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項任務，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受到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有一項工作，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引起社會公眾的廣泛共鳴。並不算“新詞”的“社會管理”，已經成為今日中國的一大“熱詞”。

　　“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社會管理”，面對重要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社會管理”被提升至更重要的位置，被寄予更高的期待。2011年以來，尤其是隨著中央關於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意見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部署的實施，各地各具特色、卓有成效的社會管理創新實踐在不斷激發社會活力的同時，也在不斷夯實著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石。

　　行動凝聚共識，共識推進工作。社會管理還有哪些觀念亟須更新，還有哪些思想需要解放，還有哪些問題不能回避，還有哪些難題等待破解？隨著社會管理創新工作的深入推進，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開始不斷顯現，社會管理工作逐漸步入“深水區”。

　　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將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工作向縱深推進，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唯一選擇，也是一次綜合大考。這場考試既是對黨和政府執政水平的考驗，也是對社會協同能力的考試，更是對億萬群眾參與智慧的測試。

　　社會管理的難點在基層，只有通過整合資源、重心下移、夯實基礎，才能使社會管理根基不斷鞏固，力量不斷壯大

　　黨的方針政策再完美，也要靠基層去落實；百姓的訴求再簡單，也要靠基層去解決。社會管理，重點難點在基層，活力源泉也在基層。但是，基層社會矛盾不斷增多與基層社會管理力量薄弱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制約加強基層基礎建設的突出矛盾。“人往基層走、物往基層用、錢往基層花、勁往基層使”，今天，“重心下移”已經成為社會管理工作的“重心”。

　　社區是群眾安居的家園，是社會和諧的細胞。“有困難，找‘格格'！”在湖北宜昌，“格格”是市民對社區“網格員”的愛稱。2011年3月，1110名“格格”正式進入宜昌城區121個社區，從此，“格格”成為宜昌社會服務的一張醒目名片。宜昌並不是第一個“格格”的誕生地。從理念到行動，從嘗試到常態，從局部到全國，隨著“網格化管理”的深入推進，“格格”們如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大量涌現。群眾辦起事來方便快捷、遇到問題能就近解決、各種矛盾糾紛能及時化解，“網格化”推動著我國基層社會管理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以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為架構的城市基層管理模式，走過了數十年的發展歷程。面對社會管理工作的新形勢，傳統的“街居制”管理模式能否適應？一個尷尬的現實是，面對大量的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工作，居委會往往“有心無力”，而街道辦事處往往“有力無心”。如何破解？貴陽市動起了“大手術”。今年4月，“街道辦”在貴陽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89個新型社區。新型社區打破原來街道辦和居委會分級治理模式，直接面向群眾開展服務管理工作。在這裡，社區居民可以很方便地一次辦完社保、就業、計生、流動人口居住證等手續或證明。以新型社區為基本單元，扁平化、綜合性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網絡在貴陽正式形成。從“衙門”到“家門”，這是老百姓對新型社區最直接的感受，而更深層次的變化，則是幹部角色從“領導”向“社工”、服務方式從“間接”到“直接”、基層民主從“虛化”到“強化”、基層基礎從“薄弱”到“堅實”的轉變。

　　社區不再是城裏人的“專利”，在廣大農村地區，“社區”正逐漸為廣大農民群眾所熟悉和接納。在山東諸城，“村”已經淡出人們的視線，“社區”開始進入農民生活。按照地域相近、規模適度的原則，諸城市將1249個村莊規劃建設成208個社區，在社區服務中心，醫療衛生、社區警務、人口計生、就業社保、社區志願者等服務站室近距離為群眾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生産、生活服務，農村人開始享受城裏人的便利。

　　任何創新都需要平臺來落實。當前，社會管理基層基礎建設之所以總體還比較薄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條塊分割、各自為戰，特別是基層各類服務管理資源分散，形成不少服務“盲點”和管理“真空”。只有破除地方和部門的權責壁壘，進一步整合行政資源、拓展部門職能，提供全方位、多層次、廣覆蓋的社會服務，才能使群眾辦事更便捷、求助有渠道、心情更舒暢。

　　在寧波，通過整合鄉鎮街道綜治工作中心、公共服務中心和黨員服務中心功能，建立社會管理服務平臺，實行“一個平臺運行、一個流程辦理、一套機制整合”，著力解決“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的問題。在江蘇南通，通過積極構建市、縣、鎮、村四級社會服務型管理平臺，促進行政資源合理配置，形成“1+1>

　　2”的疊加效應。在市一級，通過推進市社會管理綜治辦和“110”服務、矛盾糾紛調解、殘疾人服務、就業保障服務等“一辦十中心”建設，特別是把30多個部門的公共服務職能，統一整合到“110服務中心”中，實現對群眾訴求統一受理、統一交辦、統一督查、統一反饋。

　　2011年8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通知，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人們發現，此次更名不只是名稱的變化，還是職責任務的增加、領導力量的充實、成員單位的增多、工作機構的加強。社會管理，正在凝聚更多的合力。

　　從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到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調整“指揮棒”到推進社會管理法治化，通過抓頂層設計，社會管理努力實現標本兼治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必須統籌規劃設計。無論是群眾權益維護，還是流動人口服務，或是社會組織管理，解決之道都不能止步于個體訴求的解決，而要發掘一個個社會現象背後的深層次問題，注重頂層設計，探索治本之策。

　　一個小小的戶口本，是我國城鄉差別的一個縮影。“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顯示的不光是身份的區別，更有待遇的差別。

　　“我是個低保戶，以前每個月只能領到120元的低保金，現在和城裏人一樣，每個月都能領到365元錢。”甘肅嘉峪關農村居民劉翠英難掩激動之情。從今年1月1日起，甘肅嘉峪關市徹底取消了城鄉戶籍差別，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戶口本上的這個小改動，帶來的卻是大變化。實施戶籍新政後，嘉峪關市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保障同城化的要求，出臺了八個配套政策，無論是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險、新農合醫療統籌補償、醫療救助、臨時救助，還是廉租房保障、經濟適用房、入學入伍就業，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都享受到了同等待遇。

　　不斷推進的城市化、工業化，帶來了人口的大規模遷移。如何服務好兩億多流動人口特別是1.5億多農民工，不僅關係億萬家庭的幸福安寧和社會大局的和諧穩定，而且直接關係到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各地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解決好流動人口在就業服務、子女入學、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住房租購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蓋，促進流動人口與當地居民和諧相處。

　　在深圳打工，只有高中文憑的黃泰富，是一家小酒店的面點師，通過“積分入戶”，黃泰富不僅拿到了深圳戶口，還把一家人的戶口從廣東化州農村遷到了深圳。今年4月初，包括《深圳市外來務工人員積分入戶辦法》在內的三份文件實施，明確規定：引進人才不設人數限制，擴大個人申辦範圍，取消工種和農業戶籍的限制。今年，前兩批已有約23000名外來務工人員通過積分入戶深圳。

　　黨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做好群眾工作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是黨執政為民最為重要的組織基礎。如何調動基層幹部抓社會管理的積極性？科學設定“指揮棒”至為重要。經濟指標偏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指標偏輕，這是我國基層幹部考核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指揮棒”不科學、不全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基層幹部抓社會管理的積極性、主動性。近年來，四川成都力推基層履職重點轉移，要求各區（市）縣要把街道重點履職轉移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並在中心城區鄉鎮和街道實行幹部工作目標考核不再與經濟指標挂鉤。談起“轉移”前後的感受，成都錦江區雙桂路街道五福橋社區黨委書記姚艷洪一臉興奮：“現在好了，跑經濟變成跑基層，與老百姓距離更近了、感情更深了，自身的價值在為居民辦事中得到體現，感覺渾身有勁，思想境界都高了！”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管理模式，在日益增多的社會矛盾面前，已經難以為繼。如何從源頭入手，構建化解矛盾糾紛的長效機制？堅持柔性化解原則，不斷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銜接配合的“大調解”工作體系，已經成為各地化解社會矛盾的新思路。今天，“大調解”觀念在全國已經深入人心，包括勞資、醫患、環保、交通事故、土地糾紛等專業化調解組織大量涌現，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從訴訟變為調解，實現了社會矛盾糾紛調解常態化，在政府和社會之間築起一道緩衝帶。

　　社會管理離不開法制的保障。加強社會管理法律、制度、體制、機制、能力建設，推進社會管理法治化，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的必然要求。隨著社會保險法、校車安全管理條例等社會管理相關領域立法的紮實推進，社會管理正在步入法治化軌道。

　　把社會管理擺到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來謀劃，帶著感情做好群眾工作，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將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從根本上改進社會管理

　　密切聯絡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政後面臨的最大風險。近年來，一些地方的工作之所以得不到群眾的理解支持，甚至引發矛盾衝突和群體性事件，根本原因就是群眾工作沒有做好。群眾既是社會管理的受益者，也是社會管理的參與者。做群眾工作的實質，不單是教育引導群眾，更重要的是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從制度上落實人民群眾的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為先，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努力實現管理與服務的有機統一，這是社會管理取得實效的前提。

　　投資20萬元的村文化廣場建設已經竣工；340戶農民的150畝土地流轉工作已接近尾聲河北省肅寧縣梁莊鎮張莊村村民代表會議今年初決定開展的兩項重點工作，現已取得明顯進展。由村民代表會議對村裏的大事作決策，在河北肅寧農村已經司空見慣。2010年5月以來，肅寧縣創新農村社會管理模式，統籌推進基層黨組織、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經濟合作組織和綜治維穩組織全覆蓋，充分發揮農村黨組織核心領導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把分散的農民重新組織起來，領著農民搞自治、推著農民唱主角，讓農民真正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等各領域當家作主，打造了一張覆蓋整個農村和廣大農民的社會管理服務網絡。

　　“門難進、人難找、事難辦”，這是許多群眾去機關辦事時的親身經歷。今天，隨著為民辦事全程代理制在全國各地的廣泛推行，“群眾動嘴、幹部跑腿”成為今天干群關係的生動寫照。

　　在吉林延吉，每天早上5：00—8:00，市委書記金永默有一堂“必修課”接待上訪群眾。2005年以來，通過健全“早上接訪制”、“工作督查制”等十大工作機制，延吉的信訪量以每年20%的速度遞減，不僅有效維護了社會大局的和諧穩定，更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在吉林縣域經濟綜合實力排名中，延吉一直佔據全省第一的位置。“把人民群眾當家人、把群眾來信當家書、把群眾訴求當家事、把群眾工作當家業”，各地黨委政府通過帶著感情做好信訪工作，有效地化解了一大批“拖累社會、苦著群眾的信訪積案”，不但拉近了群眾感情、贏得了群眾信任，也營造了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今天，在廣大基層地區，幹部的身影無處不在。走出機關大樓，沉到院壩居家，真情服務百姓，“幹部下基層”逐步走向經常化、制度化、規範化。在內蒙古鄂爾多斯，蘇木鎮、街道3/4的工作人員下沉到了嘎查村、社區。由過去發號施令的“指揮員”、上傳下達的“通訊員”迅速轉化為親力親為的“服務員”，近2000名機關幹部帶著職責、任務紮根在了社區、嘎查村一線。

　　社會管理領域存在的問題産生於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單純就社會管理抓社會管理沒有出路。只有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擺到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來思考和謀劃，認真研究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把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各項社會事業做實、做好、做到位，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廣大群眾，才能從根本上改進社會管理。

　　“留守”是個沉重的字眼。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數量龐大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群體不斷引起人們的關注，牽動著社會的神經，給社會管理帶來許多現實難題，影響了農村家庭和睦和社會穩定。讓農村富餘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不僅是促進農民就業增收的最佳途徑，也是破解農村社會管理難題的有效辦法。在河南新鄭，通過引進勞動密集型企業和免費技能培訓、免費推薦就業，85%的農村富餘勞動力選擇在家門口就近就業，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09年的8315元增加至2011年的11344元。

　　社會是否和諧取決於發展是否科學。科學發展不僅是做實社會管理的前提，更是做好社會管理的保障。隨著科學發展觀的進一步貫徹落實，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工作必將不斷得到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建設必將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必將迎來更加燦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