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4日，一名120急救醫生在運送患者。統計數據顯示，急救醫生80%的急救任務是“單純轉運”。

　　數説急救

　　2011年全市急救呼叫總量為652340人次，日均呼叫1787人次

　　2011年，120和999共出動救護車總數為567413車次

　　截至今年4月30日，北京院前急救網絡救護車624輛，其中120網絡421輛，999網絡203輛

　　2006年至2008年，120接收的編制內本科學歷醫學生流失率高達86.3%。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李秋萌本版攝影本報記者王海欣

　　本報訊 日前，記者從北京市衛生局獲悉，應北京市人大和市政府法制辦要求，始於今年2月的《北京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立法調研已基本結束，並形成了初步的專家意見。專家意見指出，應從對120和999兩大急救系統實現統一調度、重新佈局規劃急救站點、培訓急救員、明確急救車輛優先通行權等多方面完善本市急救體系。

　　早在2007年，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就將急救立法列入未來五年立法調研計劃。為了備戰北京奧運會，當年全市增建了65個急救站，各醫療機構抽調700余人補充到院前急救隊伍中去，高投入、高配置加上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全市急救呼叫滿足率一度接近100%，10秒鐘內自動接聽並就近派車讓京城百姓覺得“特踏實”。

　　但120和999兩大急救系統空前的高效率運轉並未持續太久，奧運會結束後，65個新增急救站便因缺少人員和資金等問題陸續荒廢，時至今日幾乎無一倖存。

　　近年來，隨著城市的發展和人們對急救需求的猛增，掣肘急救體系發展的各種矛盾日益凸顯，急救呼叫量突增、120和999重復出車、新建小區附近急救站點空白……迫在眉睫的諸多問題已嚴重影響本市的急救效率，2010年初，分管衛生工作的副市長丁向陽提出“整合120和999急救資源，統一規劃佈局，統一服務規範，探索建立統一的指揮調度平臺”的構想，但因缺少操作細則，兩大系統除搭建了一個“可以看見對方車輛和任務”的系統外，急救資源的整合併無實質進展。

　　去年12月8日，市人大常委會第104次主任會討論通過《〈北京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立項報告》。今年2月，市衛生局正式啟動這一條例的立法調研。

　　據介紹，《北京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的立法調研和起草由市衛生局&&，市法制辦、市人大教工委、首都醫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多個機構專家參與其中。按照計劃，有關部門將以專家意見為基礎，再經過深入調研和情況匯總，最終形成條例草案，草案將於明年10月遞交市政府法制辦。

　　據介紹，這是本市首次以地方法規的形式對“急救生命線”加以規範和保障。

　　資源整合

　　擬建統一急救調度平臺

　　不同於其他城市只有一個急救號碼120，本市院前醫療急救系統由北京急救中心（120）和北京市紅十字會緊急救援中心（999）兩個服務網絡組成，兩個系統相輔相成，但在日常急救調度中相對獨立。

　　“日均出車超過1500次，這個數字對兩個系統來説是個很大的工作量。”北京市衛生局應急辦副主任曹昱説，近兩年北京年急救呼叫量超過60萬次，且每年以15%左右的速度遞增，但在目前京城人口不斷增加、城市發展速度加快的情況下，本市急救呼叫滿足率已由2008年奧運會時期的幾乎100%的巔峰狀態跌至90%左右（即100個急救來電中，只能及時派出90輛車），而按照國際慣例，這個數字應保持在95%以上。

　　曹昱説，除增設急救站點、引進急救人員外，從全市角度對急救資源進行整合、對現有急救資源最大化利用是此次調研中專家們提出的意見之一。為此，本市考慮探索通過建立市級院前急救指揮調度機構，對全市急救車和急救人員實行統一指揮。屆時，該機構設在市衛生局，接受衛生行政部門的指揮。曹昱表示，這一方案尚處於探索研討階段。

　　參與調研的專家表示，120和999號碼已經被京城居民所接受，考慮到市民的急救呼叫習慣，將撥打兩個號碼的急救電話匯入同一調度平臺後，再進行以就近為原則的急救車輛調度是較為可行的方法之一。

　　本市對急救資源的整合之舉始於去年。目前，兩大急救系統已經實現急救信息共享、一方無車可派時將轉入另一方系統、同一急救來電重復撥打120和999號碼時，系統將自動提示以避免重復派車等，但因只有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120和999才會在市級層面的部署下聯動出車，因此兩大系統真正意義上的統一調度尚待進一步推進。

　　站點佈局

　　2015年底前增60余急救站

　　如果把全市急救體系比作一張網的話，那麼每一個急救站就是網中的節點，是構成急救體系的基礎，並負責完成具體的急救任務。即指揮中心在接到急救呼叫後，如果急救者附近有急救站點，會先選擇該急救站點中的待命車輛前往現場施救。

　　據曹昱介紹，目前，本市共有急救站點251個，120和999分別根據本系統執行任務的情況建設了132個和119個。隨著城區人口的外遷和新興城區的發展，本市急救站點的佈局也將在現有急救站點基礎上進行“一盤棋”式的佈局和調整，按照歷史呼叫量、重點地區、人口稠密地區、新建居民小區、重要交通樞紐區、首都重要保障區域等6個因素進行科學規劃，佈局原則是“站點隨人走”。

　　2015年底前，本市將按照新版“急救站點分佈圖”完成院前醫療急救網絡的全覆蓋。依據本市院前醫療急救網絡規劃建設標準，全市需新增急救站逾60個。

　　記者獲悉，具體的急救站規劃設置標準為：人口超高密度區（2萬人以上/平方公里）每2至3平方公里或7萬常住人口設置一個急救站；人口高密度區（0.1至2萬人/平方公里）每5至10平方公里或每7萬人常住人口設置一個急救站；人口中密度區（0.05至0.1萬人/平方公里）每30至50平方公里或每5至6萬常住人口設置一個急救站；人口低密度區（0.05萬人以下/平方公里）每50至100平方公里或每3至4萬常住人口設置一個急救站。

　　據了解，全市急救站的配備也將實現標準化，屆時，按全市常住人口每3至5萬人配備一輛救護車，每個急救站需配2至3輛救護車。每個急救站實行24小時運行，需配備16名工作人員。

　　人員培訓

　　本市擬試點培養急救員

　　據曹昱介紹，在我國，急救醫療機構是按照醫療機構來進行管理的，因此每輛急救車在執行任務時均需配備一名執業醫師；但120和999兩大中心的急救呼叫統計顯示，真正需要緊急醫療救治的病人僅佔20%，也就是説，80%的呼叫為非緊急醫療救治服務需求，即平常所説的“單純轉運”，無醫療行為。

　　以去年為例，全市56.7萬次急救任務中，只有11.3萬次是真正需要急救醫生採取如包紮、心肺復蘇、骨折固定、大搶救等急救措施的，另外的45.4萬次出車中，急救醫生扮演的更多是“搬運工”的角色。

　　“高配置的人員從事的是一些低需求的工作，造成很大程度的浪費”，曹昱稱，目前全市急救站251個，院前急救醫生671名，而按現行的每車必有醫生的方式，急救站維持24小時運轉的最低人員配置要求，每個急救站至少應配4名急救醫生，全市院前急救網絡至少需要急救醫生1004名，存在近1/3的缺口。

　　為提高急救效率，在此次《北京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的調研中，培訓出合格的急救員，使其能執行非緊急任務是眾多專家、學者和官員達成的共識之一。曹昱説，培訓一支掌握基本技能的急救員隊伍，在實行分級調度的體系中，根據需求不同，合理派出急救員或急救醫生是本市力解此困局的舉措之一。

　　曹昱表示，本市計劃先行試點培養急救員，按照此前醫療救護員的定義，急救員將分3個等級，其職業描述是：運用救護的知識和技能，對各種傷急症、意外事故、創傷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傷病員實行現場初步緊急救護的人員。其工作內容包括：對常見急症進行現場初步處理；對傷員進行通氣、止血、包紮、骨折固定等初步救治；搬運、護送傷病員；現場心肺復蘇、在現場指導群眾自救、互救；開展群眾性現場救護知識普及培訓。

　　分級調度

　　出車將分緊急與非緊急

　　“急救是指對病情危重者採取醫療行為，嚴格意義來説，轉院轉運患者都不屬於急救範疇。”曹昱稱，醫療救護員實施的某些急救行為，如現場心肺復蘇等，實質上具有醫療行為的性質，這一點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相關規定相抵觸。因此，在目前這種背景下，本市計劃通過指揮調度中心，以分層調度的方式，將急救呼叫劃分為緊急醫療救治服務需求（需開展醫療行為）和非緊急醫療救治服務需求（不需要開展醫療行為）。其中，非緊急醫療救治服務需求部分由醫療救護員隨車提供服務。

　　“這樣一來，可以解放80%的急救醫生，將其真正用到提供緊急醫療救治服務方面，不失為解決急救醫生短缺的另一種途徑。”曹昱説。

　　這意味著，一旦“急救員上車”方案獲批，所有撥打急救電話的呼叫情況將被分門別類，如入院、出院、單純搬抬等非緊急情況將由急救員“上陣”，節省下的急救醫生將集中精力應對需要現場及救護車上搶救等危急情況。

　　曹昱坦言，有些病情處於潛伏期或者初期表現不明顯，為了避免此類急救來電被“忽視”而導致病情惡化，因此將選用有經驗的調度人員執行分級調度任務。

　　急救優先

　　搶佔應急車道罰200元

　　“早晚高峰時段，我們都繞著環路走。在一般路段雖然有紅綠燈，也堵，但我們可以開上自行車道甚至便道，而在環路上一旦堵死可沒招兒。”提起應急車道被佔，北京120急救中心站急救司機王雅東皺皺眉，表示頭疼又無奈。他説，二環和三環上都設有應急車道（除西二環外），但因車流量較大，應急車道往往擠滿了私家車，“根本過不去，閃著警燈都沒用”。

　　“急救生命線”遭遇人為阻塞並非“新聞”。一次出車經歷讓王雅東記憶猶新，急救車“火急火燎”開進西城區大茶葉衚同後，因衚同狹窄，只得按喇叭催促前方一輛出租車“快點”，沒想到該出租車卻走走停停，幾十米長的衚同花了五六分鐘才抵達終點。看到急救人員小跑進入大雜院的一戶人家，那位一路“較勁”的出租車司機傻了眼正是自己犯哮喘的老媽等著急救呢！

　　曹昱表示，將急救車享有優先路權納入地方條例“並非新聞”，《北京市實施〈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規定：警車、消防車、救護車、工程救險車在執行緊急任務時，可以在應急車道內行駛，其他機動車不得在應急車道內行駛；駕駛機動車遇有執行緊急任務的警車、消防車、救護車、工程救險車未按照規定讓行的，違反規定在應急車道內行駛或停車的，均處200元罰款等。

　　曹昱表示，在本市急救條例中，將對急救車的道路優先權進行明確、完善和細化。

　　一線故事

　　急救醫生“動口”多過“動手”

　　週二中午，驕陽似火，在關掉冷氣的急救車中悶熱難耐。

　　端著自備的水杯，孟憲雲喝了幾大口水，方從剛才的一場“談判”中恢複元氣。作為一名120急救醫生，她每天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動口”，而非“動手”。

　　半小時前，她接到中心的派單：一名11歲的男孩因受外傷要從兒研所轉到天壇醫院，因天壇醫院急診科常年“滿床”，且當時該醫院的確認消息顯示“無床，不建議轉送”。“天壇醫院沒有床位，而且現在路上堵車嚴重，附近的軍區總醫院腦科也很好而且近，您看行麼？”孟憲雲試著和來電者溝通，但對方執意要去天壇醫院。

　　“急診沒有床位，沒法給孩子看病和治療啊，總不能讓孩子躺在地上吧？”站在兒研所急診的過道裏，戴著口罩的孟憲雲説得口乾舌燥，不停吞咽口水。因見孩子並無大礙且醫生説得在理，男孩媽媽最終同意就近送到八一兒童醫院。

　　對孟憲雲來説，運送病人轉院、出院是家常便飯，一天出八九趟車，至少一半是上述情況，作為自己“貼身”工具的急診箱有時一天也派不上用場。她覺得，自己更像一個“談判專家”在京城各大醫院急診人滿為患的情況下，如何保證在患者同意的情況下，將其送到大醫院得到及時救治，這個工作也不容易。

　　家中寵物狗生病也打120

　　“您好，120，您是要救護車麼？”每天，全市所有撥打120的電話都會呼入北京急救中心位於和平門的調度中心。經過初步分流篩選，有“急救”需求的來電會以任務單的形式從中心發出，接到“指令”的一線急救醫生即隨車前往現場。

　　而據120急救中心統計，目前日均逾800次派車任務中，僅有18%至24%是需要採取急救措施的，其他皆為護送病人轉院、出院等“不用用藥的情況”。

　　自稱有“急救需求”的情況也不一而同，有痛經頭暈的，有病後需要測血壓的，有超重者搬家時難自行下樓需要急救人員抬的，有打架鬥毆前預備受傷後得到救治的，甚至有為寵物貓狗送院就醫的。120調度組組長肖雙玉説，一次中心接到電話，對方痛哭不止，語氣很急地説自己家的寶貝病得嚴重，需要馬上送到醫院。趕到現場的急救人員卻哭笑不得那所謂的“寶貝”竟是一條寵物狗。

　　“現在的急救資源並非多到供過於求。”肖雙玉説，以上週四為例，中心接到的997次派車任務中，只派車866次，其餘131個來電因“站內無車可派”只得建議來電者撥打999。因尚未實現分級調度，為保證所有呼叫者都能得到及時救治、確保“萬無一失”，只要來電者提出需要救護車的，中心都會派出“一司機、一醫生、一護士”的標配團隊。

　　他山之石

　　超過四成急救呼叫交由社區醫生處理

　　首都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王亞東是參加此次《北京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立法調研的專家之一。他認為，北京的急救體系中，指揮調度系統的統一化和有效分級與明確並規範急救員資質是亟待解決的兩大問題。

　　王亞東説，目前，世界各國的急救工作中都有急救員參與，甚至是主體力量，其從事的都是簡單如包紮、止血等工作。主要分為“英美模式”和“法德模式”兩種，前者是指由急救員將患者儘快送到醫院，真正的急救工作在醫院內開展；後者則是盡可能把急診科搬到事發現場，即如果調度人員確定需要急救，將在派出急救員先行趕往現場採取措施的同時，聯絡大醫院的急診科醫生火速至現場。

　　針對以北京為代表的中國模式和以巴伐利亞為代表的法德模式，王亞東進行了一次效率對比，結論是：巴伐利亞的急救資源（如車輛、人員等）是北京的2至3倍，但對急救呼叫的處理效率卻是北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懸殊之根源即為有效的調度體系。

　　在巴伐利亞，不需要急救車的來電將被轉至社區。以每年320萬次的有效急救呼叫為例，其中，140萬次是由社區醫生就近出診或提供服務的，如醫療諮詢、指導就診、買藥、貓狗生病等；其餘180萬次急救需求則由急救中心處理，但其中也會再分出“輕重緩急”，需要醫生提供諮詢服務和救護員趕往現場的分別為90萬和60萬次，對於其餘30萬次危重情況的來電，調度中心將通知急救員和急救醫生同時趕赴現場，同時，為了及時有效地開展急救服務，監護型救護車也會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