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 朱非

　　吉林大學珠海學院講師 張磊

　　北京大學教授 張博

　　裏約+20地球峰會已于2012年6月在巴西裏約熱內盧隆重召開，它是繼1992年裏約地球峰會之後全球首腦就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再度聚首，是聯合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盛會，也是全球關於環境問題的最重要會議之一，其主題是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制度框架。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其他機構（UNU,IHDP）在本次峰會上推出第一份全球《包容性財富報告2012》（InclusiveWealthReport2012），其中的“包容性財富”（InclusiveWealth簡記為IW，這一概念到目前為止尚無標準的漢譯）是度量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指標，是改造傳統經濟發展水平量指標GDP的新努力。這一努力值得我們關注。

　　新指標比GDP更全面科學

　　多年來世界各國衡量其經濟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是（人均）GDP。但是由於（人均）GDP有著一系列的缺點，如尚不能全面反映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與生態的代價，資源環境矛盾突出、社會風險加大等。單純看這一指標及其變化趨勢，無法回答經濟的發展是否具有潛力，能否可持續等問題。因此，學術界在不斷尋求更完善的指標，相繼推出了綠色GDP、人類發展指數、真實儲蓄（GenuineSavings）等新的指標，但這些指標亦都不夠成熟，因此，在實踐中幾乎沒有被採用過。

　　我國在這方面的意識和行動均不落後。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原先採用的是物質産品平衡表體系（MPS），後轉為國民賬戶系統（SNA），由於意識到經濟發展的環境代價，進而于2006年正式發佈過國家層面的綠色GDP報告。但綠色GDP畢竟不是成熟的指標，在核算方面存在太多主觀因素，因此，中國的綠色GDP報告因難以為繼而被無限期推遲。加拿大近來也聲稱要改造其國民賬戶系統，推出6個關鍵性指標，GDP成為其中之一，這樣做至少“稀釋”了GDP的作用。但縱觀全球，在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各種指標中，GDP指標至今仍然佔據著最核心的地位。

　　那麼應如何科學嚴謹地衡量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事實上，早在1995年，世界銀行就推出過一個指標體系，但仍然以GDP為核心，因此也就沒有對各國政策制定者産生真正的影響。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基於阿馬蒂亞森的思想而推出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所側重的也僅僅是人均GDP、人均壽命和教育，完全忽略資源環境因素，因而也是不全面的。

　　而現在UNEP推出的IW是內涵更加豐富的指標。IW的基本思想最早由經濟學諾獎得主肯尼斯阿羅所倡導，他與多位著名經濟學家（其中特別包括諾獎呼聲很高的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帕撒達斯古普塔）和生態學家經過多年研究，最終於2004年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此後，達斯古普塔又陸續發表了多篇文章，其中包括Theideaof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Sci（2007）2:5－11，更清晰地闡明了IW這一概念並以此衡量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國家近年來的經濟發展狀況。

　　按照達斯古普塔的説法，引入IW的動機就是為了描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狀況。而所謂可持續發展，以最常被引用的布倫特蘭夫人的定義，就是“能夠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損害後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之能力的發展模式”。達斯古普塔説，這一定義的精神實質等價於以下定義：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生産力基礎（productivebase）不萎縮的發展模式，而所謂生産力基礎包括資本資産和制度，其中資本資産可分為三類：1.人力資本(健康、受教育程度、技能等)；2.生産資本(機械設備、廠房、鐵路以及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等)；3.自然資本(自然資源如土地、礦産、水、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等)；而制度包括文化、法律法規、社會建制、社會網絡等（亦有人稱制度為社會資本）。所謂IW就是社會全部資本資産的價值之總和，而任何一段時期內的期末與期初的IW之差稱為該期的投資總值（InclusiveInvestment）。

　　如果説達斯古普塔眼中的所謂生産力基礎生産出的既有物質産品也有精神産品，那麼，生産力基礎可以更進一步地被濃縮為由自然環境和人類文明（人類精神創造之總和）所構成。人類代代傳承的既有自然環境也有人類創造出的全部文明成果。如果一代人的生存對自然環境有所損害，但只要創造的文明可以補償這類損害，那麼此社會還是可持續的，反之則不可持續。我們這一説法的精神實質，與達斯古普塔的看法完全一致。

　　關於IW,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兩點：一是所有資本資産的價值皆以使用方便的會計價格來計量，即皆被貨幣化；二是IW不但囊括了全部資本資産，它還包含了對後代人利益的考慮，這主要體現在對自然資本價值的計算上。

　　如何貨幣化各類資本的價值則需要更細緻的工作。社會資本某種意義上説體現的是社會軟實力。豐厚的文化積澱培育出的道德情操，良好的社會氛圍，運行通暢的社會網絡，以及健全完備的制度，可以使人們在進行經濟活動時減少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但是社會資本的價值最難確切度量。達斯古普塔乾脆把這一軟實力直接濃縮為TFP（全要素生産力），而TFP則可以採用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現成方法，由宏觀經濟數據估計得到。我們認為這一做法太過簡單，有繼續改進的空間。比如可以加上由各類社會組織提供的無償勞動，其勞動成果可以參照市場上的相應成果給予定價。

　　人力資本價值估計的探討空間

　　人造資本的價值就是它們在各年的投資總額之和減去折舊。這一點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早已有成熟的處理。

　　而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的價值估計要困難得多，這也是阿羅和達斯古普塔工作的重點。達斯古普塔批評此前世界銀行的研究者，在討論所謂真實投資時人力資本的價值簡單地歸結為教育投入是遠遠不夠的。達斯古普塔認為健康的價值是人力資本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健康的價值如何判斷？如何貨幣化？這其實也是健康經濟學中的核心課題。健康來自哪？除先天因素外，健康需要時間、精力和金錢的投入。而金錢方面的投入包括國家的公共醫療衛生保健投入和個人的醫療衛生保健投入。達斯古普塔似乎就是採用這類總投入來度量健康的價值的。這一點在他的文章中並沒有明確説明。而我們認為，健康的經濟價值更應當是（在智力技能等因素同等條件下）健康的人與非健康的人所能創造的經濟價值之差。為簡單起見，我們假定非健康的人不工作。那麼，這個價值之差就可以看成是健康的人的工資收入。另外一個可用做替代的量是人們投保的健康保險的保險金，這一點在保險業發達的國家適用。而從投入産出的角度來看，或許採用工資收入減去公共與私人醫療衛生費用來度量健康的價值更正當。很顯然，採用“投入”還是“産出”或是“投入産出差即凈産出”來度量健康的價值，其差別還是非常大的。關於這一點，給學者們留下了巨大的可繼續探討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