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輝騰梁風電場。

　　新華社記者 任軍川攝

　　人們習慣將黨的十六大以來的這10年，稱為新世紀新階段。

　　回望這10年的改革歷程，不同的人可能給出不盡相同的評價。也許有人會説，與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相比，這10年顯得不那麼轟轟烈烈，似乎少了一點“殺出一條血路”的激情，也少了一點“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

　　然而，任何歷史評價都不能超越歷史階段。只有對這個時期的階段性特徵有一個完整把握，才能對10年的改革進程得出準確認識：沒有多少壯懷激烈，並不表示一馬平川；沒有多少驚濤駭浪，並不表示輕而易舉。這10年，改革創新仍然是中國最鮮明的時代特徵。于無聲處，改革一步步深化，中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廣泛而深刻的變革。

　　10年改革不缺少攻堅克難的勇氣

　　——改革進入“深水區”，在堅定不移深入推進的同時，更加注重頂層設計、整體謀劃、協同推進，由“單兵突擊”向“全面系統”轉變，從釋放潛在動力的層面向激活內在動力的層面轉變

　　小崗村，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年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成了困擾小崗村的難題。

　　近10年來，小崗村以推動土地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為契機，開啟了新一輪改革。不同的是，這一輪改革已不再是單純的農村經濟領域的改革，而是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嘗試：建立農業合作社，成立互助資金，求解農村金融難題；集中規劃農村建設，完善公共服務設施，推行農村社區化建設；創新鄉村治理模式，發揮農民自主權……今天的小崗村，已經成為從傳統農業走向現代農業、從城鄉分割走向城鄉一體的新農村。

　　小崗村的變遷，正是新時期中國農村改革的縮影。

　　2004年，時隔18年後，中央再次發出關於“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自此，連續9個中央“一號文件”鎖定“三農”，提出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的重要政策措施：2004年起，我國建立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制度；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按照“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2006年，延續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全面取消；2007年起，全面推行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全國1.48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全部免除學雜費……

　　這裡列舉的，僅僅是10年來農村改革政策的一部分。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糧食産量實現“八連增”、農民增收“八連快”，“三農”發展進入又一個“黃金期”，其根本原因，正是新一輪農村改革釋放出巨大活力。

　　改革步入“深水區”，改革進入“攻堅期”，這是人們評説這10年改革説得最多的兩句話。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解決“發展的問題”和解決“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同步推進的階段，越來越呈現“全面性”和“系統性”特徵。有人説得很直白：“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單兵突擊”式的改革，在特殊歷史時期曾收到奇效。但是，隨著改革能量的持續釋放，仍然寄希望於“畢其功於一役”，靠某一方面的改革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問題，顯然是不太可能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急式”改革不行，“小修小補”的“碎片化”改革也不行。

　　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如何推進？中央給出的思路：一是堅定不移，二是全面深化。就是説，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同時，注重頂層設計、整體謀劃、協同推進，從淺層次的釋放潛在動力向深層次的挖掘內在動力轉變，找準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

　　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中國，曾經面臨這樣的困惑：美國大片橫掃全球，僅一部《泰坦尼克號》的海外收入就高達10億美元，我們的電影年出口只有幾百萬美元；美國平均每部電影的拍攝成本，相當於我國電影全年的拍攝費用；全國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總和，不及德國貝塔斯曼一家的年收入……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答案可能很多，但最根本的，還是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化體制一直沒有理順。“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以更大力度推進文化改革發展”，這日益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

　　十六大以來，我們打響了文化體制改革的攻堅戰。自2003年改革啟動以來，各級政府對文化基礎設施的投入是過去幾十年的總和。“十一五”以來，文化事業費年均增速保持在18%以上的較高水平。2011年10月，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在中央全會上專門討論文化改革發展有關問題，第一次以中央全會決定的方式對文化改革發展作出部署，第一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和戰略任務。

　　改革激發出巨大的文化生産力。2004年以來，我國的文化産業年均增長都在15%以上，比同期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速高6個百分點。2010年文化産業增加值突破1.1萬億元，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從2004年的1.94%提高到2.75%。

　　新加坡《聯合早報》這樣評價：“在經濟增長的故事以外，中國還有一個也許較不搶眼、較不具新聞轟動效應的故事——一個文明重建的故事。”

　　有人説，最艱難的改革是對改革者自身的改革。

　　這10年來，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始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深化，始終隨著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的提高不斷深化，始終隨著時代主題的日益鮮明而不斷深化。

　　從黨的領導體制逐步規範化、制度化，到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實踐；從大刀闊斧地推進機構改革，到建設、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政管理體制；從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到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從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到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從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到建立和完善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政治體制改革朝著既定的目標有條不紊地深入推進，沒有多少豪言壯語，也不見多少驚天壯舉，但每一步都紮實穩健，每一步都直擊要害。

　　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全面推開。2004年3月22日，國務院提出經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也就是這一年，行政許可法開始實施，與之相伴的對於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被認為是“政府自身的革命”，使得行政權力得到明顯的監督和制約。截至2011年底，國務院分五批共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2183項，佔原有總數的60.6%，各地區取消和調整的行政審批事項佔原有總數的一半以上。

　　“中國探索”不缺少只爭朝夕的緊迫，不缺少攻堅克難的勇氣。就在今年，財稅金融改革、推動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深化價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積極穩妥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和加快推進政府改革又將重點突進。執政者清醒地認識到：消除經濟運行中不健康不穩定的因素，要靠改革；解決經濟生活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要靠改革；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也要靠改革。“有些問題早改比晚改好，否則積重難返”。　　

　　10年改革看似平靜卻“驚心”

　　——新時期新階段的改革，少了“鬥爭哲學”、“突擊情結”，多了沉穩練達、科學理性。一方面，堅信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確，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改革舉措的協調性

　　這是一條看似普通的新聞——

　　從剛過去的7月1日起，北京市在友誼醫院試點醫藥分開，取消掛號費、診療費和15%的藥品加成，實行醫事服務費制度。

　　7月2日，實行“醫藥分開”後的首個工作日，在友誼醫院門診大廳，剛剛領完藥的退休職工老程有些意外：“同樣的藥，一次就少花了幾十元，藥費便宜多了！”他患有糖尿病，平時開的一盒胰島素注射劑需要315.2元，當天只花了274.1元。

　　在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中，這一條算不上顯眼，也難以産生“轟動效應”。但是，這著實又是一條不該被忽視的新聞。推行“醫藥分開”改革的呼聲由來已久，其間有矛盾、有爭論，甚至還有人認為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北京友誼醫院的試點，將對全國醫改産生示範效應。

　　作始也簡，將畢也巨。10年改革，固然有“全面取消農業稅”、“提高個稅起徵點”、“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這樣引起廣泛關注和巨大影響的改革，但更多的，則是像北京友誼醫院這樣“起于微末”的改革。轟轟烈烈、驚心動魄的改革，往往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策，而這樣“潤物細無聲”的改革，就其難度、深度和廣度而言，恐怕絲毫不遜於前者，而其影響可能更加久遠、更加深刻。因此，改革既需大智大勇，又需至纖至悉。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認為，這10年“三農”領域的改革，不同於改革初期的以“破”為主，而是“破”與“立”相結合。這其實也是這個10年中國改革的一個基本特徵。

　　更重要的是，這10年的改革，是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進行的。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國家剛剛擺脫10年“文革”的桎梏，經濟社會受到極大破壞，人們思穩定、盼發展、想致富，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更容易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和支持。於是，實行對外開放、開設經濟特區、推行包産到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一系列改革，勢不可擋地迅速展開，並且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

　　新時期新階段，改革面臨的情況完全不同。從經濟上看，我們實現了總體小康，2003年我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2011年更是達到5414美元，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為繼續推進改革提供了空前良好的基礎。但是，一些國家的發展歷程表明，人均GDP進入這一區間，也會出現經濟增長停滯、收入差距拉大、失業增加、環境惡化等現象，亦即所謂的“拉美陷阱”。從社會環境上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各方面改革的深入推進，中國社會發生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轉型，人們的思想越來越多元和複雜，訴求也越來越多樣和龐雜，而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出現，無疑又增添了新的變數。

　　在這樣的背景下，“凝聚改革共識”的難度，改革的社會成本和阻力，與20年前、30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以雷霆萬鈞之勢，摧枯拉朽般地推進改革，其必要性顯然已大大減弱，在操作中則很難行得通。現在的任何一項改革都必須更加謹慎、更加穩健、更加全面，必須把對既往改革的堅持鞏固與下一步的完善深化、把一項改革措施的推出與配套的制度設計與細則規制、把改革的力度與社會的可承受程度很好地結合起來，正如鄧小平當年所指出的那樣：“每一個措施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障礙，需要審慎從事。”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牛新春説：“今天的改革有時不得不面對許多兩難問題——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改革，不一定符合部分群眾的眼前利益。有助於經濟增長的改革，不一定有利於社會穩定。符合一部分人利益的改革，可能會損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設計改革方案，要精巧平衡各方利益，推行改革方案，要盡可能凝聚更多力量的支持。”

　　但是，審慎並不等於猶猶豫豫、踟躕不前，改革終究是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細細梳理，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農村改革、社保改革、教育改革、事業單位改革以及行政體制改革、社會管理創新等，哪一項不關係國計民生，哪一項不關乎億萬人民的福祉？

　　所不同的是，我們這10年的改革，少了“鬥爭哲學”，少了“突擊情結”，更遠離“運動式”思維，多了沉穩練達，多了科學理性。回望10年改革路，既沒有多少驚天動地的瞬間，也沒有多少驚心動魄的標識，更多的是運籌帷幄，精心設計，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積跬步以至千里，積小流以成江海”，驀然回首，我們已邁出一大步，抵達一處處新的彼岸。

　　縱觀30多年的改革，如果説前20多年有如奔騰的湍瀨，慷慨激昂，氣幹雲霄，那麼這10年則好似安瀾的大川，表面上靜水微瀾，風平浪靜，實則默運潛移，日新其景。我們一方面信心堅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另一方面清醒冷靜：更加注重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改革舉措的協調性。

　　10年改革鋪就濃重的民生底色

　　——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遵循人民的意願而改革，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人民群眾不僅成為改革發展的推動者、承擔者，更成為改革發展成果的擁有者、享有者

　　與北京友誼醫院試點醫藥分開的同一天，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也發生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一個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宣傳活動的啟動儀式在這裡舉行，全國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工作正式全面啟動。

　　在革命聖地西柏坡舉辦這樣一個活動，耐人尋味。

　　2009年，在新中國成立60週年之際，啟動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試點；2011年，在中國共産黨成立90週年之際，開展了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有人評價：“在紀念中國共産黨91歲華誕的今天，全國所有地區將全部實施這兩項制度，標誌著我國覆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主要制度基本建立，這是中國共産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大實踐和具體體現。”

　　改革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發展是為了人民的福祉。10年來的改革，黨中央始終秉持這樣的理念：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遵循人民的意願而改革，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人民群眾不僅成為改革發展的推動者、承擔者，更成為改革發展成果的擁有者、享有者。

　　可以説，這10年，民生領域改革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民生水平改善的幅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黨的十六大把社會保障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明確要求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10年來，我國社會保障從國有企業擴展到各類企業和用人單位，從單位職工擴展到靈活就業人員和城鄉居民，從城鎮擴展到農村，數億人被納入社會保障覆蓋範圍。國際輿論界有一種看法：中國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少有的艱難而又堅定的改革實踐。

　　繼2007年全面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之後，從2008年秋季學期開始，全面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全國真正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經過3年的醫改，全國95%的城鄉居民有了基本醫保，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回歸公益性，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免費提供，百姓的基本醫療需求有了保障；規範房地産市場健康發展的宏觀調控措施密集出臺，保障性住房建設快馬加鞭，直接惠及中低收入群體；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農家書屋工程、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工程等一大批文化惠民工程，讓人民群眾享用到日益豐富的精神食糧。

　　2012年，中央財政教育支出與2005年相比增加了近10倍，就業和社會保障支出僅中央財政負擔的資金就遠遠超出2005年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支出之和；保障房建設資金從2007年到2011年實現了20多倍的增長；2011年，我國經濟增速與上年相比回落1.1個百分點，但中央財政預算用於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支出安排比上年增長18.1%。

　　“社會建設”，10年前，人們對於這個詞恐怕還很陌生，現在已耳熟能詳。

　　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由“三位一體”擴展到“四位一體”，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而和諧社會理念的確立，標誌著中國在經過近30年改革開放的探索後，“終於有了一個能夠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各種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的科學理念”。

　　圍繞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我們的改革更加注重向社會領域傾斜，向薄弱環節傾斜，更加注重社會的公平正義，更加注重發展的平衡協調。建設和諧社會的重點“已經悄然從思想意識形態層面的論證轉移到制度建設層面”。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樣的圖景，中國人憧憬了許多年，如今它正一天天變成現實。

　　“想想吧，全球1/4的人口，帶著他們的種種好與壞、美與醜，重新融入人類發展的主流。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故事。它是我們的故事，所有人的故事——而不只是中國的故事。”美國《時代》週刊以不同尋常的口吻評價道。

　　此時，當我們回首10年的改革，有理由感到自豪與自信，但沒有任何理由驕傲自滿、固步自封。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主任白重恩説：“1978年的時候，不改革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那時的危機感是空前的；而如今，危機同樣存在，國內看，改革任務依然艱巨繁重；國際上看，不少發展中國家都在加快步伐。可以説，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必須清醒地看到，如今，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在前進道路上，我們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和風險。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20世紀80年代中葉，正當各項改革全線突進之時，曾有記者這樣問國家體改委領導：“中國改革是不是一個‘世紀命題'，會不會有一個完成的終結時間”。進入21世紀以來的實踐，已經讓人們真正懂得：沒有什麼改革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改革是中國共産黨的宿命。中國面臨的各種問題與挑戰，一定都能在進一步改革中得到解決。對於今天要不要改革這一點，是不必爭論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任劍濤説。

　　百年前，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説》中寫道：“國之老少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為消長。”改革，就是讓制度的優勢長起來，讓社會的活力長起來，讓人民的幸福長起來。改革就是永不停歇的引擎，將保證中國這艘行進在民族復興偉大征程上的巨輪，平穩地穿過“歷史的三峽”，堅定地駛向光明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