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網，轉引自：《時代潮》2002年第15期，作者：陳念棣，原題：《回憶赤石暴動》

    赤石暴動在我黨監獄鬥爭史上是空前的。對於這次暴動的勝利，黨中央認為意義重大，因為它給了國民黨反動派以沉重的打擊，粉碎了他們造謠説新四軍被捕人員都已向他們屈服投降的欺騙宣傳。

    1942年6月17日，被國民黨反動派關押在江西上饒集中營的第六隊80多名同志（絕大多數是皖南新四軍的同志），在向閩北建陽撤離途中，在秘密黨支部的領導下，于崇安縣（現名武夷山市）的赤石鎮舉行了越獄暴動，衝上了武夷山，這就是聞名全國的赤石暴動。時光已整整過去了57年，我是暴動的一名參加者，回顧當年暴動的全部過程和成功原因，記憶猶新。

上饒集中營

    1941年1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了近十倍于我的7個多師兵力，在皖南涇縣茂林地區，襲擊我奉命北上抗日的新四軍部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後，國民黨反動派在其第三戰區司令部駐地江西上饒附近的李村、七峰岩、石底、茅家嶺等地設置了監獄，關押我葉挺軍長、三支隊司令員張正坤、軍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子芳等及其隨行人員；又在周田成立了軍官隊和特別訓練班，關押在事變中被捕的新四軍幹部和在東南各省被捕的我黨著名的文藝理論家馮雪峰、上海各界人民赴皖南慰問團團長吳大琨等共産黨員、民主人士和革命青年，肆意進行駭人聽聞的瘋狂迫害和殘酷折磨。上饒集中營就是以周田為中心的上述各種機構的總稱。

成立黨支部

    在皖南事變時，我是新四軍教導總隊第四隊政治指導員。1月12日、13日，我率隊在石井坑和大坑王打了兩次掩護戰後，奉命分散突圍。17日，我在涇縣郊區潘村附近一個居民家裏被捕，被關押在涇縣看守所，3月被押解到屯溪的皖南特訓處，6月又被押解到上饒周田的特訓班，編在第三區隊。此時我被在押的同志們選為區隊秘密黨支部書記，領導對敵鬥爭。

    1942年4月，設在周田的軍官隊和特訓班合併，更名為戰時青年訓導團東南分團，下編兩個大隊6個中隊。由於特訓班的同志們在對敵鬥爭中表現得堅定和頑強，被分別編入特工頭目稱之謂“思想冥頑不化”的第三和第六兩個中隊。我和王羲亭（化名王達鈞）、陳平（化名陳一光）、王聿先等同志編在第六中隊第三分隊。第六中隊的絕大多數同志是由原軍官隊的第二隊、第三隊和原特訓班編過來的，其中有第三隊的黨支部書記沈韜（化名馬六）和委員阮世炯，有第二隊的黨支部書記周奎麟（化名周青）等。為了使第六中隊的黨支部能迅速組成和保證領導的連續性，經過醞釀和協商，一致同意第六中隊的支委會由沈韜、阮世炯、周奎麟和我組成，由沈韜同志任黨支部書記。有了黨支部為核心，第六中隊的對敵鬥爭也就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起來了。

醞釀暴動

    5月初，日本侵略者從杭州出發，沿浙贛鐵路線西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國民黨反動派不戰而潰，金華、衢縣相繼失陷，玉山、上饒門戶洞開，第三戰區的軍政機關亂成一團。第六中隊黨支部審時度勢，經過慎重的研究，並徵集了多數同志的意見，作出了舉行集體越獄暴動的決策。暴動的時機，選擇在上饒危急、集中營不得不撤往閩北的時候，並決定了王羲亭（原教導總隊軍事教員）為暴動指揮人，規定了舉行暴動的各種信號和暴動成功後的去向等。對黨支部這一決策，大多數同志表示贊同，但也有少數人怕犧牲太大，個別人還幻想等待黨中央來交涉求得釋放。黨支部針對這一思想動向，教育大家回憶蔣介石于1927年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來，對共産黨人“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的反動歷史；切記他背信棄義，玩弄陰謀，悍然襲擊奉命北移的新四軍皖南部隊的罪惡勾當；更以他在皖南事變以後頑固拒絕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和中共參政員先後提出的兩個“十二條”（其中有“交還新四軍全部人槍”和“釋放所有皖南被捕幹部”等）的嚴酷事實，要求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經過了這番思想工作，全隊終於統一了認識，作好了堅決暴動的思想準備。5月26日上午，我們獲悉，關在茅家嶺監獄的20幾名同志，已于昨日下午，乘警衛頭目和士兵戒備疏忽的機會，在暴動委員會的領導下，勇敢地奪取敵人的武器，勝利地衝出牢籠。他們暴動勝利的喜訊，更鼓舞和堅定了我們舉行暴動的信心和決心。

大安五烈士

    6月14日，離開石塘前一天的深夜，我們正在一幢兩層小樓的樓板上熟睡。突然，樓梯上一陣聲響，幾個分隊長帶著一群班長和憲兵如狼似虎地擁上樓來，紛紛用手電筒橫掃正在熟睡的同志們，大聲吆喝道：“大家躺著不許動！”接著，點燃了挂在壁上的煤油燈。在昏暗的燈影裏，這幫凶神惡煞端著手槍、駁殼槍，劍拔弩張，如臨大敵。一個分隊長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片，用手電筒照著，説道：“我把這張名單上的姓名念一遍，點到名的馬上起來跟我們到隊長那裏去。沒有點到名的一律睡著不準動。誰要是不聽命令，就莫怪我們不客氣了。”説完，就念名單。名單上共有5名同志，他們是：沈六（沈韜）、周青（周奎麟）、唐金虎（湯定波）、伍國材（黃剛培）和王鐵夫。分隊長念完名單，班長和憲兵就像一群惡狼把5名同志拖走了。

    6月15日清晨，我們離開石塘，繼續向閩北轉移。出發前，第六中隊中隊長特工劉振珂向全隊訓話，並宣佈：一、為了減少長途行軍的疲勞，本隊官長的行李另雇民伕挑運，不用大家去抬了；二、從這裡繼續往南，就要進入武夷山區，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匪區”，為了保證大家的安全，除了憲兵連作內衛，長官部增派特務團作外衛；三、大家要繼續遵守行軍紀律，不得違犯。在他講話時，我們都聚精會神地聽著，想聽到昨夜押走五同志的下落。但是，出乎意料，他對震動全隊的大事竟守口如瓶，一句不提；特工們昨夜採取的行動，顯然是一種安全防範措施。他們為了從沈韜等同志的口裏得到一些秘密組織活動情況，一定會施以酷刑，嚴加審訊，得到口供後一定如獲至寶，會對全隊採取嚴厲緊急措施。現在，劉振珂對押走五同志事竟一字未提，若無其事，除了偽稱增加一個團作外衛的恐嚇性語言，也未採取任何緊急的防範措施，可以斷定特工們沒有從五同志的口裏得到一絲一毫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後來知道沈韜等同志，為了保護黨組織的安全，保護暴動計劃的實現，經受嚴刑審問，大義凜然，對秘密一字不吐，並且怒斥了敵人，終於在6月16日，即赤石暴動的前夕，就義于崇安縣大安鎮，為赤石暴動的勝利、為革命事業奉獻了自己的青春。正如朱德委員長1961年在題為《三明新市》的一首詩中所寫：“上饒集中營，拘留盡群英。”

我們勝利啦！

    從大安鎮到目的地建陽縣只有兩三天的路程，黨支部遭損失了，暴動究竟還要不要和能不能舉行？在此緊急關頭，我同王羲亭、阮世炯、趙天野組成暴動指揮的領導核心，並作出第二天要找機會舉行全隊暴動的決定。

    6月17日，晴。旭日東昇，雲開霧散。集中營6個中隊早飯後分別在公路上集合，整隊逐個點名，然後依次出發。中午在崇安縣城大休息吃中飯。下午２時，全營離開崇安縣城奔向當晚的宿營地下梅。由於第四中隊有一個女生分隊，她們長途行軍，體力難支，所以掉在各中隊之後跟進。4時左右，全營離開公路，拐到赤石鎮。赤石是崇安縣的一個較大的集鎮，離崇安縣城有十幾華里。緊靠赤石鎮是一條橫貫南北寬約100多米的崇溪河，河水清澈，波光粼粼。河西一帶，有四五華里縱深的丘陵，越過丘陵，就是高聳的武夷山脈，群峰挺立，氣勢雄偉。各中隊到河東岸的碎石路上後，休息和依次渡河。第一、二、三、五中隊過河以後為了要天黑前趕到宿營地，都各自先後向前走了，押解他們的憲兵班也跟著走了，這當然是我們舉行暴動的極好時機，因為，過河暴動後，越過四五華里的丘陵地帶，就可衝上山高林密、便於藏身的武夷山。武夷山區曾是內戰時紅軍的老根據地，暴動出去後可得到當地人民的掩護和幫助。輪到第六中隊過河時已將日落，衝上武夷山就快天黑，黑夜便於同志們隱蔽行動。在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負責指揮暴動的王羲亭同志立即從行列裏站起來，拿著一根竹制旱煙管走到另一位核心成員跟前，邊借火邊商議：“過河後立即行動，你看怎樣？”答道：“同意。由你具體部署。”“假使憲兵班先過河去佈置警戒，就舉行奪槍暴動。假使憲兵班殿後過河，就舉行不奪槍暴動。暴動以後，在那個長著許多蒼松的高山頂上集合。”“好。就這樣決定。”

    輪到第六中隊渡河了。在100多米寬的河面上，渡河的工具是一條木船和兩個竹筏，每次只能渡一個區隊。特工中隊長劉振珂命令第三分隊先渡，一分隊次之，二分隊殿後，憲兵班乘木船隨二分隊跟進。這樣，我們只能舉行不奪槍的暴動了。當第一第三兩個分隊過河到達集合地點，載著第二分隊的竹筏正在靠岸時，暴動指揮員王羲亭同志就從隊列裏站起來，哼出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這是要大家準備暴動的號令。聽到歌聲，群情振奮。當第二分隊到達一、三分隊的集合點，憲兵班的木船正在靠岸時，王羲亭同志在另一位領導核心成員明確的示意下，果斷地大喊了一聲：“同志們，衝啊！”一聲令下，全隊80多人一躍而起，作扇形展開，互相呼應，向武夷山麓狂奔。憲兵班及特工們驚醒之後，向我們胡亂開槍射擊，致使有6名同志力竭負傷，光榮獻身。另有少數同志，因為暮色昏暗，地形複雜，在奔跑中失散。大多數同志奮力拼搏，跨水田，越丘陵，披荊棘，登懸崖，終於在落日的余輝中陸續到達山頂的集合點，大家混身汗濕卻滿臉紅光，互相熱列擁抱又揮舞雙手，同聲歡呼：“我們勝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