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南昌起義八十五週年。南昌起義打響了我們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誕生了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1933年起，八月一日就被確定為建軍節。除了這個“建軍”的偉大意義之外，還有兩個重要意義對今天特別具有現實性：一個是南昌起義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及其對今天的啟示；一個是南昌起義所突出表現出來的而今天又特別需要發揚的革命精神。

　　“什麼是”和“怎麼搞”問題的深刻回答

　　五年前，在南昌起義八十週年的時候，胡錦濤同志指出：“南昌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開篇。”把南昌起義和井岡山鬥爭一起稱作是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開篇，從這個高度上闡明南昌起義的意義，還是第一次。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和闡發的重大課題。

　　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理論上，也有一個搞清楚“什麼是”和“怎樣搞”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南昌起義都作出了深刻的回答。

　　首先是搞清楚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在建黨初期，由於沒有清醒認識到中國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必須要由無産階級領導這個道理，實際上放棄了對革命的領導權。而這種放棄，又直接表現為對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不自覺，沒有決心和勇氣。這反映了當時我們黨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及複雜性認識還不清楚，對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沒有搞清楚。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就是這種幼稚的認識狀況的反映，是造成大革命失敗的理論根源。南昌起義在革命處於萬分危急的時刻，以實際行動停止了這種錯誤。黨要不要掌握革命的領導權，要不要獨立領導開展武裝鬥爭、掌握自己的軍隊，對這個問題，南昌起義及以後的一系列起義，作了最為明確的回答。對此，毛澤東同志分析得很清楚，他説：“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期。”參加過南昌起義的陳毅同志也講得很明確。他指出：“中國革命由中國工人階級獨立領導，並以革命的武裝鬥爭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於南昌。”他還説，南昌起義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里程碑。這個里程碑，不但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歷史的分界線，也是認識的分界線。南昌起義斷然告別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革命領導權和武裝鬥爭這樣的根本問題上，深化了對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的認識。這正是它的重大貢獻。當然，這一認識過程並沒有完結。“什麼是”的問題，還要在“怎麼搞”問題的回答中繼續得到深化，並最終取決於“怎樣搞”問題的解決。

　　南昌起義在探索怎樣搞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上所起的作用，引人深思，給人啟發。首先，只有搞了武裝鬥爭後，才會有“怎樣搞”的問題。在武裝鬥爭的實踐中，所有的問題都陸續地提了出來。有成功的一方面，也有失敗的一方面。從成功的方面講，主要表現在起義後期朱德、陳毅同志的實踐活動上，包括“贛南三整”、湘南起義等。他們在遊擊戰、根據地建設、軍隊的思想建設等方面的初步探索，與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探索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意義重大。但是，對“怎樣搞”這個問題更加深刻的認識，更多的還是從起義失敗的教訓中得出來的。參加和領導過南昌起義的同志，在後來的總結中都清楚地談到了這一點。

　　周恩來同志説：南昌起義的主要錯誤就是沒有採取就地革命的方針，不是在當地進行土地革命，而是遠走汕頭；不是就地慢慢地發展，而是單純的軍事進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蘇聯的軍火接濟。

　　朱德同志説：當時只是看到武裝鬥爭的必要，而沒有認識到武裝鬥爭必須和農民的革命鬥爭相結合，沒有把軍隊開到農村去搞政權。後來，我們被迫上山，被迫進行遊擊戰爭，即開始轉入正確的方向——遊擊戰爭的方向，不是採取過去佔領大城市的辦法，而是實事求是，發動群眾起義，創造農村革命根據地。

　　賀龍同志説：南昌起義僅是我們黨認識武裝鬥爭的開始。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如中國的武裝鬥爭實質上是農民戰爭等，我們當時還不了解或了解的十分膚淺。革命軍隊必須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實行土地革命，堅持長期的遊擊戰爭，以農村包圍城市，並最後奪取城市。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這條正確路線，直到井岡山會師以及以後的革命戰爭中，才為毛澤東同志完整地解決了。

　　陳毅同志説：南昌起義回答了人民要進行武裝鬥爭的問題，但卻沒有解決怎樣進行武裝鬥爭的問題。知道搞武裝鬥爭不容易，知道怎樣搞法更不容易。有種種搞法。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毛主席的偉大創造。有依靠，有革命根據地，有革命政策，有黨的堅強領導，有政治路線，有軍事路線。八一起義提出了問題，是毛主席在井岡山解決了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這些正確的、深刻的認識，並不是我們黨在南昌起義失敗後就馬上得到的。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是非常不容易的。大革命失敗後，我們糾正了右傾錯誤，但又犯了三次“左傾”錯誤，依然是打大城市，依然是搞正規戰，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直到延安時期，通過系統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從正反兩方面的比較中，又從理論上、從哲學思想方法上挖根源，毛澤東同志寫了一系列著作，這才把“什麼是”和“怎樣搞”這兩個問題都搞清楚了，中國革命才取得了勝利。

　　南昌起義後來的失敗，絲毫不能降低它對中國革命道路探索的貢獻和意義。儘管我們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規律的認識經歷了這樣一個很長的過程，但南昌起義和井岡山鬥爭是正確探索的起點，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把它們並稱為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開篇，不但完全正確，而且寓意深刻。

　　回顧這一過程，聯想我們搞社會主義的歷史，真是感慨良多。在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我們何嘗不是如此，何嘗不是也經歷了這樣一個曲折的過程。不但同樣艱巨複雜，而且探索的道路更長。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我們黨明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及其基本路線、基本綱領，使我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有了正確認識；在“怎樣搞社會主義”問題上，我們也已經有了一套成功的做法，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輝煌成就，但是這個探索還遠沒有結束。從現在看，就像陳毅同志當年所説的那樣，解決“怎樣搞”的問題更加艱難。只有把“怎麼搞”的問題解決好了，解決了橋和船的問題，才能真正回答好“什麼是”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講，南昌起義不僅是理解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一把鑰匙，也對我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具有重要啟迪意義。“什麼是”和“怎麼搞”,永遠都是我們黨需要面對和回答的根本問題。

　　重大關頭和危難時刻展現的革命精神

　　偉大的革命實踐必然孕育出偉大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在不同時期形成和總結了許多重要精神，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那麼，偉大的南昌起義給我們留下了怎樣的精神財富呢？如果回顧一下革命先輩們在起義中的事跡，南昌起義所展現的革命精神就會看得很清楚。

　　周恩來同志在南昌起義中始終扮演著關鍵角色，作為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代表黨領導整個起義。他在評價南昌起義時曾説了這樣一句話：“八一起義在共産黨領導下，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這在大方向上是對的。”他所説的這個“大方向”，就是走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革命新路。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還在中央佔主導地位的時候，我們黨能夠明確這個“大方向”，並且把它成功付諸於南昌起義的實踐，周恩來同志功不可沒。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汪精衛集團也開始分共，但仍有人幻想繼續與國民黨合作，還有很多人選擇了退縮，沒有勇氣和強大的敵人進行鬥爭，中國的革命道路一片渺茫。而正是在這個時候，周恩來同志多次明確向中央提出堅決開展武裝鬥爭的主張，認為這是挽救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的選擇。當中央作出南昌起義的決定後，他立刻冒險赴江西進行起義的軍事部署。在起義準備最緊張的時候，張國燾卻多次阻撓起義。在爭持不下的情況下，周恩來同志拍了桌子，堅定地説：“暴動斷不能遷延，更不可停止。”他後來回憶説：“拍桌子這個舉動，是我平生僅有的一次。”正是有了周恩來同志的堅持和決斷，才使起義沒有受到錯誤主張的影響，確保按計劃發動。後來，起義部隊在南下過程中失敗了，隊伍被打散，但這並沒有動搖周恩來同志堅持開展武裝鬥爭的決心。這時候，他患了惡性瘧疾，高燒達40度，當同志們勸他離開部隊時，他堅決表示：“我的病不要緊，能支持得住。我不能脫離部隊，我準備到海陸豐去，扯起蘇維埃的旗幟來！”周恩來同志的堅持和執著，深深感染了身邊的同志，堅定了大家繼續鬥爭下去的信心。

　　關於南昌起義中的朱德同志，陳毅同志曾有過詳細的回憶。他説：在起義爆發時，朱德同志的地位並不算重要。但就是在起義失敗、形勢最嚴峻的時刻，他卻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當時處境非常困難，人心渙散，士無鬥志，很多人受不了這種失敗的考驗不辭而別了，部隊只剩了九百多人……南昌起義的火種隨時都可能熄滅。在這危難關頭，朱德同志挺身而出。他對大家講：我是共産黨員，我有責任把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有決心擔起革命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革命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和同志們團結一起，一直把革命幹到底！革命的跟我走，只要有兩百條槍我就有辦法。不論是行軍還是打仗，他見人就談，“談革命的前途，談繼續革命的方法”。他説：“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終於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一個‘一九一七年'的。”聆聽過朱德同志講話的粟裕同志回憶這段歷史時説：“朱德同志這些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精闢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繼續向前發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賀龍同志是在南昌起義中入黨的。他的故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起義前,賀龍同志已經是大革命的名將，有著很高的影響和地位。在蔣介石和汪精衛背叛革命，反共反人民的逆流進入高潮的情勢下，賀龍同志仍然堅決表示要追隨共産黨。他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同志時，就急切地表達了對黨的嚮往：“我認定中國共産黨是最好的，我服從共産黨的領導，只要共産黨相信我，我就別無所求了。”在這個時候，蔣介石、汪精衛都在用封官許願對賀龍進行拉攏，但都被他拒絕了。在決定起義前，賀龍同志在軍官大會上慷慨激昂地説：我賀龍不管今後如何危險，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絕不走反革命的路。我要跟著共産黨走革命的路，堅決走到底！賀龍同志曾先後幾十次提出入黨申請。在南下征途中，面對敵人的圍追堵截，他再次提出了入黨的請求。周恩來同志在賀龍同志的入黨宣誓儀式上評價説：賀龍同志積極追求真理，是經過考驗的，是信得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同志的部隊都喪失了，但他沒有絲毫灰心喪氣，堅決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幹到底。”黨中央讓他到蘇聯去學習，他一再請求，讓我回老家湘西去，我要捲土重來，再拉出一支隊伍，與蔣介石幹。後來，他單槍匹馬回到湘西，幾經失敗，又幾經奮起，領導開闢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創建了紅二軍團，成為紅軍的一支重要力量，使南昌起義的火種得到傳播。

　　陳毅同志在南昌起義爆發時沒有趕上。他聽説起義的消息後，就一路追趕，堅決地趕上了部隊。周恩來同志分配他去當團指導員，説：“派你幹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陳毅同志回答説：“什麼小不小哩！你叫我當連指導員我也幹，只要拿武裝我就幹。”在部隊轉戰最艱苦的時候，當有人勸説他離開隊伍時，他堅決地拒絕了，並且告誡那些人：你們要走你們走，把槍留下，我們繼續幹革命。隊伍存在，我們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氣概，在困難中頂得住。拖槍逃跑最可恥！他還開導大家説，要“受得起失敗的考驗，做失敗時的英雄”。後來，他協助朱德同志完成了勝利會師井岡山的重任。

　　在南昌起義中，還有許許多多這樣的故事，從不同側面反映了老一輩革命家們的風範和品格。葉挺、劉伯承、聶榮臻、葉劍英、陳賡、惲代英、徐特立等同志，都留下了感人至深的事跡。

　　總之，在南昌起義中革命先輩們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非常豐富。從上述所舉的幾個例子來看，南昌起義的精神最集中的表現主要有三條：一是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不管遇到什麼艱難險阻，甚至生死考驗，都矢志不改。二是敢於鬥爭的英雄氣概。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強暴，奮起反抗。三是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在困難和失敗面前堅韌不拔，越挫越奮。這些在困難的時候、危險的時候、失敗的時候，在歷史的重大關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是最為寶貴，最需要學習和發揚的。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在於有這樣一批擁有這種精神和品格的共産黨人為之不懈奮鬥、流血犧牲，就在於我們黨的事業一直有這麼一股勁、這麼一股革命熱情、這麼一種拼命精神來支撐和激勵。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中國共産黨人革命精神的勝利。

　　今天，我們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和平時期，早已告別了戰火和硝煙，但老一輩革命家們在戰爭年代留下的這些革命精神，決不能丟掉。它們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對這些精神，我們要反復講，大力宣傳，堅持用它們來教育幹部群眾特別是青年。實現我們黨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道路仍然很長，還會有各種風險和挑戰，還要克服各種艱難險阻。革命先輩們在南昌起義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精神，仍然是我們攻堅克難的強大武器。對這些精神，我們要永遠學習，使之發揚光大。這正是我們所以要紀念南昌起義的意義所在。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