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香港書展18日開幕。本報記者專訪香港書展年度作家也斯——

　　“香港是我寫不盡的題材”

　　◎深圳特區報記者 鐘潤生 文/圖

　　7月18日，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將開幕。名人演講、年度作家，是這個被譽為“亞洲文化盛事”的重要看點。今年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稱號，頒給了一個名叫也斯的作家，表揚他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在文壇的卓越成就和貢獻。

　　相對於去年的年度作家西西，也斯在內地的知名度似乎不如西西那麼響亮。到購書網店裏尋找也斯的書，顯示有4本，但這些書都是一些小品文，比如介紹吃的，《人間滋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介紹旅行的，《在柏林走路》(三聯書店出版社，2003年8月)，等等。從這些書裏，似乎看不到也斯在香港文壇上的影響。

　　也斯何許人也？日前，在香港書展主辦方——香港貿易發展局的幫助下，記者有機會前往香港，和今年64歲的也斯先生，面對面來了一場對談。

　　借食物寫香港的歷史、文化

　　記者：也斯先生，祝賀您成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來香港之前，我特意到書店去買您的書，結果只買到了隨筆集《人間滋味》，到了香港後，我到書店去買您的書，結果買到了小説集《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牛津大學出版，2009年1月)。這兩本書巧得很啊，都是寫吃的。而且我注意到，您還著有隨筆集《蔬菜的政治》、與攝影師李家昇對話的詩集《食事地域志》，2004 年在沙田文化博物館做過《香港食景詩》的展覽，也都是吃……那我們就從吃的聊起。為什麼會選擇食物作為你表達的工具？

　　也斯：如果食物是這些作品的一個入口，或者是它們的生命線的話，這並不因為食物代表了生命，而是因為它是生命本身。

　　為什麼會選擇寫食物？因為食物有形象有味道，每個人都可以接觸到，用它介入歷史、文化，讀者更容易接受。因此，我的小説、詩歌、專欄隨筆裏所展現的，往往不是食物的味道，而是隱藏于食物背後的世情道理，甚至從食物本質看到不同地方的文化本質。就像我有首詩叫《菜幹》，我讓讀者從阿婆“打了褶的過去”嘗出那“日子的金黃”。

　　記者：那您自己是不是個美食家？

　　也斯：好多人以為我是美食家，其實不是。我對吃的要求很簡單。另外，我想告訴你，食物題材的寫作，我告一段落啦，否則人家還以為我是食評家！

　　個人寫作與香港現代化進程同步

　　記者：您出生第二年，1949年就來到香港，1984年從美國讀書回到香港，然後一直在香港的大學從事文學教育工作。不單您自己寫了很多作品，有小説、隨筆、詩歌，還對香港文學、文化傾注了很多精力，做研究，做推手。我注意到媒體一段對您的評價：“在香港，也許很難找到第二位作家像也斯那樣，其個人的成長、寫作經歷和香港這座城市60年的發展如此緊密相連。”您自己怎麼看您與香港這座城市之間的關係？

　　也斯：我的寫作幾乎與香港現代化進程同步，香港在1949年之後的幾個歷史階段，我個人都有親歷。1967年，香港暴動，動亂以後，港府開始做了很多改革。香港人也開始在那個時期關注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我親歷了香港文化界在1970年代本土化反思。1970年代末，我去美國唸書，也開始接觸到內地同學，那個時候我寫了小説《島和大陸》，不同地方中國人的故事。等我回來的時候是1984年，香港面對著一系列危機，首先是當時的金融危機，但更大的危機是香港人對未來的不確定，香港人直接面對香港地位問題。如果説，1985、1986年大家有焦慮還在觀望，但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之後，大家對未來有點失望，經濟現代化雖然完成了，但他們內心對未來缺乏安全感，就算移民加拿大了，還是覺得缺失了很多東西。所以，到了1990年代他們又陸續回來。針對這段歷史我也寫了一系列小説。

　　記者：因此，您寫作的目光從未遠離香港。

　　也斯：香港是我寫之不盡的題材。我最先引起香港讀者注意的是，上個世紀70年代結合中國神話及拉美魔幻寫實主義去寫香港現實的短篇集《養龍人師門》及中篇《剪紙》。2009年出版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我仍嘗試細説回歸十多年的香港故事。這個作品得到第11屆香港文學雙年獎。

　　香港都市文學走得很靠前

　　記者：談談您的研究。您很早就開始關注香港文化，編著有《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文化》等書，嘗試闡釋香港文化的特色。您也是早年少數整理、評論香港文學的學者之一。您不妨為讀者簡單梳理一下香港文學這五六十年的發展。

　　也斯：不妨先説説內地介紹香港文學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前，介紹的香港文學主要是用來批判，批判資本主義風氣；第二個階段，改革開放後，開始介紹梁鳳儀等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有一個關鍵詞是“愛國財經小説”；第三階段是近些年，介紹香港作家的一些生活類作品。

　　在我看來，香港文學走著她自己的路。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輝煌。比如説，五六十年前，香港文學在翻譯這方面是走得很靠前的，那個時候我們就翻譯了加繆的《局外人》。到了現在，翻譯弱了，但都市文學——也就是寫現代人的感情——寫得很深，走得很靠前，並且與電影、戲劇結合得很密切，煥發著不一樣的朝氣。

　　尤其值得一説的是，現在很多香港年輕作家，從小定居在香港，但又經常往來內地，他們的作品不僅僅是從香港看內地，而且還從內地看香港，視角更立體。香港文學可以寄望于這一批年輕人，寫出更好的作品。

　　記者：您怎麼看待今天大陸、台灣、香港三地的文學差異？您看過大陸哪些作家的作品？

　　也斯：我留學歸來正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那也是文學的黃金年代。那個時候，三地的交流活動也蠻多的，我很早就讀了阿城的《棋王》、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我對大陸作家的創作一直很關注。

　　這些年來，大陸的創作比較注重外在，注重寫大時代；台灣注重內在，寫內心，而且越寫越深；香港呢，主要是寫內在，但也不放棄對時代的言説。

　　香港作家發表陣地太少“很吃虧”

　　記者：文學越來越邊緣化。香港這邊情況如何？

　　也斯：大家都差不多。香港以前有個書店叫“左岸”，專門賣文學書，現在關門了。大環境不好，作家、讀者的心態都很浮躁。以前都是我們自己湊錢辦雜誌，開門、關門、開門，做了就做了，倒了就倒了。就是這樣。文學沒有以前那麼興旺了，這是肯定的，但不至於沒落。文學不可能沒落。

　　記者：關於香港文學的不興旺，你好像有個怪論，説原因在於媒體。

　　也斯：那是我的怪論。我説，在我看來，影響香港文學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1995年之後報紙通過減價佔有市場，文學失去了很多陣地。在此之前《星島日報》有個青年文藝的副刊，不同青年人在那裏發表作品，完成文學事業第一步，只問文學不問出處。而現在香港年輕作家的最大困境是，年輕作家出名很容易，但出名之後很難。他們沒有了自發的文學空間，沒有人際關係維繫一個大的文學社群。

　　沒有發表陣地，香港文學很吃虧。大陸有作協，台灣有“行政院文建會”，香港沒有這些機構。大陸有《收穫》、《人民文學》，台灣有《聯合文學》、《印刻文學》等一大批成熟刊物，香港很少。沒有發表陣地，考驗著香港作家的耐心和定力。

　　也斯(1948年—)，本名梁秉鈞，祖籍廣東新會，1949年到香港，20歲開始專欄寫作，1984年獲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現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也斯創作涉及詩歌、散文、文學評論、文化研究等，著有散文集《神話午餐》、《山水人物》，詩集《雷聲與蟬鳴》、《游離的詩》，小説集《剪紙》、《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攝影集《也斯的香港》等。鐘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