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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六屆一中全會

　　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于1928年7月19日在蘇聯莫斯科克裏姆林宮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2人，候補中央委員11人。參加會議的還有共産國際代表布哈林、米夫等。

　　會議選舉出中央政治局的組成人員，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員7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7名、政治局常委5名、政治局常務候補委員3名。向忠發為黨的主席，周恩來任秘書長兼組織部長，蘇兆徵任工委書記，李立三任農委書記，張金保任婦委書記。會議選舉瞿秋白、張國燾為中國共産黨駐共産國際的代表。

　　中共六屆二中全會

　　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于1929年6月25日─30日在上海召開。超過半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出席了會議，另有6人列席了會議。

　　全會聽取了關於政治、組織、農民、土地問題等方面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的決議》、《政治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宣傳工作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告紅軍將領士兵同志書》、《關於德國及其他各國黨內右傾派別的決議》、《告柏林無産階級書》、《致在獄同志及死難同志與在獄家屬書》及《中國共産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宣言》等文件。

　　全會總結和檢查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工作，肯定了六大路線的正確，根據黨的總路線和當時的政治局勢，確定了以後鬥爭的路線和策略，提出了加強反帝反軍閥鬥爭，繼續深入土地革命，開展遊擊戰爭，擴大蘇維埃區域，建立和擴大紅軍等15項政治任務。

　　全會批准了中央政治局開除王藻文中央委員和開除王仲一候補中央委員的決定。補選惲代英等為中央委員。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擴大)

　　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于1930年9月24日─28日在上海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0人，候補中央委員4人，中央審查委員和候補審查委員各1人，北方局、南方局、長江局、滿州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團及全總黨團等的代表20人參加了會議。

　　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全會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全黨的統治。會議通過了《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對於中央政治報告的決議》、《組織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等，發出了《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為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民眾書》、《致蘇聯共産黨中央賀電》、《致德國共産黨賀電》、《告青年團書》、《告同志書》等。會議還宣讀了《共産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給第三次全會的信》。

　　會議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補選了中央委員7人，候補中央委員8人，中央審查委員2人，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改選後的中央政治局有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7人。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擴大)

　　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出席會議的除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22人外，還有全總、海總、鐵總黨團和團中央等單位15人。

　　這次全會是由共産國際代表米夫一手策劃的，意在扶植王明(陳紹禹)等人上臺。會議從頭至尾都充滿著激烈的鬥爭。王明在會上概述了會前他根據國際文件寫成的題為《兩條路線》(即後來更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的觀點，指責李立三的錯誤是在“左”的詞句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指責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未加以絲毫的揭破和打擊，在主要問題上繼續著立三路線。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通過這次全會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錯誤對黨的第三次領導，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和打擊政策。

　　全會通過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中國共産黨中央四中擴大會告中國工農紅軍書》、 《中國共産黨中央四中擴大會告在獄革命戰士書》等文件。

　　全會撤銷了李維漢、賀昌2人的中央委員職務;補選韓連會、王盡仁等9人為中央委員;撤銷了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員職務;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出周恩來等9人為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等7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3人為政治局常委，向忠發任總書記。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

　　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于1934年1月15日─18日在江西瑞金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一些省的代表。

　　博古主持會議，並作了《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陳雲作了《國民黨區域中的工人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的報告，張聞天作了《中國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的報告。全會全面肯定了四中全會以來的“左”傾錯誤路線，並通過了一系列“左”傾錯誤理論和政策，使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發展到了頂點，最終導致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全會通過了《中共五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五中全會關於白色區域中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的決議》、《五中全會給二次全蘇大會黨團的指令》，及《致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電》、《致德國共産黨電》、《致在獄同志電》、《致工農紅軍電》等文件。

　　全會增選了王稼祥、凱豐(何克全)為中央委員，增選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孔原為候補中央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毛澤東等11人為政治局委員，劉少奇等5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為書記處書記，博古任總書記。選舉了中央黨務委員會，李維漢任書記。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擴大)

　　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于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在延安橋兒溝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12人、中央委員5人，還有黨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區的負責人38人。

　　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共産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被派回國。由於他不了解中國抗戰的實際形勢，被抗戰爆發後，蔣介石採取的某些進步措施，以及當時在實力上蔣介石較強，紅軍數量較少等現象所迷惑，再加上他一貫具有嚴重的教條主義，存在著把共産國際指示神聖化的傾向，因此很快就陷入了右傾投降主義的誤區，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給中國的抗戰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這種右的傾向違反獨立自主原則，實際上不利於保持國共兩黨合作的統一戰線，黨的各級組織為克服這種傾向並防止其蔓延，進行了必要而有效的鬥爭，從而把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影響局限在局部的範圍內，並較快地加以克服。為了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中國共産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並把全黨的認識統一到正確的思想上來，中國共産黨召開了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

　　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産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代表中央作了總結報告(《戰爭和戰略問題》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是總結報告中的兩部分);張聞天作了《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了中央代表團工作報告;朱德作了八路軍工作報告;項英作了新四軍工作報告;陳雲作了青年工作報告;劉少奇作了關於黨規黨法的報告。全會批准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基本上克服了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奠定了基礎。

　　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致各國共産黨、致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體指戰員、致東北義勇軍及東北同胞電，《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國共兩黨同志書》等文件。

　　會議再次強調中國共産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批判了黨內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存在的關門主義和投降主義兩種錯誤偏向。大會尤其批判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強調正確的統戰方針應該是既統一又獨立。毛澤東指出，雖然在抗戰時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階級矛盾並沒有消失或減少。同時，必須看出，沒有民主、民生問題(屬於階級鬥爭的範圍)的適當解決，也就不能實行廣泛的人民的動員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大會重申，黨應該把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後，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抗戰時期黨以主要力量在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這實際上是中國革命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繼續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次全會號召全黨同志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國際經驗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廢止洋八股，提倡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來任南方局書記，董必武任副書記;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結束了王明對華中地區的錯誤領導。

　　在當時的情況下，還沒有條件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這次全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相持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這次全會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傾錯誤，再次強調中國共産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從而使全黨統一于中央正確路線的指導之下，推動了各方面工作的發展。這次大會還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原則，肯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而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

　　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于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楊家嶺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7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負責人12人。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5同志組成大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會議期間由主席團處理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政治局及書記處暫時停止行使職權。

　　在歷時11個月的會議期間，先後召開了8次全體會議。毛澤東代表政治局作了工作報告，周恩來作了關於重慶談判的情況報告。全會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通過了黨的七大主席團、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和會議日程，以及準備向黨的七大作的政治報告、軍事報告和準備提交黨的七大討論的黨章草案。1945年4月20日全會通過了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在歷史上的若干問題，特別是對以王明為代表、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左”傾錯誤作了詳細結論;肯定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對於停止當時黨內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所起的積極作用;肯定了劉少奇在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指出了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六屆五中全會的錯誤;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指出在全黨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對於1937年以後抗日戰爭時期黨內的若干歷史問題，全會認為“因為抗日階段尚未結束，留待將來做結論是適當的”。

　　會議確定城市工作委員會由14人組成，彭真為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