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稱他為“專家”，有人評價他是“傻子”，有人説他鐵骨錚錚，有人卻覺得他俠骨柔腸……

　　社區老大娘把他當做解決實際困難的“百事靈”；農村老黨員記得他是坐在炕頭上和自己嘮了大半天的農業“土專家”；在部屬的眼裏，他是個幹起活來沒日沒夜，不知疲乏為何物的“鐵人”，領導們稱讚他是愛崗敬業、淡薄名利的好幹部……關於他的事跡，不絕於耳。

　　而被評述的當事人——原興隆臺區宣傳部部長周恩義笑著説，“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共産黨員。”無論是崗位調動還是職務升遷，他對自己的定位始終不變——宣傳思想文化戰線上的平凡一兵。

　　永不褪色的忠誠——新時期基層宣傳幹部好榜樣系列報道之一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産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産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1966年10月10日，周恩義一生難忘的日子——他在這一天成為中國共産黨黨員。轉眼，時間已經過去46年，他依然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形：站在黨旗前，攥緊右拳，大聲地宣讀著已經在心裏默讀了許多遍的入黨誓詞，他激動得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也從那天開始，“忠誠”這兩個字就紮根於心，浸入腦海。

　　排啞炮、毀啞彈，哪有危險，他就出現在哪

　　入黨當天，周恩義興奮得一宿沒睡。想著父親操勞半生，終於在解放後分到了屬於自己的土地；想著年幼時，父親告訴他：能有今天的好日子，要感謝共産黨；想著入伍前，父親拉著他的手，聲音哽咽地説，到部隊好好幹，爭取早日入黨！一幕幕如同電影鏡頭在周恩義的腦海裏閃過，他一直在自問：怎樣做才是一名合格的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輩子對黨忠誠！”這是他最後的答案。

　　28年軍旅生涯，其中有23年是在滿目蒼涼的大漠邊塞度過，周恩義從普通一兵成長為團政治委員，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歲月留給了為國守邊。在日復一日的訓練和搶險中，無論遇到多麼危急的情況，周恩義總是衝在最前面。部隊在大山裏打坑道爆破時會出現啞炮，每次排啞炮，周恩義總是“強令”戰士到安全地帶休息，他進洞排啞炮。每次他成功的排除啞炮，帶著滿身的硝煙和塵土從坑道裏走出來，總有戰士要求下次進洞排炮，周恩義只是笑，下次又一個人鑽進了坑道。當指導員時，他用自己的身體掩護過手榴彈實彈投擲時失手的戰士。每年炮兵連實彈射擊出啞彈時，周恩義又一手“包辦”了銷毀啞彈的任務。1972年，在一次實彈射擊中，一發加農炮彈發射後沒有爆炸，如不及時排除，會危及附近牧民的生命安全。周恩義帶上文書董蔭春、通信員常子華、司機劉幫超快速趕到目標區，找到了彈著點，這發40多公斤重的炮彈鑽地兩米多深，隨時都有爆炸的危險。周恩義下令讓劉幫超、常子華撤到附近的山包後隱蔽，他和董蔭春確定炮彈入地的走向後，用鐵鍬謹慎地挖了起來，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終於挖出了炮彈。周恩義小心翼翼把炮彈抱了出來，放在坑邊，麻利地捆好炸藥，又命令董蔭春撤到安全地帶，然後他接上雷管，點燃導火索向附近的彈坑飛跑。當巨大的爆炸聲響徹山谷，彈片、泥土像暴風雨一樣砸在他身上，他立刻成了“土人”，戰士們衝過來，眼含著熱淚，和他緊緊地抱在了一起……至今，周恩義帶過的兵還和他保持著聯絡，習慣性地張嘴就叫他老指導員、老政委。

　　轉業之後，他連降兩級，不改初衷

　　1992年，周恩義從團政委的崗位上轉業到興隆臺區擔任區委宣傳部副部長。這相當於在職務上連降兩級，身份地位的落差不可謂不大，區委副書記王殿元徵求他的意見，他堅決地表示：“職務安排不爭官大小，物質享受不爭多和少，領導請放心，我從20歲當指導員，一直幹到團政委，這麼多年都是做別人的思想工作，現在輪到自己了，有啥説的？不用領導操心。”周恩義先後配合三位常委部長開展工作，始終把自己放在副手的位置上，積極配合，團結一致，把工作幹得有聲有色。

　　周恩義給自己立下了“三講五不爭”的原則：大事講原則，小事講風格，公共活動講規矩；不爭個人榮譽，不爭物質待遇，不爭職務高低，不爭地位升遷，不爭個人説了算。無論做什麼工作，他都衝在第一線。為總結區委中心組理論學習經驗及思想政治工作經驗，他不知度過多少不眠之夜；為了解全區思想政治工作現狀，他帶領大家連續調研38天；為了檢查並輔導基層黨委中心組的理論學習，他和學習秘書騎著自行車奔波了半個多月。當了六年副部長，周恩義每年都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産黨員、勞動模範。

　　被藏起來的六封電報

　　無論是日常的細小工作，還是重大的突擊任務，周恩義都幹在前面。與他共事的人都能講出他一連串感人的故事。興隆臺區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劉偉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被藏起來的6封電報。

　　1995年，周恩義奮戰在抗洪大堤上，接到了妹妹接連發來的6封電報，都是一樣的內容——母病危，速歸！“病危！速歸！……”這幾個字在周恩義眼前無限放大，揪得他心疼。從16歲參軍離家，他和母親聚少離多，想起他每次回家時，母親緊緊拉著他的手，上看下看怎麼也看不夠；想起每次離開時，母親站在大門口一邊揮手一邊悄悄抹眼淚，直到他走出很遠，那個瘦小的身影依然保持著不變的姿勢……可轉念一想，眼下正是抗洪的關鍵時期，溢洪區內多處套堤、民堤決口，肆虐的洪水正威脅著人民的生命財産安全。他怎麼走得開？薄薄的一張電報此時在他手裏仿佛有千斤重，攥緊、鬆開、再攥緊……在兩難選擇中，周恩義把電報揣進了口袋，轉身上了抗洪大堤，拖著受過傷的左腿一瘸一拐地走遍了所有險工段。等到洪水退去，周恩義匆匆趕回家，母親已經去世。妹妹哭著訴説：“哥，母親在彌留時，嘴裏一直叫著你的小名啊！”周恩義再也壓抑不住內心的感情，跪在母親的靈前放聲大哭，“媽，我對不起您，可我身後還有那麼多老百姓……” “子欲養而親不待”是何等的人生遺憾？幾個孩子中，母親最疼他，他一直想著有時間多回幾趟家，多陪老人説説話，沒想到母親竟這樣匆匆走了！沒有見到母親最後一面，成了周恩義的終身憾事。多年以後提及此事，他的眼圈仍然泛紅：“那是什麼場合，當兵的人還不知道麼？脫離了抗洪前線就相當於當兵的逃離戰場一樣！做母親的一定不願看到兒子當逃兵。”

　　能上能下中，他贏得了敬重

　　有幾個人能面對職務升遷的機會不動心？周恩義在十年間曾數次讓官舉賢，這個常人看來有點“冒傻氣兒”的行為使他贏得了上下一致的敬重。

　　第一次“讓官”發生在2001年，興隆臺區黨政班子部分調整，區委副書記和組織部長的位置出現空缺，組織上希望他到這些崗位工作。朋友們也勸他動一動，可周恩義主動向組織建議，推薦青年幹部走上領導崗位。市委組織部和遼河油田組織部經過考核和群眾測評，推薦他任組織部長，他又找到領導再次表明心跡，力薦青年幹部。大家都不理解他的舉動：你在宣傳部幹了那麼多年，咋還呆不夠呢？周恩義誠懇地説，我在宣傳工作崗位上已經工作了近十年，積累了一些經驗和體會，如果調整工作崗位，勢必會給工作帶來一些不必要的損失，讓給青年幹部幹更合適。

　　2006年興隆臺區區委換屆，副書記的指數減少到1人。大家都認為周恩義堪當此重任。周恩義主動找到領導，要求退出，他説，“應該把機會給年輕人。對於年輕幹部來説，多一次機會，就多一些積累；多一些積累，就多一些工作的財富，這對黨的工作有益。”市裏有意調他到市委宣傳部，又被他推卻了。他在區委中心組會議上鄭重地表態：無論在什麼工作崗位上，我都會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地把工作做好。省級媒體聽説他“拒官”的故事，要採訪他。周恩義一聽，悄悄躲了。後來組織部長拿著市領導的批示來找他，他才接受了採訪。

　　時任盤錦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的李旭評價周恩義説，“很多人當官是能上不能下，周恩義是能上亦能下，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無論上還是下，都能一如既往幹得那麼好。”

　　多年軍旅生涯，一次次特殊環境下的搶險，周恩義數次受傷。轉業時，他懷裏揣著六等傷殘軍人證。超負荷的工作使周恩義左腿的舊疾越發嚴重。2007年，他利用“五一”長假，悄悄到醫院做了左腿半月板摘除手術。出院前，醫院的專家建議周恩義換掉膝關節，否則後果嚴重。臨近退休時，領導、同事、朋友都勸他：保重身體，有時間把手術做了吧。周恩義搖搖頭，“我不想躺在病床上退休。除了我的黨性修養不允許我這麼做外，我的人格也不允許我在最後的環節偷懶。”他的工作表依然排得滿滿的，每天有幹不完的活兒，身上總有使不完的勁兒。白天忙著工作，晚上要照顧患病的老伴，周恩義連整理辦公室的時間都沒有。

　　有人不理解：“你都快退休了，這麼拼命，圖啥呀？”周恩義回答，“不圖啥。黨培養了我這麼多年，難道我不應該為黨盡心盡力地工作嗎？”他拿出國家發給他的傷殘軍人證，“有了這個證，我可以享受市內乘公交車免費，所有旅遊景點免費等很多優惠待遇。黨給的夠多了，我還圖啥呢？”

　　人在工作、生活中總會面臨諸多選擇，也常常因為難於選擇而産生困擾。在各種選擇面前，周恩義的衡量標準很簡單——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永遠高於一切。他數讓官位，多次把評功授獎的機會讓給了同事。在他的幫助帶領下，宣傳部14名青年幹部相繼走上了科級和縣處級領導崗位，而他仍堅守在宣傳工作崗位上。他常説，“黨給我的榮譽已經不少了。作為一名老黨員，我只有勤奮為黨工作的義務，沒有向黨伸手要待遇、要名利的權利。”

　　美國詩人惠特曼曾經説過：“沒有信仰，則沒有名副其實的品行和生命。”正是對黨、對事業的堅定信仰，支持周恩義幾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奮戰在宣傳思想戰線上，塑造出共産黨員的偉岸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