一點就是支架解決了局部的問題，這個病的其他地方還會長病；第二，支架本身會産生一定的血栓，支架本身就有風險，如果回家以後把藥停了出了問題，我覺得可能伴隨長期的風險。

　　支架並不是一勞永逸，也不是包治百病，為什麼醫生卻如此熱衷放支架？這背後的原因，與支架高昂的價格不無關係。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曾揭露，一個國産的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到了醫院搖身變成2.7萬元；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是6000元，可是到醫院就變成了3.8萬元。

　　和支架過度使用並存的一個現象是，該放支架的患者並沒有得到及時救治。胡大一説，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是最應該急診做支架手術的。

　　胡大一：因為這是救命的措施，延誤了時間就是去了救命的機會。所以大家對於支架也不能一概而論。對於體檢發現的沒有症狀的，或者雖然有症狀但病情非常穩定，半年一年甚至多年沒有變化的，就不要輕易做支架，因為對穩定的患者帶不來額外的效果，反而會增加長期的風險。

　　我國衛生部制定的《全國醫療衛生系統“三好一滿意”活動2011年工作任務分解量化指標》中明確規定，醫療機構臨床應用裸支架比例不得低於臨床應用冠狀動脈支架總數的20%，冠心病介入治療患者需置入支架數超過3個，需經本機構心臟外科會診醫師會診同意後方可實施。但是，據胡大一觀察，這個規定並沒有得到落實。

　　胡大一：這個提法是有了，但是這個監管的措施不到位，沒有人真正去監測。我看到，3個以上的支架還是在繼續做。

　　據了解，新加坡醫保部門規定，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每人最多只能報銷3個，如果超過了，不僅醫保部門不給報銷，並且醫生還要向專門委員會陳述理由。胡大一認為，我國也需要制訂類似的標準，對安放支架進行規範。

　　胡大一：支架的過度使用還是要有一些可操作的措施，就是説付費機制上的調整，這是很多國家使用的一個杠桿，如果超過3個以上的支架，就需要的明確的講清額外的支架為什麼需要；第二，要對醫生這種長期不規範的行為要有一種制裁或者管理方式，還有對規範行醫的一些法規政策的監管措施才能使它落地。

　　過度醫療問題由來已久，過多使用心臟支架只是問題之一，更普遍的問題表現在過度和重復檢查以及濫用抗生素上面。有業內人士就説，“往往不需要打吊瓶的打了吊瓶，不該用的消炎藥用了，只需用兩天的抗生素，硬給用一週。”

　　過度醫療問題主要來源於以藥養醫的制度。人們説就好像一個補鞋匠的工作收入不是來自他的手藝，而是來自他使用釘子的數量，那麼他一定會在每個鞋上都釘上二三十個釘子，以藥養醫與此十分類似。

　　同時醫患糾紛實行舉證倒置，為避免不必要的醫療糾紛，醫生往往要求患者全面檢查，大劑量的用藥。而醫患關係中，患者的弱勢地位也是導致醫療過度的重要原因。

　　過度醫療不僅給患者增添了經濟負擔，往往還帶來其他問題。僅以最常見的過量使用抗生素為例，人們已經注意到，過量使用抗生素不但導致病毒或細菌出現耐藥性，原有疾病不容易痊癒，還容易引發患者急性腎衰或肝衰竭，給患者帶來新的傷害。

　　過度醫療問題其實各方早已關注，專家們説小病大治的結果必然是大病難治。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醫藥分開，最近在北京等地推行的醫事服務費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同時控制大處方、建立評估機制、保證患者及家屬的知情權等等都是解決過度醫療的好辦法。(記者焦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