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鑄核盾 生命寫忠誠

　　——追記中國工程院院士、總裝某基地研究員林俊德

　　林俊德（右）在和年輕人探討某基礎試驗裝備設計改造問題。　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人物簡介：

　　林俊德，福建永春人，中共黨員，1938年3月出生，1960年9月入伍，總裝備部某基地研究員、原總工程師，少將軍銜，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爆炸力學與核試驗工程領域著名專家，2012年5月31日20時15分病逝在工作崗位上。

　　入伍52年來，林俊德參加了我國全部核試驗任務，為我國國防科技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獎3項、國家技術發明獎2項、軍隊和部委級科技進步獎20余項，1999年特邀出席“兩彈一星”突出貢獻科技專家表彰大會，榮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2次。

　　（一）

　　他叫林俊德，沒有多少人知道他。

　　他是院士，也是將軍，一輩子隱姓埋名，堅守在羅布泊。他參加過我國所有的核試驗。

　　他個子不算高，微胖，笑的時候嘴唇略顯厚，臉更是會圓起來。

　　這是他平常時候的模樣。4個月前，他因為癌症晚期病情嚴重住進了西安唐都醫院，瘦得厲害，臉頰凹陷，額頭顯得特別突，幾乎讓人認不出來。他戴著氧氣面罩，身上插著輸液管、導流管、減壓管，有時還有從鼻腔直通到胃裏的三米長導管……最多的時候他身上插著十多根管子。這個樣子，他仍坐在臨時搬進病房的辦公桌前，對著筆記本電腦，一下一下挪動著鼠標，每挪一下，都能讓旁邊的人心顫一下。

　　電腦裏有關係國家核心利益的技術文件，藏在幾萬個文件中，只有他自己才能整理，還有自己的科研思考，學生的培養方案，他都要系統整理，怕耽誤學生的論文答辯和畢業。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時間太有限，要儘快。

　　他一開始就問醫生，做手術和化療以後能不能工作，醫生回答不能，於是他放棄了治療。住重症監護室不能工作，他難得用將軍的威嚴下命令一定要搬去普通病房。在病房工作間歇，他休息也要坐著，怕躺下就起不來了。

　　他希望活得有質量，説不要勉強他，現在需要的是時間而不是手術。與其治療後臥床不起，不如最後還能爭點時間。他是閩南人，現在這個勁頭，就像1960年大學畢業後西出陽關一頭扎進戈壁大漠幾十年，一樣倔強。

　　同事、學生、朋友、親人趕到醫院看望他，他説，“我沒有時間了，看望我一分鐘就夠了，其他事問我老伴吧。”他讓老伴在醫院附近找了一間房子，專門用做接待，即使從閩南山區遠道而來的親人也是如此，沒有商量餘地。他繼續吸著氧氣按著鼠標。插著管子工作沒有效率，他兩次讓醫生拔掉引流管和胃管。

　　他是癌症晚期，肚子裏都是脹氣和腹水，身上抽出過2800多毫升積水，心率、呼吸快得接近正常人的兩倍，嚴重缺氧，平常的喘氣比剛跑完百米賽還劇烈。他從沒因疼痛在人前發出一聲呻吟，只有當醫生湊近問怎麼樣時，他才説有點兒不舒服。

　　那一天早上，他的病情急劇惡化。上午，他要求、請求甚至哀求，想盡各種辦法下床工作，兩個小時裏，他求了9次。不忍心他最後一個願望都不被滿足，他終於被放下地。半小時過去，他的手顫得握不住鼠標，也漸漸看不清，幾次問女兒眼鏡在哪，女兒説，眼鏡戴著呢。這時候，很多人已經忍不住跑出去痛哭起來，怕他聽到，還要使勁捂著嘴巴嗚嗚地哭。

　　他又接著工作了1小時。最後的5個小時裏，他陷入了昏迷，但不時又能聽到他在嘴裏念“ABCD”、“1234”，這些都是他在電腦裏給文件夾排的次序。

　　老伴緊緊攥著他的手，貼著他的耳邊，翻來覆去地説：“老林啊老林，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這麼長時間。40多年了，你現在終於屬於我了……”

　　5月31日20時15分，他的心臟跳動不起來了，也不會再哀求著起床。他沒做完他的工作，這幾天他在電腦上列了個提綱敲敲打打，5條提綱的內容沒有完全填滿，家人留言這一條完全是空白。

　　醫院科室主任張利華，54歲，撲通跪了下來，對著床頭説，“林院士您安心地走，剩下的工作我們後人會接著完成。”張利華看了30多年的病人，像這樣面對自己生死的，是第一次見到。

　　得知他的離去，“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中科院院士、94歲的程開甲寫來一句話：“一片赤誠忠心，核試貢獻卓越”。

　　他早早跟老伴安排了三個遺願：一切從簡，不收禮金；不向組織提任何要求；把他埋在馬蘭。最後一個，他也在病床上啞著聲音和基地的司令員説過，算是他的一個要求。司令員聽完轉身，淚打濕了滿臉。

　　羅布泊邊緣的馬蘭，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在那裏，他和所有人一樣，幹著驚天動地的事，也做著隱姓埋名的人。人人都是戈壁裏的一朵馬蘭花。

　　這個季節，馬蘭小院裏的草長高了，杏也熟了，正等著他回去。他説過，院子裏的草不要拔，讓它們自由生長，戈壁灘長草不容易。

　　（二）

　　他這輩子有三個沒想到：上大學，做將軍，當院士。他最初也沒想到，個人和國家命運綁得這樣緊。

　　1964年10月16日15時，羅布泊一聲巨響，蘑菇雲騰空而起。現場總指揮張愛萍將軍向周恩來總理報告，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周總理在電話裏謹慎地問：“怎麼證明是核爆成功？”現場指揮帳篷裏頓時一片肅靜。正好，程開甲帶著26歲的他匆匆趕到，説：“衝擊波的數據已拿到，從記錄的波形和計算的數據證明，這次爆炸是核爆炸。”張愛萍看了看眼前不太面熟的年輕人，激動地拍了拍他滿是塵土的肩膀説，你們立了大功。

　　他當時&&負責研製的鐘錶式壓力自記儀，樣子像一個罐頭盒，用來測量核爆炸衝擊波。這是他拿自行車輪胎和鬧鐘等，用土辦法搞成的自主高科技，獲得了當時證明核爆炸的重要數據之一，還拿到了國家發明獎。那時候，他從浙江大學畢業也才4年。

　　他的家鄉在福建永春大山深處一個偏僻鄉村，少年時家中一貧如洗，曾經輟學，靠著政府資助上完了中學、大學，在大學裏曾打著赤腳上課。從浙大機械系畢業，他分配到單位，實際上他是專門被挑來的，到了單位給他交底，“國家正在西北建設一個核試驗場，把你挑過來，就是去那裏工作。”

　　雖然對核試驗知道不多，但他一聽能跟國家命運靠得這麼緊，就非常激動了。他一輩子被人看作學習狂和工作狂。即使年紀上了七十，在他的日程表裏，搞研究、做實驗、帶學生幾乎佔去所有時間。他一年只休息三天：大年初一、初二、初三。

　　他説，成功的關鍵，一個是機遇，一個就是發狂。他以自己為例：“成功不成功，的確有個機遇。一旦抓住機遇，就要發狂的工作，所以效率特別高，不可能的事就可能了。”

　　所以生命倒數第二天，他回首往事，看得出挺欣慰，斷斷續續説了兩句話，“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試驗，我很滿意。”並且，“咱們花錢不多，做事不少。咱講創造性，講實效，為國家負責。”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後，1966年底的首次氫彈原理性試驗是在高空，衝擊波測量也在高空。儀器要在零下60攝氏度低溫下工作，當時的實驗條件還不具備。為了創造低溫環境，他和同事們背著儀器，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頂呆了一宿。

　　冬天漠風凜冽，山頂更是冰封雪凍。夜晚刺骨的寒風像針一樣往身體裏扎，又在每個人的鼻尖、鬍子、眉毛上結上一層白霜。手凍僵了，腳麻木了，身子不停哆嗦……可一看溫度表，才零下20多攝氏度。

　　他們還抱怨，“這鬼天氣，就不能再冷一點嗎？”

　　後來，他們採用高空氣球放飛試驗解決了問題，趕在試驗前研製出高空壓力自記儀，為飛機投放氫彈安全論證提供了科學依據。

　　核試驗從大氣層轉入地下後，他又開始帶著人解決地下核爆炸力學測量這個世界性難題。艱苦攻關20多年，先後建立10余種測量系統，為國家的地下核試驗安全論證和工程設計提供了寶貴數據。

　　他善於啃硬骨頭，也常教自己的學生要敢於啃硬骨頭。他的23個學生，個個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專家。他走的那晚，學生們親吻著他的手，長跪不起，希望昏迷中的他哪怕能抬抬手指，像父親一樣撫摸一下他們的頭。

　　他軍齡52年，他這一代人，一輩子自主的人生選擇不多，做核試驗也不是個人的選擇。但在戈壁大漠像胡楊樹一樣，紮根半世紀，是他自己的抉擇。

　　（三）

　　他是搞核試驗的，説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現在，這兩個都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實。

　　他研究爆炸力學，一輩子都和炸藥打交道。為了拿到第一手資料，每次總是盡可能地離炸藥近一點。

　　一次在野外，等了好久炸藥都沒響，他用對講機衝其他人大聲喊：“你們都不要動，我來弄。”説著就走上前，快到炸藥放置點時，他再次回頭對跟在後面的人説，趴下，不要抬頭，自己上去排除了險情。

　　他經常要在核爆後第一時間去搶收數據。有一次，車壞在路上，他看到司機帶著防護罩修車進度很慢，就先把自己的防護罩摘下來，證明沒有危險才讓司機也取下，提高修車效率。

　　他的學生説，為了拿到第一手資料，老師常年奔波在實驗一線。凡是重要實驗，他都親臨現場，拍攝實驗現象，記錄實驗數據。這是他的專業需要，也是習慣。

　　去年，74歲的他由於拍攝實驗現場太專注，被絆倒在地，膝蓋和臉部都被蹭傷，讓他包紮一下，他笑著説沒事沒事，拍了拍灰塵繼續工作。

　　每做一次實驗，他都建一個檔案，就像病人的病歷一樣，幾十年從沒間斷。誰需要資料、數據，都能在他那兒很方便地找到。

　　簡便實用、講求實效，也是他一貫倡導的。他常對學生説，科學就是用簡單的辦法達到理想的目的。

　　為解決實驗用的鉛皮，他發明了用鋼棒手工搟制的辦法，像搟餃子皮一樣，把1毫米厚的鉛皮搟成了0.2毫米。為了找到力學實驗的理想材料，他出差途中買了一塊特殊木材做成的菜板，鋸開分析密度和硬度。就連戈壁上的沙子，也被他用來作為實驗的一種特殊材料，解決了技術難題，也節約了大量經費。

　　病中留下的工作筆記上，他一筆一畫繪下了保險櫃開鎖示意圖，密碼盤、固定手把、開門手把，以及三位密碼刻度的標示，清晰明了。還有詳細的文字，第一步幹什麼，第二步幹什麼……

　　他一絲不茍的程度，有點像人們所説的極致。

　　（四）

　　2012年春節剛過，一封近5000字的長信，擺在了基地司令員的案頭，是關於基地建設發展的想法，言辭激烈，語氣率直。信是他寫的，看得出很著急。直到司令員和他一起商定，安排人員和經費對他所提的發展路線進行研究，他繃緊的臉松了下來，笑了。

　　住院期間，他和來看望他的基地司令員閉門談了一個多小時。他也感嘆，一生最大的缺點是説話直率得罪人，不懂人情世故，不會“做人”……

　　他説話硬，直來直去，不繞彎子。乍一聽，難以接受，時間長了，都知道他不玩虛的，一輩子有自己的做事和做人原則。就像他去世前説自己，“我不善於交往活動，實事求是搞科學。”

　　凡是和他有過接觸的人，都知道他講原則不是空的。他參加學術評審會，從來不收評審費，不讓參評人員上門拜訪。從沒有接受過一個人的禮物，材料都是通過郵局或其他人捎帶的，他只要材料，不要見人。科研成果報獎時，他總是把自己名字往後排，不是自己主持的項目堅決不挂名。平時專門的請客吃飯他概不參加，就喜歡自助餐。討論會上該説就説，不管在座官大官小。

　　他有“三個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領域不輕易發表意見、裝點門面的學術活動堅決不參加、不利於學術研究的事情堅決不幹。

　　2005年，東北某大學邀請他當名譽教授。他説：“我們研究領域雖然接近，可是距離太遠，鞭長莫及的，我給不了什麼指導，這挂名教授我還是別當了。”

　　去年，在安徽黃山召開評審會，會議主辦方請他當主審。他老老實實地説，第一個成果跟我研究方向有點關係，但也夠不上當主審，第二個成果不是我的研究領域，我當不了評委，你們抓緊時間再找人吧。

　　他説，自己雖然是院士，只算得上某個領域專家，不可能樣樣都懂，樣樣都精。而且專業越深就越窄，別的懂的就越少。

　　他工資不低，所以掏錢時並不手軟。老戰友在外地聚會，他説戰友們轉業早，工資不高，他慷慨解囊。青海玉樹地震，他悄悄捐了3萬元。

　　但他自己，一塊手錶用了15年，一個游泳帽用了19年，一個公文包用了20多年，一個鋁盆補了又補捨不得扔。他搞實驗，動手能力強，家裏的沙發和床是他用包裝箱拆下的木板做成，沙發套是老伴親手縫製。客廳裏的小木椅是他用家裏舖完地板後剩下的廢料，花了半天時間敲打好的。屋裏的燈也是他引了一根電線加一個燈管改造而成。

　　去世後，學生們收拾他的衣物，除了軍裝，沒找到幾件像樣的便裝，兩件毛衣還打著補丁。

　　他偶爾也享受過一次，他和老伴去郊外一個農家樂吃飯，點了一個“大豐收”，就是玉米、南瓜、花生幾個菜煮在一起，他從來沒吃過，對這個組合菜讚不絕口，對老伴説咱們回去也做這個。

　　他的學生們説，老師是一個心裏有愛的人，長時間接觸，感受得更深。他戴了15年的手錶，是大學母校百年校慶時送的紀念品，他一直戴著，舊了磨手，就用透明膠粘上。他去世後，護士想把手錶摘下來，老伴理解他，説老林喜歡，就讓他帶著走吧。

　　他帶過的每位學生，都在他的電腦裏有個屬於自己的文件夾，每一個文件夾都詳細記錄著每個人的技術專長、培養計劃和施教方案。

　　住院期間，他讓學生們將各自的文件夾拷貝走，這時學生們才發現，從跟他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長的十幾年，他都詳細準確地記錄下了每個人的成長足跡。

　　去世前三天，他寫下這輩子的最後338字，雖然手抖得厲害，但字跡工整，沒有一絲潦草。這是他給學生寫下的論文評閱意見。他在5月的最後一天去世，這個學生在6月通過了畢業論文答辯。

　　（五）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一年，南京大學的高材生黃建琴參軍到了馬蘭，她也搞核試驗，是後來馬蘭有名的“核大姐”之一。

　　與他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相伴，黃建琴總習慣一個人的生活。最後，她含著淚説，老林的最後幾天，是她跟他呆在一起最長的一段時間。

　　他欠家裏人太多，特別是對女兒一直有著愧疚。他帶的23名學生都是科技精英，卻沒時間管女兒的教育，女兒沒讀過大學。他只好對女兒説，你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我們沒有教育孩子的經驗，你是我們的試驗品，就多擔待點吧。女兒出嫁，他在外執行任務。女兒辦完結婚證，背著簡單的行囊進了丈夫家。兒子結婚，他也一直沒抽出時間和親家見面，婚禮由對方一手操辦。

　　他不是個完人，但他被家人理解。老伴説，“這一生我陪伴他，我覺得我值。因為，他為國家、為人民、為黨，做好了他應該做的事情，良心上沒有愧對黨和人民對他的培養。”

　　他去世後，10萬元慰問金交到老伴手上，她深深地鞠了一個躬表示謝意，説：“這些錢就當做他的最後一次黨費吧，這也應該是他的心願。老林一輩子幹了他喜歡的事業，他對黨和國家的愛刻骨銘心。”

　　女兒説，很多人説林院士一輩子沒享過福，但我知道父親不是這樣的。他對幸福的理解不一樣，他説過他這一輩子真的很愉快。

　　參加第一次核試驗的人們回憶起，那個時候他一股朝氣勃發的勁兒；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雖然年紀大了、人滄桑了，他蓬勃的朝氣、工作的熱情一點沒變。人們在想，是什麼支撐著他走出了比75年更長的生命跨度？

　　創造了馬蘭精神、見慣了英雄的馬蘭人送給他一副輓聯，為他送行：“鏗鏘一生，苦幹驚天動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隱姓埋名人”。（記者 余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