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國民政府最高法院舊址淪為停車場。

　　圖②：國民政府最高法院舊址內部寄居著100多家公司。

　　圖③：國民政府最高法院舊址的正門，停著許多車輛。

　　圖④：張治中公館大門緊閉、門面斑駁。

　　一邊，是古建築被拆改的現實，從北京的梁林故居，到濟南的英領事館，再到南京的張治中公館，隨著一塊塊磚瓦的掉落，文化的記憶也隨之隕毀；而另一邊，卻是在遺跡上重現飛檐鬥拱的願望，據報道，曾經被拆毀的魏源故居如今已復建。

　　古建築的命運為何如此“反復無常”，有的拆、有的建，有的拆了又建？要留住並保護好它們，到底難不難？有人曾經提醒，我們走得太快，把靈魂丟在了後面。本版從今日起推出“保護古建留住記憶”系列報道。

　　文物保護單位竟然被掛牌6000萬元出售？如此驚人的消息發生在江蘇省南京市級文物張治中公館。據報道，公館北樓被開發商房主用來當成了某豪宅的售樓處，南樓則單獨出售。實情到底如何，記者進行了探訪。

　　憾

　　張公館成了假文物，“大法院”變身大雜院

　　沒有任何顯示是文保單位的標誌，鐵門緊閉：這是記者于12日下午來到張治中公館時首先看到的情景。多次敲門沒有回應之後，記者來到同樣關著的偏門，透過門縫，可以看到裏面正有人走動、忙碌。

　　多次敲門後，偏門終於打開。當記者請站在門口的年輕男子介紹一下房屋現狀時，對方擺擺手讓記者趕緊出去，並稱，“怎麼又有人來”、“這裡不是什麼故居，就是私宅”。

　　公館現在的主人是誰？按照有關報道中提及的房産公司名稱，記者查詢後發現，南京市鼓樓區沈舉人巷26、28號，現為南京卓立房産置業有限公司的註冊及經營地址，從事房地産開發、銷售。

　　針對網上鬧得沸沸颺颺的出售傳聞，雖然沒在探訪中得到答案，但是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護處一位負責人介紹，“據調查，目前該産權人沒有出售該建築的意向，産權人認為是某些媒體故意炒作。”

　　但是，經過産權人的“巧手”，這幢建築早已不是昔日的模樣。家住張公館附近的一位老先生退休以前從事建築設計的工作，也一直在關注張公館，“我們住在附近都知道，開始拆得不倫不類，後來又返工了幾次。現在就是一個假文物！”

　　在南京，這樣的憾事不止張治中公館一樁。當記者站在南京市中山北路101號，眼前只是疏于管理的一個大雜院兼停車場，可誰曾想到，60多年前，這裡曾是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所在地，是著名建築師過養默的精心之作。

　　儘管依稀可見民國建築的風骨，但是當年的風采已蕩然無存。在黃白相間的樓房前，豎立著一塊“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牌，由於被小汽車擋著，幾乎看不到。“國民政府最高法院舊址”的黑色指示牌，就挂在樓前，也沒有半米開外的“悉田畫室”廣告牌來得惹人注意。

　　據門衛恒大物業一位值班工作人員介紹説，“這裡現在就是個大雜院，裏面至少有100多家公司吧。”

　　憤

　　産權人借修繕之名卻行拆除之實，25萬元罰款猶如撓癢癢

　　張公館是如何淪為假文物的？一個堂堂的民國古建如何在文物局、在民眾的眼皮底下淹沒在了歷史的塵埃中？

　　據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護處一位負責人介紹，該建築從民國時期建成後就一直為私産，2006年以前，在尚未公佈為文物保護單位時，經交易成為現産權人私産，當時，該交易並不需要走文物備案程序；2006年6月被公佈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後，根據《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進行監管。記者查詢到，《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由所有人負責修繕、保養。一位在文物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透露，按照法律法規規定，“只要不威脅建築安全，目前有房産公司在辦公一事本身，其實無可指摘。”

　　但是，就是這樣“無可指摘”的行為，2007年被爆出“非法拆除”了張公館。南京市文物局對此的回復是，當時産權人以“年久失修，結構嚴重老化”為由向文物局提出維修申請，但暗地裏行的卻是拆除之事，直到媒體將此事捅出。而文物局對此的處罰是“罰款25萬元；責令改正”。

　　拆改一座價值數千萬元的建築，卻僅僅是被處以幾十萬元的罰款，對於産權人來説無異於“撓癢”。文保專家指出，新的建築尺寸變大，內部結構擴張，用文物價值的損失來換取翻番的市場價格，這種處罰力度根本就不足以遏制産權人拆舊建新牟暴利的衝動，而政府有關部門的失職也是顯而易見的。

　　至於已經變身“大雜院”的“國民政府最高法院舊址”，到底應該由誰負起修繕、維護之責呢？寄居其中的上百家公司，又該如何監督？對此，南京市文物局並未給出明確的回復，只是用書面形式告知：“其使用要符合規定，不能對建築造成損害，否則將針對使用人的違法違規行為進行處理。”

　　因

　　拆舊建新更有經濟回報，人手緊張、經費不足讓保護説易行難

　　南京在文物保護方面的失守，張公館不是第一起。此前“法拉利在明城墻玩漂移”的事件，似乎並沒有讓這座六朝古都有一些警醒。很多市民都痛心地追問：我們的文物還能留下多少？我們的文物為什麼得不到保護？

　　重利，被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學鷹認為是文保困境的根本原因，拆掉要比維護更有賺頭，“修繕民國時期的文物建築比拆掉重建會複雜些，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也可能更多些。而借名修繕實際上拆除重建，卻會帶來一系列的便利。”

　　這些便利有很多，周學鷹舉例説明了其中一種：“向下挖掘一層或兩層地下室，並向庭院地下擴張；向上設置閣樓，既利用空間，又實際上增加頗為隱蔽的建築面積。再加上文物的帽子，身價無疑會倍增。”

　　既然私人業主無法對古建築進行有效的保護，是否可以禁絕買賣？周學鷹介紹，我國法律法規不阻止民國別墅的私下買賣，原因之一是參照國外已有的成功經驗，希望通過社會、個人的力量，使得它們能在有實力的房主手裏得到更好的維護，“初衷是好的”。

　　但是，對於現實的一再“變味”，周學鷹沒有正面回應，反而反問：“是否應該追問這些業主背後的力量是什麼？他們到底有什麼權利能夠繞開規劃、文物等相關主管部門的監管？他們為什麼沒有得到嚴懲？”

　　對於文保單位的寥落，很多人會遷怒于文物部門。但是，文物部門坦言也有自己的苦衷，據相關人士透露，南京市有512處市級以上文保單位，文物保護面廣、量大，管理人員實在不足，同時文保經費並不十分充足，給保護帶來了難度。“一方面是因人手不足等做不到全程監管、監管不力，另一方面，對於個人保護的政策優惠、支持尚不充分，開放度不夠，形成的影響力和成效也不夠。”

　　除了人力物力的捉襟見肘，略顯陳舊的《文物保護法》也給文物部門執法帶來了不便。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護處一位負責人認為，《文物保護法》從2002年修訂至今已有近十年時間，在處理一些問題時有些滯後，“特別是在關於文物保護單位的使用利用方面規定過於原則，針對性不強、可操作性不強、罰則力度不夠等。建議《文物保護法》進行修訂，來適應新形勢的要求。”　

　　社會認識的糾正，則是周學鷹更看重的事情，“文物建築進行修繕改造甚至拆除重建，必須建立在全社會對法律法規神聖敬畏的基礎上，真正確立法治社會理念，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