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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香港、內地往來日趨頻繁，涉及兩地的貪污問題備受關注。香港廉政公署表示，兩地“個案協查計劃”自上世紀80年代啟動至今，一直運作良好，合作日趨深入增多，為跨境調查取證提供保障，讓香港不再是內地貪官的避難所。

    不過也有學者指出，“個案協查計劃”實行20多年來，內容、形式上都沒有太大變化，手續繁瑣、耗時冗長、取證難度大，令不少內地查案人員轉用其他渠道跨境取證。而在追討贓款、追捕嫌犯方面，兩地之間仍缺少法律層面的協議規範，反貪合作還需更上一層樓。

    今年7月，廣東省高院對原深圳市龍崗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鐘新明受賄案做出終審裁定，以受賄罪判處鐘新明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在這起受賄案中，鐘新明的主要受賄行為都發生在香港，涉及金額高達3300萬港元。由於案情複雜，又涉及粵港兩地反貪部門協同辦案，此案能否順利偵破，一度引發高度關注。

    深圳市檢察院表示，經過大量溝通協調，在香港廉署的協助下，檢察院從香港的銀行、證券仲介、房地産仲介及涉案證人處，獲得數百份認定鐘新明受賄的關鍵材料。

    兩地協查機制不斷深化

    2008年以來，粵港雙方相互協查跨境案件達150宗

    香港廉署表示，兩地協查機制自啟動以來，合作規模、合作深度不斷擴大。1988年兩地協查的案件僅有6宗，2003年已升至106宗，雙方至今已會見了1300多名證人。2011年，廉署人員曾到訪內地20次，會見48名證人；內地人員則到港7次，會見7名證人。

    據了解，自從2008年以來，粵港雙方相互協查跨境案件達150宗，其中包括多起重大貪污案件。在鐘新明案中，整個調查取證工作歷時4個月，深圳市檢察院的外協小組共前往香港11次，獲取大量重要證據。

    其實，香港廉署與內地反貪機構合作查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廉署當時因調查案件首次與內地有關部門接觸，尋求協助。這一次合作令雙方都認識到，有需要在打擊貪污罪行上合作。

    1988年，香港廉署與廣東省人民檢察院簽訂“個案協查協議”，廉署執行處與內地檢察機關的反貪部門合作，在跨司法區的貪污調查中互相協助，在貪污案件證人同意的情況下，安排雙方人員在對方境內會見證人。

    2000年，隨著最高人民檢察院直接參與，“個案協查計劃”效力擴展至廣東省以外的貪污個案調查。香港廉署與內地檢察機關的合作，隨後也逐漸發展至安排證人跨境出庭作證。

    協查機制效率待提高

    內地查案人員赴港查案，平均需時3個月左右　　

    深圳市檢察院表示，兩地協查機制給跨司法區取證帶來便利和保障，但由於涉及不同的法律體系、司法原則、司法運作程序，必須堅持協商一致的原則。這樣程序繁多、過程複雜、耗時漫長的調查程序，給查案帶來不小的挑戰。

    以鐘新明受賄案為例，要啟動“個案協查計劃”，深圳市檢察院必須先向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請，由廣東省檢察院與香港廉署協商安排。廉署接到協助調查的請求之後，會根據具體的調查內容，或赴各機構和企業調取資料，或查找聯絡相關證人，詢問是否願意與調查人員見面。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付華伶説，內地查案人員到香港查案，整個程序平均需時3個月左右，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港方設立的程序上。付教授認為，這主要是為了避免跨境調查行動對居民權利的保護産生不良影響。

    即便見到證人，取證難度也不小。深圳市檢察院表示，到香港會見證人，內地辦案人員必須遵守香港的法律法規，做到“入鄉隨俗”。而內地與港澳地區之間，在證據制度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同，辦案人員取證時，會面臨許多程序性的問題。

    付華伶表示，在香港回歸前，協查制度以“個案”形式避免了內地與香港在制度上的不同，行之有效。但香港回歸後，協查制度的內容、形式都未有改進，效率有待提高。

    反貪合作仍有空白地帶

    缺乏協查規範，境外追贓一直困難重重

    鐘新明案還凸顯了另一個難題——如何境外追贓。深圳市檢察院表示，內地有不少案件，贓款都流入境外，由於缺乏法律層面的追繳贓款的協查規範，境外追贓工作一直困難重重。

    鐘新明的受賄贓款大部分在香港。儘管香港廉署表示，根據香港法律，可以在香港以洗錢罪名起訴，通過香港法庭判決後，收繳財産，但這些刑事訴訟程序需時長，內地法院如果在追贓前判決，量刑時就無法考慮被告人退贓的情節；如果等到贓款收繳後再判決，則會超過辦案的法定時限。

    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總監楊艾文表示，兩地個案協查計劃啟動至今，有不少發展，但從內容上來講，僅限于會見證人、跨境作證，在反貪追贓、追捕嫌犯方面的效用十分有限，反貪合作仍有空白地帶需要填補。

    “在緝拿嫌犯方面，兩地至今沒有正式協定，令一些逃犯逍遙法外。在追贓方面，僅在反毒領域，香港的法庭會接受內地法庭判決，下令充公贓款。而要在反貪案件中追贓，內地部門必須尋求香港廉署幫助，廉署只能以洗黑錢的罪名起訴有關人士追贓。”楊艾文表示，如果在追贓方面兩地也能有在法定基礎上的司法合作，就會方便許多。(記者 葛瑜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