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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國內學者若獲諾獎絕對是撞大運 非好消息

發佈時間:2012年10月11日 08:29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北京晨報 | 手機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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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丙奇  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高校校報協會副會長,著有《體制迷墻》、《天下無墻》、《教育熊視》、《青春檔案》等。

  作為世界最頂尖的獎項,諾獎不僅僅影響著各個專業的領域,同時也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那麼,怎樣的社會、文化以及教育等,才能培養出來大師,才能獲得諾獎?每到一年一度的諾獎頒獎期間,這些問題便會成為人們熱議的焦點。近年來,也有許多人對諾獎提出疑問:諾獎真的能代表一切嗎?我們是否對諾獎過於執著了?

  對於以上質疑,著名教育學者熊丙奇説:“理性看待諾獎,這沒有問題,諾獎不代表一切,獲得一次諾獎,也並不能説明這個人所在的社會環境、教育環境、學術研究環境就是好的。然而,理性看待並非是否定諾獎。沒有諾獎,就在一定程度上説明我們的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方面還存在有待提高和改進的地方。”

  和諾獎的正相關

  北京晨報:一直有不少人反思我們為什麼不得諾獎,您覺得和什麼有關?

  熊丙奇:首先,和教育有關,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培養的應該是一個人的基本能力,想象力、創造力、學習能力、思維能力、觀察能力、溝通能力等,這些都是能夠直接影響人一生的能力,我們的教育中全都沒有。我們的教育只是一種知識教育,但知識教育對一個人的影響力早有定論,許多年前就有研究結果,它在一個人未來人生中作用僅佔2%。這種單一的教育模式和評價體系,扼殺了學生的個性,想象力,創造性,製造的是千篇一律的考試機器,而那些沒有達到分數要求的學生,顯然就成了差生,但實際上他們差還是不差,並不只有這一個標準。

  北京晨報:諾獎是獎勵專業領域中做出傑出貢獻的,影響一個人的應該不僅僅是教育吧?

  熊丙奇:當然,它還和學術環境乃至社會環境有關。學術環境影響著其中的從業者的思想、行為。我們的學術環境,是一個高度行政化的環境,有整套行政體系、行政指標在控制和規範學術研究,研究者們陷於課題、經費之中,很少有獨立的思考,學者都在為社交忙碌,因為社交可以為他們帶來課題和經費。同樣,社會環境是否鼓勵創新、鼓勵獨立思考也影響著學術研究的創新,我們的社會,看起來整天在喊創新,但實際上很多方面是在扼殺創新、禁錮思想,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的思維逐漸僵化,還怎麼談學術創新呢?

  沒獲諾獎説明啥

  北京晨報:近年來,也有不少關於諾獎的反思,認為諾獎不代表一切,對此您怎麼看?

  熊丙奇:這種思考是有道理的,但也不能過分。諾獎不能説明所有問題,但是沒有諾獎,就一定説明我們有問題。

  北京晨報:如何理解呢?

  熊丙奇:正確看待諾獎,理性看待諾獎,其實就是要從中反思我們的人才培養、學術研究中的問題,在這些方面,我們和發達國家還差得很遠。只有反思了這些問題,才能使我們正視自己的問題,去改變它,培養和建立更好的教育和學術環境。所以,理性看待諾獎,並不是否定諾獎的意義。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捧諾獎,認為得了諾獎,一切就都是好的,這當然不對,事實上,在我們目前的科研製度與科研環境中,如果某個國內學者,獲得了諾貝爾獎,那絕對是“撞大運”的偶然事件,而非人才輩出的必然結果。因為諾獎獎勵的是個人,完全有可能有這樣的偶然。但是,這偶然的結果,則有可能“一俊遮百醜”,成為進一步牢固當前科研製度的理由,掩蓋科研管理、評價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即使有這樣的獲獎,對中國學術界來説,或不是什麼好消息。所以説,諾獎不能説明一切,只有一個好的學術環境,才能使得人才輩出。

  我們和諾獎還差多遠

  北京晨報:您説我們和發達國家差得很遠,那我們的差距究竟在哪呢?

  熊丙奇:首先是教育,培養一流人才,都是從基本的教育開始,比如我國大學中能躋身國際優秀大學行列的還是很少,而世界上一流的大學都是獨立辦學、教授治校的,我們則不然,教育資源掌握在行政體系之下,大學的去行政化談了很多年,但目前仍未實現。正因為我們優秀大學的數量很少,自然培養出來的優秀大學生和優秀人才也不可能很多。這樣的教育教學環境,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可摧毀學生們對大學的美好期望。很多高中畢業生,懷著美麗的大學夢進入校園,上完第一節課之後,就從夢想回到“現實”,原來夢想中的大學竟是這個樣子。有一位在國內上到大二轉去美國留學的學生跟我説,他曾經對大學十分失望,而到了美國留學以後才發現,自己以前上的國內大學在某些方面落後世界一流大學。近年來出現中國留學生捐鉅資給自己的美國母校卻不捐給中國母校的現象,我想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北京晨報:那麼,我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差距如何?

  熊丙奇:我們的學術研究,不是鼓勵學者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去研究,而是通過行政計劃安排學者的研究,學術評價體系也同樣有問題,不是按照學術成就來評價,而是按照論文多少、是否獲得課題、經費來評價,許多本來是給學者提供研究經費的支持,變成了學者的榮譽,晉陞職稱的前提,因果倒置。許多學者忙於跑課題、跑計劃,對做研究卻並不熱衷。最終,學術共同體無法形成,利益共同體反倒越來越牢固。這樣的環境中,學者不但做不了好的學術研究,反而是學術腐敗越演越烈,學者們在論文、經費的壓力之下,抄襲、造假現象層出不窮。

  培育有希望的土壤更重要

  北京晨報:有不少學者曾表示,我們離諾貝爾正越來越近,甚至只有一步之遙,您怎麼看?

  熊丙奇:相對於10年前,這些年我們在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中的投入確實增加了很多,但是那種禁錮創造力,想象力的培養和研究機制不進行改革的話,行政投入越多,行政化就會越嚴重,問題也就可能越深。雖然每年諾獎都有人預測我們的哪位科學家、學者可能會獲獎,可依照我國學術研究的現狀,目前還不具備問鼎諾獎的原創性科研成果,也就是説,獲得諾獎的希望極其渺茫。

  北京晨報:我們怎樣做才能離諾獎更近呢?

  熊丙奇:讓教育和學術研究回歸本位,我覺得這是當前最迫切的事情。在教育中,特別是應該先從基本的教育體系開始,厘清學校和行政部門的關係,使得教育真正有尊嚴,然後才能真正有精力培養合格的人才。在學術研究中,我們應該正視現狀,反思問題,努力建立鼓勵創新的研究體系。只有培育有希望的土壤,才能生長出希望來,只有好的環境,才能有利於創新人才的成長以及有價值的學術研究問世。否則,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投入越多,離諾獎也就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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