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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好同外部世界的關係，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需要長期面對的重大課題。

　　大國崛起改寫國際關係格局，給不同人帶來全然不同的感受。有鮮花掌聲，也會有荊棘險灘。衝破傲慢與偏見的藩籬，架設溝通合作的橋梁，“破冰”精神是直面現實的清醒，也是把握髮展機遇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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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國實力不斷壯大，某些西方人嫉妒、疑慮、恐懼情緒進一步加劇，他們刻意詆毀中國發展道路，干擾中國前進步伐，擠壓中國戰略空間，甚至挑戰中國核心利益。

　　中國經濟連續30多年保持年均11%的增長速度，“崩潰論”、“責任論”、“擴張論”從未間斷。中國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兩面下注”、“價值觀聯盟”、“重返亞太戰略”接踵而至。不管中國取得怎樣的發展成就，他們都説成“扭曲體制下的畸形産物”，甚至連體育運動都不例外。倫敦奧運會期間，對中國代表團驕人成績質疑攻伐，一些西方媒體宣稱“歷史遲早會證明中國運動員服了興奮劑”。這種近乎歇斯底裏的表現頗有幾分典型意義，折射出某些西方人面對中國崛起的扭曲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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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不同，切身感受不同，思維和行為方式就不同。西方國家長期居高臨下，走過“國強必霸”的路子，甚至一度出現“日不落”國家。一些人延續著這種不合時宜的思維，動不動就這樣那樣地教訓別人。

　　儘管與過去相比，中國發展了、強大了，但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努力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繁榮作出應有的貢獻。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就在聯合國鄭重宣佈：我們永遠不稱霸。中國傳統文化一貫主張的“和為貴”、“和而不同”、“家和萬事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理念，在中國早已深入人心。

　　中國現在的版圖在兩千年前的漢代時就基本成形了，15世紀初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先後七下西洋到達了南洋、印度洋沿岸及非洲等地。英國一位退役海軍將軍曾説，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畫出包括西半球在內世界地圖的國家，是鄭和發現了美洲大陸，但中國的史料中對此並無記載。鄭和七下西洋，帶去的是瓷器、茶葉、絲綢、工匠，而沒有帶去總督，如果那時中國有擴張和稱霸的野心，恐怕中國早就成為“日不落帝國”了。

　　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説：“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産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産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

　　中國人對此有格外深切的感受。中國的近代史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西方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強行向中國輸送鴉片毒害中國人民。從那時起到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飽受淩辱、每況愈下。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被欺淩的歷史、受屈辱的歷史。

　　一些西方國家曾嚴重侵害過中國的人權，甚至給中國人的人權就是被屠殺的權利。這些有著“前科”的國家現在搖身一變成了中國的人權教師爺。而且連個悔過道歉都沒有，連個對自己“前科”的思想轉變的過程都沒有，這無異於在中國人民歷史的傷口上撒鹽，繼續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今天是中國歷史上人權狀況最好的時期。中國人怎麼會不對橫加指責的挑釁行為産生強烈反感，不對這些西方國家所謂“真心善意”畫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只能從本國實際出發進行探索，照抄照搬別國模式從來都不會取得成功。中國人不對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説三道四，也希望別人尊重中國探索發展道路的權利。中國人不主張以某一種發展模式為標準，更不同意把這樣的“標準”到處套。誰不符合這個“標準”，就指責誰離經叛道，就干涉別國內政，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一個國家發展道路是否正確，從根本上説，有權判斷的只有其本國人民，而不是外界的所謂“評判者”。

　　中國人民對自己今天的發展道路是滿意的，是有信心的，目前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處於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對世界很多國家進行民意測驗後發現，中國老百姓對發展道路和政府領導的滿意度是最高的，達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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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西方人一面無中生有地指責中國阻礙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一面借種種保護主義手段破壞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在對外開放方面，中國比日本、韓國、印度等亞洲國家的開放程度都要高，甚至可以説也高於一些發達的西方國家。中國先後有幾個企業到美國投資，美國議員們將商業投資政治化，聲稱威脅國家安全，要求美國政府展開調查。華為公司是一個典型的民營企業，其創始人曾在基建工程兵做技術工作，美國等國家硬説這個企業有什麼軍界背景，華為公司去兼併美國一家很小的電信公司，都被説成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最後也只得作罷。反過來，美國很多企業都是由退役將軍當董事長、顧問，如果中國也按照美國的標準把這些美國企業拒之門外，它們又會是什麼感受？

　　某些西方人在知識産權保護問題上對中國橫加指責、無端發難。然而，實際情況又是怎樣呢？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知識産權保護，因為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到對外開放和投資的環境，也涉及到中國國內自主創新能否順利開展，如果不很好地保護知識産權，就會傷害企業和科技人員的創造熱情。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始終抓住保護知識産權不放鬆，不斷建立和完善各種法律法規，不斷加大執法力度。目前中國由一位國務院副總理&&組成了跨部門協調機制，每年制定有針對性的工作重點，降低了依法追究的門檻，近年來幾乎每年都有五六千人由於侵犯知識産權而被追究刑事責任。在知識産權保護方面，中國只用了30多年的時間，就走過了發達國家100多年走過的道路，這個進步是很了不起的，也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可。這一巨大成就不是某些西方人幾句話就能抹煞的。

　　中國採取了強有力的行動應對能源和氣候變化問題。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産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將下降40%—45%，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也將達到15%左右。然而，某些西方人無視本國不履行有關國際協議的事實，向中國揮舞大棒，用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要求中國，通過所謂的計算來抱怨中國使用能源太多，無視中國人均能源消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仍處於較低水平的事實，無視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的努力，將全球氣候變暖的責任毫無根據地推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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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係是一個龐大繁雜的體系，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境遇有不同的體察。

　　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強調，要 “使私人關係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成為各民族之間的關係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這一論斷既樸實無華又高屋建瓴，為人們觀察處理國際關係指明了方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此簡單明了，平等包容、摒棄惡意、自我約束是最基本的價值取向。

　　然而，某些西方人是如何對待中國的？中國人又有怎樣的感受？

　　面對西方妖魔化中國的事實，就連英國《金融時報》也曾刊載文章指出，中西雙方認知分歧的加深，主要是西方國家用不同的標準來評判中國和要求中國。一方面，西方國家要求中國無論處於何種情況都應保持克制，要求中國承擔更大國際責任，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總是用西方價值觀以懷疑和不信任的目光審視中國，甚至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而對中國採取指責或懲罰性限制措施的態度。因此，出於意識形態偏見天性，每當中國被捲入國際爭端，西方的政客和輿論領袖總是不分青紅皂白指責中國。很少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受到多重標準的苛求。

　　道德不是自我標榜的説辭，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出於“合乎道德的理由”幹不道德的事。值得警惕的是，在某些西方人的詞典裏，“正義之愛”不過是“不正之心”的代名詞。這些人對於中國的“見解”是其殖民心態的不折不扣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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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與一些西方國家關係中的堅冰有歷史的積澱，也是後者面對中國迅速崛起的應對之策乃至阻遏擾亂中國發展進程戰略圖謀的産物。

　　現代國際關係體系是在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的推動下，伴隨著對外野蠻殖民侵略形成的，這一過程充滿了血腥和掠奪。資本主義的擴張不僅是物質的，也是思想的。伴隨著殖民體系的瓦解，尤其是世界多極化趨勢的深入發展，這種思想的擴張所承載的使命和期冀不斷加重。

　　早在本世紀初，美國一些戰略人士就指出，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價值觀念具有“普世性”，只有將這一價值觀念推廣到全世界，才能維持美國的霸主地位，實現美國治下的長治久安。

　　無論是伊拉克戰爭還是阿富汗戰爭，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不僅靠武力實現政權更迭，而且要改變被佔領國的民族文化、價值體系和社會運轉模式。一句話，“軟力量”的“侵略性”越來越突出。正如馬克赫茲加德在《鷹的陰影》一書中所言：“現代美帝國殖民的是思想，而不是土地。”

　　中國沿著自己選擇的道路穩步前行，看不出發生西方所希望發生的那種變化的任何跡象。中國的成功將動搖西方征服世界、統治世界的“道義準則”。沒有什麼比這讓戀戀不捨歷史迷夢的狂想家們更痛苦的了。

　　中國30多年來的發展成就，改變了國際關係體系中的力量對比，也豐富發展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俄羅斯學者米哈伊爾季塔連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理論提出了解決中國國內和國際發展之間的社會經濟矛盾和不同文明衝突的最佳模式。哥倫比亞豪爾赫塔德奧洛薩諾大學教授奧斯卡巴裏恩托斯這樣總結中國的發展成就：領導精英具有良好的執政能力與預防危機的能力；中國共産黨任人唯賢，以德治國；中國共産黨在國內具有很高的道德威望，中國模式代表著本國的文化和歷史，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政策的漸進性和謹慎性，以及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都是中國的特殊屬性和特有文化。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問題高級研究員斯蒂芬哈爾珀在《中國在新的全球路線圖上標明路線》一文中指出，中國崛起的方式以及速度之快，多數人始料未及。這對本地區、西方以及西方的觀念産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影響廣泛深遠的進程的首要催化劑。

　　中國的成功實踐再次證明，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西方內心深處難以捨棄的“歷史終結論”不過是人為編織的一道夢幻彩虹。所謂人類發展“終極目標”以及“單線性發展模式”，不過是陳舊曆史哲學思維的新變種。

　　中國堅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無意于任何形式的“思想競爭”。但是，中國也不會容忍任何人壟斷發展道路的選擇權並以此擠壓中國發展空間、擾亂中國發展進程。這也是對國際關係中的道德和正義的堅守與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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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多極化加速演進，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國際大環境的演變構築了中國同西方國家關係的大背景。打破堅冰，處理好相互關係，是歷史的要求，也是時代的需要。這直接關係到雙方對21世紀歷史性機遇的把握，對國際關係體系的調整也將産生重大影響。

　　全球化本身就是要發揮各自優勢，互通有無、優勢互補。西方國家是工業革命的先行者，對人類現代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有著五千年文明，也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現在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冉冉升起的世界大國。雙方提升合作水平所釋放的正能量將是巨大的，不僅為解決各自發展問題提供新資源、新活力，也將改善國際關係氛圍。為維護世界和平、推動世界繁榮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這是雙方要破的最大的“冰”。

　　“和為貴”、“和而不同”是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這既是包容的度量，也是理性的考量、大局的掌控、積極的姿態和長遠的目光。説到底，這是一種充滿智慧的選擇和富有勇氣的擔當。“和為貴”、“和而不同”一方面要求承認矛盾和差異，另一方面又要最大限度地協調各種矛盾。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把握合作機遇的同時確保穩定有序。

　　對話比對抗好，夥伴比對手好，合作比遏制好。這是中國和西方國家關係發展歷程充分證明的道理。為什麼一些人始終不肯接受如此樸素的道理，頑固地繼續製造堅冰？這些人是否在唯我獨尊的世界裏沉迷得太久了，以至於全然忘記國際關係中還有起碼的道義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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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時代，賦予“破冰”精神不同的時代內涵。

　　新時期“破冰之旅”的意義不僅在於消除中國同一些西方國家之間現實的合作障礙，更在於將國際關係中的道德和正義融入新的歷史背景並煥發強大的生命力。清醒認識這一點，有助於我們堅定“破冰”意志，鼓足“破冰”勇氣，增強“破冰”緊迫感。

　　“破冰”的真諦在於，哪有困難，就在哪突破。為此，必須創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積極行動，厚植友誼。

　　創新思維，是跨越障礙、開拓前行的動力，也是不進則退的清醒和與時俱進的智慧。創新思維，需要準確把握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主旋律，牢牢樹立合作共贏的理念，拿出打破各種陳舊觀念的勇氣。

　　相互信任，需要共同努力，擴大共識，加強協調，慎重妥善處理分歧。相互信任，需要把握對話和合作的主流，以對話增進了解和認知，以溝通減少誤會和疑慮，以合作促進發展和繁榮，鞏固共同利益基礎。

　　平等互諒，需要尊重對方對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選擇，尊重對方主權、領土完整和發展利益，維護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只有平等互諒，換位思考，才能摒棄偏執和偏見，不讓一時一事的矛盾和分歧演化為對抗。

　　積極行動，不斷拓展合作空間，才能為關係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讓關係前景更加明朗。積極行動，將每一項共識都落到實處，才能帶來切實好處。發展關係需要新思路、新行動、新氣象，這一切只能來自於積極行動和大膽實踐。

　　厚植友誼，推進社會各界交流交往，才能消除誤解，增進理解，讓合作擁有更多的參與者和支持者。夯實社會和民意基礎，將為關係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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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著名史學家弗格森在《文明》一書中寫道：“或許正是21世紀最初10年即告終結之時，我才真正理解了這個世紀最初10年所蘊涵的意義：西方主宰的500年已接近尾聲。”弗格森認為，西方對世界未來走向的判斷包含兩個基本要素：第一，新的時代可能是一個不同文明相互融合、共同進取的時代，也可能是各種文明激烈博弈的時代；第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將在這一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歷史的腳步早已步入21世紀，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然而，某些西方人依然沉浸于不光彩的殖民掠奪史，從中尋找精神滋養和心靈慰藉。唯我獨尊的扭曲心態深刻影響著這些人觀察世界的方式，阻礙其順應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大趨勢。不走出殖民掠奪史的陰影，這些人將在沒有任何前途的歧途上越走越遠，繼續干擾破壞國際關係穩定，衝擊踐踏國際關係道義準則，給建設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注入種種負能量。

　　發展是硬道理。對中國來説，最重要的事情還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行，不斷取得新的更大的發展成就。中國有信心也有能力，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用發展的力量守護國際關係道義準則，為人類文明史書寫更加絢麗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