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華網，作者：佚名，原題：《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社論）》

    自從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們進行了反對保守主義的鬥爭，這個鬥爭已經收到重大的效果。經過了這場鬥爭，右傾保守思想已受到深刻的批判，大家都已認識別右傾保守思想的危害。

    現在我們國家工作總的情況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斷進步中的。現在全國已有90％以上的農戶加入了農業生産合作社，其中加入高級合作社的已佔全國總農戶的61％。截至三月底，全國已有88％的手工業從業人員加入了手工業生産合作社。全國私營工業，以産值計算，已有92％轉成了公私合營。全國私營商業，以資本額計算，已有75％左右實行了公私合營。這些改造工作的進展都是正常的。在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鼓舞下，廣大工農群眾的生産熱情空前高漲。今年如無其他重大災害，農業的良好收成是肯定了的。如果我們能在增加生産的基礎上使90％以上的社員都增加收入，那就可以使一百多萬個農業生産合作社鞏固下來，並且為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轉入高級社準備下有利的條件。在工業方面，由於廣大職工群眾生産積極性的空前高漲和先進生産者運動的廣泛開展，我們已有可能迅速地提高工業生産和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高興的。

    但這並不是説現在我們的工作中便沒有缺點了，缺點現在是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個時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發生了急躁冒進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計劃定得太高了，沒有充分考慮到實際的可能性。這是在反保守主義之後所發生的一種新情況。這種情況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

    毛主席説：“人們的思想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當然，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現在的情況正是有些同志違背了毛主席的這一指示，超越了客觀情況所允許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去硬辦一些一時還辦不到的事情。

    這種情況在許多方面的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就農村工作來説，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本來是要在五年、七年和十二年內分別加以實現的，但有些同志因為心急圖快，企圖在兩三年內即把這些事情全部做好。在制定增産計劃方面，在農業基本建設方面，在文化福利設施方面，都已表現出這樣一種偏向。由於片面地強調了糧、棉的增産，縮小了農村的副業生産，又由於生産性和非生産性的投資過多，這樣就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村的掃盲工作也是急躁冒進的一個突出的例子。中央的要求本來是要在五年至七年內基本上掃除城市和農村居民中的文盲，但到某些省裏就成了四年和五年，到某些縣裏成了三年，愈到下面時間定得愈短。現在正值農忙時期，但有少數農村掃盲積極分子不管這一情況，佔用農民的休息時間來掃盲，使農民只好在課堂上打瞌睡。個別的地方甚至設立識字崗、攔路識字站，強迫群眾認字。這些積極分子的熱情是好的，但是他們用錯了方法。他們這樣做的結果，除了造成農村緊張，妨礙農民生産，招致農民埋怨之外，並收不到好的效果。在1952年的時候，我們已有過一次掃盲的經驗，那次就掃得急了一些，以後又收縮得急了，以至大部分地方乾脆完全停止了。停止是不對的，掃盲工作是應當積極地進行的，但我們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正確的辦法應當是按照“不忙多學，小忙少學，大忙停學”的原則，積極而又穩妥地推進這一工作，既要糾正冒進的偏向，又要防止和反對取消主義。

    工業的生産和建設方面也有不少類似的情況。有些工業生産計劃在制定的時候，沒有充分考慮材料的來源和供産銷的平衡問題，計劃訂得不切實際，使計劃的執行發生很大困難。雙輪雙鏵犁的生産計劃定得過高，沒有考慮到南方水田的條件，以致在南方許多地方大量積壓，就是一個例子。許多基本建設計劃的制定，也沒有切實研究建築材料和機器設備的供應，沒有對設計力量安裝力量作充分的準備，以致發生某些停工窩工的現象。有些廠礦和基本建設工地在開展先進生産者運動中，不恰當地強調了一切“打破常規”，結果使事故增加，影響到工人的安全，也影響到生産和建設工程的正常進行，有些生産單位的定額訂得過高，使大多數工人無法達到，影響了工人的生産情緒。有些地方在基本建設的節約問題上做得過火，結果廠房和宿舍建築起來，質量太壞，並且不合用。

    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一齣來，各個系統都不願別人説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後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佈置工作，條條下達，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門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績來。中央幾十個部，每個部一條，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現在中央已經在採取一系列的措施，糾正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各個部門和各個地方的工作中的冒進傾向，有些已經糾正，有些還未糾正，或糾正得不徹底，但作為一種思想傾向，則不是一下子所能徹底克服的，需要我們在今後經常注意。

    為什麼在反對了右傾保守之後，在有些工作中又發生了盲目冒進的偏向呢？這主要是由於我們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於沒有運用辯證的方法，沒有從事物的複雜的矛盾和聯絡中去全面地觀察問題，只從一個方面、一個角度去看問題，就把許多問題看得太死，太絕對化。又由於缺少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對實際情況了解得不夠，心中無數，有盲目性，在這種情況下，處理事情當然就容易偏于一面，發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義之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佈《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之後，在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就産生了一種片面性，他們以為既然要反對保守主義，既然方針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執行四十條，於是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並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即把一切事情辦好。這樣由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當然免不了要犯錯誤。

    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思想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今後我們當然還要繼續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傾保守思想的各種表現，以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受阻礙地向前發展。但是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時候，我們也不應當忽略或放鬆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只有既反對了右傾保守思想，又反對了急躁冒進思想，我們才能正確地前進。

    在反對保守主義和急躁冒進的問題上，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什麼是右傾保守，什麼是急躁冒進，這裡是有一個客觀標準的，這個標準就是客觀實際的可能性。正確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們的計劃、步驟符合於客觀實際的可能性。凡是落後於客觀實際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傾保守；凡是超過了實際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進。在你們這個地區、這個部門中，有沒有右傾保守，有沒有急躁冒進，哪些是右傾保守，哪些是急躁冒進，右傾保守是主要的，還是急躁冒進是主要的，右傾保守嚴重到什麼程度，急躁冒進嚴重到什麼程度，這些都要具體加以分析，不能憑空想象。也可能在同一個部門、同一個地區的工作中，在這件事上是右傾保守，在另外一件事上又是急跳冒進。我們應當根據事實下判斷，有什麼偏向就反對什麼偏向，有多大錯誤，就糾正多大錯誤，萬不可一股風，擴大化，把什麼都反成保守主義，或者都反成急躁冒進。如果反得過火，就會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方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

    我們對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要有一個正確的了解，不要把它片面化、絕對化，這樣才不會走到急躁冒進。總的方針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在具體的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哪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現在就可以又多義快的，哪些是將來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樣才算省得恰當，怎樣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達到好的目的，這些都要根據具體情況仔細地、實事求是地去加以考慮，不能把問題看得太死，太簡單。在執行中央的這條方針的時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因貪多圖快而造成浪費，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視工作的質量和安全。如果多了，快了，省了，但是不好，不安全，那就是違背了我們的目的。執行四十條的問題也是這樣。四十條，各個地區、各個部門當然都是要堅決地加以執行的，但執行的方法和步驟，則是可以因各地客觀條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用不著強求一致。總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於把上面的方針、要求與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從實際情況出發去考慮和確定自己的工作步驟。只有這樣，才不致于犯右傾保守或急躁冒進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