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以來，從北京到廣州，一場又一場的暴雨讓人們再次領略了“不堪一擊”的城市排水系統，也令城市規劃和管理者面臨前所未有的尷尬和考驗。

　　城市受災責任在建設者

　　《中國經濟週刊》：為什麼入夏以來，城市因下雨而導致的災害越來越多？

　　史培軍：究其原因是城市規劃沒能遵循原來的自然地理格局。北京暴雨中，積水嚴重的地方都是把原來的水系網格局改了的地方。中國自古以來的城市規劃是追求幾何美，規劃理念是美觀的協調，不是景觀的協調，其實城市本身並不存在一圈、兩圈、越攤越大的環路型的自然地理格局。反之，西方的城市規劃多是按照城市所在地自然景觀格局依山傍水而建。所以，我們的城市規劃缺乏遠見，太不尊重和沒有考慮到大城市佈局和原來自然地理格局間的協調，從而導致了大城市病的出現，來大雨成水災，下大雪成雪災。

　　《中國經濟週刊》：請您分析一下積水比較嚴重地段的形成原因？

　　史培軍：這是城市建設者的責任，北京的總體地勢是北高南低，此次暴雨（編者注：2011年6月23日）正好也集中在西南部地勢偏低的地區。比如積水嚴重的蓮花橋（編者注：今年7月21日暴雨中，積水在蓮花橋路面上的長度超過了200米），這裡本來就是原來的河網，是相對地勢低窪地段，在這樣的地勢情況下又向下挖了一個下沉式的橋，使此地成為逢雨必澇的場所之一。城市處於一個網絡化連通的關係，沒有從平均設防水平提高到特殊地段的設防能力加強，就會導致由於一個地方出問題，通過其網絡和樞紐地段的問題而殃及全身。一場大雨好比對一個城市的不同設防水平做了一個統一測驗，高的設防水平必然也受到低的設防水平的殃及。比如舊的大院、舊的社區的排水能力弱，大雨來的時候也是專挑薄弱環節打。當然，現在城市防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是在提高，設防水平也在提高。

　　我們的應急預案都是戰略性的

　　《中國經濟週刊》：目前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的城市應急預案發展水平如何？

　　史培軍：總體來説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應急預案方面做得還是比較好的。北京市突發事件應急委員會由市長郭金龍&&，將主要突發事件劃分為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四大類、23分類、51種，我本人也是市應急委的專家，可以説重視程度是高的。但是為什麼在面對突如其來的水災時，市民的感覺還是沒有明顯改善，或是沒有根本上的改變，我個人認為應急預案中過多的理論性的、程序性的、普遍性的操作方式難以應對每次災難個性化的東西，做不到隨機應變。

　　換句話説，我們的預案都是戰略性的而不是戰術型的，可以想到大暴雨來了怎麼辦，但是沒想到在晚高峰的時候來一場大暴雨且降落在城市相對低窪的地方該怎麼辦，每一次的災難都不一樣，無法預測，缺乏靈活和細緻的考慮。所以説總體在改進，局部在惡化，沒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

　　《中國經濟週刊》：市民在面對城市自然災害時應做出怎樣的應對？

　　史培軍：關係到個人，我們在防禦極端事件中的防範風險意識還沒有建立起來，對遇到自然災害時的反應和認識程度還遠沒有達到相應的水平。從這一點來説，中國老百姓的防災意識比日本老百姓差了很遠。不懂最基本的概念，在大災面前，對事情的嚴峻性估計不夠，沒有防禦風險的基本邏輯，是保命，還是保財産？缺乏最基本的風險防禦意識，缺乏在災難面前逃生的觀念造成了慘劇的發生。

　　《中國經濟週刊》：您提到的城市建設應該遵循自然規律，但是像北京、上海這樣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土地和水資源非常有限，像國外依山傍水而建的可行性有多大？

　　史培軍：這就回到了要解決城市病這一問題的根本對策，即城市的規模是要有限制的，不應該無窮地增長。對任何一個特定自然地理區域的大都市來説，它的自然負荷能力都是有限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而不應該是更麻煩。我認為到了大力度限制大城市人口急劇增長的階段。人口增長負擔過重和過快的城鎮化都使得人地矛盾、人水和人與自然負荷的資源的矛盾日益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