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信，行必果”，這是周恩來在1972年9月28日寫給日本外相大平正芳的一句話，當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也寫了“信為萬事之本”回贈周恩來，由此中日兩國在誠信的基礎上互相承諾世代友好。關於釣魚島問題“擱置爭議”的默契，也是當時在誠信的基礎上形成的。

　　首先，“擱置爭議”為邦交正常化鋪平了道路。1972年7月28日，田中角榮的“秘使”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訪華，他告訴周恩來，如果自民黨內閣提及與日美安保有關的事，那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他還就釣魚島問題徵求中方意見，周恩來對他説：釣魚島問題可以不談，和邦交正常化相比，這是個小問題，不會影響中日關係正常化。此後，田中角榮沒有聽從美國總統尼克松 “中日應首先談判結束戰爭狀態問題”的建議，毅然與中國恢復邦交。9月27日，來華訪問的田中問周恩來：“尖閣列島(即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怎麼辦？有很多人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周恩來説：“這個問題這次我不跟你談。”田中由此放下心來。29日，中日發表聯合聲明，宣告兩國邦交正常化，其中沒有提釣魚島問題。

　　其次，“擱置爭議”是雙方領導人之間的默契。當時，日方領導人對周恩來關於“擱置爭議”的提議是首肯的，而且還有明確積極的回應。比如，1972年9月30日，大平正芳接受《朝日新聞》採訪時表示：“此次與中國談判，沒有談尖閣列島問題，中心是邦交正常化。”11月6日，大平正芳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就將來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是否談領土問題答問時説：“向後看的問題已經結束了，和平友好條約是向前看的問題。”由此，田中和大平以這種方式回應了日本“很多人”的關心，也證明了“擱置爭議”是中日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默契。

　　第三，“擱置爭議”的共識在和平友好條約談判過程中得到貫徹。1974年10月3日，鄧小平對日本客人説：“希望克服一切障礙儘快進行(友好條約)談判，釣魚島問題最好擱置起來。”後來，由於中日兩國國內問題和蘇聯的阻撓，和平條約談判被推遲，直到1978年兩國才重啟談判。當年3月10日，外相園田直在參議院發言説：“和平條約不包括領土問題，所以雙方不談尖閣列島問題。這個問題對日本國民來説很重要，但現在提這個問題不是良策。”4月20日，自民黨幹事長大平正芳被問及中日之間是否存在密約，他答道：“關於尖閣列島問題，應該回到中日聯合聲明的軌道上來。”後來，大平的政治秘書伊藤昌哉在回憶錄中提到此事，還在大平發言中的“中日聯合聲明”一句中特別加注“尖閣列島被擱置”。筆者認為這是大平暗示兩國之間存在關於擱置爭議的約定，之後才有1978年10月25日，鄧小平那段著名的談話。

　　然而，1996年，日本右翼登島設立燈塔，時任中國駐日大使徐敦信曾提出抗議，指出日方違反“擱置爭議”的共識，對此，日本外務事務次官林貞行進行了否認。不過，日方不想使事態擴大，林貞行又説：“為了不影響日中關係大局，日本政府決定了不批准右翼團體在島上設立燈塔的方針，並且將這一方針通報給中國。”可見，當時日本還是默認“擱置爭議”的。

　　邦交正常化四十年來兩國基本上在“擱置爭議”的默契下維護了穩定與和平。但是，2010年之後，日方背信棄義，不但公開否認存在“擱置爭議”的共識與默契，還妄稱這是中國領導人單方面的提議，並通過抓捕、延期扣押、命名、購島、國有化以及在島上建立相關設施等手段改變現狀，圖謀加強所謂實效控制。日方的行為不僅破壞了中日關係的大局，而且在道義上也失去了“國格”。

　　“言必信，行必果”、“信為萬事之本”，這是兩國老一輩政治家之間的鄭重承諾，現在卻被日本一些政客肆意踐踏，實為中日關係之悲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副主任 廉德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