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共産黨新聞網，轉引自：《人民日報》1979年07月14日第3版，作者：宋任窮 薄一波 習仲勳 劉瀾濤 伍修權 劉景范 王子宜 曾三，原題：《回憶謝覺哉同志革命的一生》

    我黨我國人民忠誠的革命老戰士謝覺哉同志，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逝世，離開我們已經八年了！我們深切懷念謝覺哉同志革命的一生，光榮的一生。他終身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革命勤勤懇懇，艱苦奮鬥，是我黨我國人民的好榜樣，是青年一代的好師表！

一貫忠於革命事業

    謝老在青少年時代，便對他家鄉的豪紳們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進步書刊，追求革命真理。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特別是湖南共産主義小組的出現，使他“眼前突然現出光明”（自傳語），毅然加入了無産階級革命的戰鬥行列。

    當時的湖南地區，在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的領導下，廣泛地開展著革命活動。一九二一年一月，謝老由何叔衡、毛澤東同志介紹，加入了新民學會。謝老先後主編過《通俗日報》和《湖南民報》，大力宣傳革命思想，推動革命運動迅猛發展。他經常作詩寫文，以獨特的風格，象鋒利的匕首，刺向當時反動軍閥政客的要害，使他們見而生畏。一九二五年，由何叔衡、姜夢周同志介紹，謝覺哉同志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入黨以後，他一面擔任其他一些重要職務，一面繼續主編《湖南民報》。他日夜為編輯工作操勞，常常在開會前等人來齊的一點時間裏，趕寫社論或短評，使《湖南民報》深受工農群眾的歡迎，發行量達七八千份，成為湖南有報紙以來影響最大的報紙，對當時湖南地區的革命運動，起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叛變了革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軍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了反動的“馬日事變”，大批屠殺共産黨員。在白色恐怖前夕，黨組織通知謝覺哉同志離開長沙。但他認為，這天正是湖南黨校舉行開學典禮的日子，邀請了各界許多客人，而自己是秘書長，實際是代理校長，不能提前離開。所以，他終於不避風險，一直堅持到槍聲響了之後，才在硝煙漫天，死屍遍地的情景下，化裝離開了長沙，奔向漢口，轉到上海，去找尋我們的黨。他，就是這樣以大無畏的精神，忠於革命事業！

    革命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大地。一九二八年春天，謝老來到了上海，找到了黨。黨組織決定，要他繼續做黨的宣傳工作，負責編輯《紅旗報》和《上海日報》。這時，處境越加險惡，工作更為困難。他，一個人就是“編輯部”，出外採稿的是他，回來改稿的還是他；編輯是他，校對也是他，以至買菜做飯都是他。他常常是邊吃飯邊看稿。當時在上海擔任黨的“交通”工作的錢希均同志，每每給他送文件時看到這種情景，深為感動和敬佩。

    當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嚴重地危害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時候，謝覺哉同志於一九三一年秋到了湘鄂西蘇區。由於“左”傾路線的頭目們大搞肅反擴大化，許多共産黨員和革命幹部被殺害了！然而，就在這樣險惡的環境裏，謝老還是來到這裡開展工作，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起初，他擔任省委政治秘書長，之後又主編《工農日報》，還兼任文化部副部長，最後又調到黨校任教務長。這時的黨校，受到肅反擴大化的迫害，就剩下他一個人在幹著；同時，還要主編《工農日報》，而報社也是他一個人，從外勤到編輯，從校對到油印，都是他一個人做，而且“油印兩版，印得同石印一樣的好！”他，就是這樣不畏艱險，不怕困難，為黨的事業忘我地工作著。因此，謝覺哉同志不僅是我黨一名堅強的老戰士，而且也是我黨一名能幹的老記者、老編輯。他的筆，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記錄了多少英勇的戰鬥事跡，譜寫了多少勝利的凱旋詩歌啊！

    一九三三年，謝老調到中央蘇區，來到了毛澤東同志身邊。這使他回想起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那天，當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離長沙赴上海參加黨的一大會議之時，他在當天的日記上用暗語所記下的情景。這次能和毛澤東同志並肩戰鬥在中央蘇區，他深感快慰。起初，他給毛澤東同志作秘書，後來擔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秘書長、內務部長，協助毛主席進行了大量的工作。第二年，他便跟隨毛主席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長征途中，他和徐特立同志白天行軍在一起，相互攙扶，夜裏蜷縮在一起，互相取暖。他是個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的老戰士。他忘卻了一切艱苦與危難，總是笑呵呵地給戰士們講故事、説笑話，鼓勵長征隊伍勇往直前。用謝老自己後來回憶的話説：“我是幸運地參加長征的一人，現在回想起來，有很多事值得回味。但回味的已不是苦而是甜。”長征途中，有一天毛主席得到了一點牛肉，送給謝老一塊，而謝老又不忍心一個人吃，便拿去同曾三等同志一起吃。他總是這樣地愛護革命的集體，注重同志間的團結，鼓勵大家戰勝困難。他説：任何困難，只要你不怕它，就能克服它！快樂是從艱苦中來的。這就是他的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七七事變”後，為了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與周恩來同志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央決定派謝覺哉同志任“駐蘭州辦事處代表”。他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即“七七事變”後的第十天，從延安出發去蘭州辦事處。在這個新的形勢、新的環境下，他和先任的辦事處處長彭加倫同志與後任處長的伍修權同志，忠實地執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出色地開展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這期間，他深刻地詳盡地調查研究了當時甘肅以至西北地區的社會政治情況，以及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各階層人士的政治動態，提出了一系列切合當時當地實際情況的政治主張和民族政策，進行了複雜的尖銳的政治鬥爭。為此，他組織和建立了不少進步的抗日救亡團體和書刊報社，營救了很多失散在西北地區的紅軍戰士回到革命隊伍，並且輸送了大批青年到延安學習和參加革命活動。同時，為了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他協助中央派去的孫作賓等同志，擴大了甘肅地下黨的組織。但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期間，黨內那個所謂“理論權威”，卻把蘭州黨組織説成是“紅旗黨”的特務組織。這是對甘肅地下黨的無恥誣陷。在這個重要的歷史階段中，謝老經常通過電波向毛主席、周恩來同志和葉劍英同志請示彙報，並在日記中逐日逐件詳細地作了記載。這充分體現了他對黨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忠心耿耿，為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回到延安後，謝老寫了一份《自傳》，總結了自己前半生的革命歷程，送請毛主席審閱。毛主席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在這份《自傳》上親筆批道：“已看過。文如其人，信哉！”毛主席對於謝老就是這樣信任的。因為，在我黨歷次路線鬥爭中，謝覺哉同志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為黨的事業奮鬥終身。

    在延安時期的漫長年月裏，不論是嚴冬或炎夏，在土窯洞的油燈下，謝老孜孜不倦地寫下了數十萬字的文章和札記，對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理論，對教育和幫助廣大革命幹部和群眾，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許多同志回憶起來，還記憶猶新，倍感親切。

    在謝老生命的最後階段，由於癱瘓，只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但他身殘志不殘，以堅強的意志，拖著癱瘓的身子，竭盡心力地參加政協一些重要活動，把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刻也貢獻給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