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史料陳列館于2006年建成開館，展館運用先進的聲、光、電技術全面展示了黨的四大召開前後的歷史。圖為觀眾在館內參觀。

　　新華社記者　裴鑫攝

圖為杭州一家書店的書架上擺放著熱銷的反映中國共産黨歷史的“紅書”。

　　新華社記者　王定昶攝

　　編者的話

　　浩瀚而寶貴的歷史知識既是人類總結昨天的記錄，又是人類把握今天、創造明天的嚮導。中國共産黨的歷史是一部豐富生動的教科書。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一貫重視對歷史經驗的借鑒和運用。當前，深入研究黨的歷史，認真學習黨的歷史，全面宣傳黨的歷史，充分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是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今天“大家論道”欄目刊登的文章，就如何充分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進行了闡述。

　　從黨史中汲取治黨治國經驗

　　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傑

　　中國共産黨的歷史是中國共産黨的寶貴財富，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資源。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要從黨的歷史中汲取治黨治國的經驗，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努力把我們黨建設得更好，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好。

　　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要善於研究和掌握歷史發展的規律。馬克思曾經説過：“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採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説，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如同解析幾何中通過考察某個點的運動軌跡可以建立起反映其運動規律的函數方程式一樣，考察中國共産黨成立90多年、執政60多年、領導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軌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深藏于這一歷史背後的內在邏輯。這一邏輯集中起來就是共産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我們黨之所以能夠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因為在長期探索中逐步深化了對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我們黨要繼續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就必須切實尊重歷史發展規律，更加自覺地掌握和運用這些規律。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思考越深入、認識越科學、掌握越自如，就越能排除這樣那樣的干擾，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處理好治國理政中的各種問題。所以，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首先要能夠以歷史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時代的眼光考察研究黨的歷史發展的進程，深入探尋、認識和掌握黨的事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堅持按客觀規律的要求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要善於總結和牢記歷史的經驗教訓。經驗是對成功原因的思考和總結，教訓是挫折失敗提供的告誡和警示。經驗是始終伴隨著黨的探索前進而不斷積累的，教訓則是在某種特定條件下未能避免而不幸出現的。我們黨在奪取革命、建設和改革勝利的道路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也在諸如“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中留下了不少教訓。成就和經驗始終是主流、主線，貫穿于黨的全部歷史；教訓則往往出現于某個特定時期，是支流、局部。從某種意義上説，教訓也是一种經驗，不能忘記。各種各樣的經驗既是昨天的記錄，也是今天的認識，更是明天的嚮導。善於總結歷史經驗，並從這些經驗中汲取營養和智慧，已經成為我們黨在長期奮鬥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也是我們黨能夠由小到大、由弱變強，不斷開拓奮進、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牢記黨的歷史經驗，不斷用成功的經驗激勵自己，用曾經的教訓警示自己。黨要善於總結經驗，黨的地方或部門的組織也要善於總結經驗，黨員領導幹部更要通過不斷汲取經驗教訓提高政治素質和領導能力。

　　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要善於學習和借鑒黨處理各種複雜問題的智慧和藝術。我們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關鍵時刻，都曾遇到過這樣那樣的複雜問題，經受過這樣那樣的風險和挑戰。總體上看，我們黨都妥善處理了各種複雜問題，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當年，西安事變發生後，我們黨科學分析形勢，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以和平方式妥善處理事變，開創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們黨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開啟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我們黨提出“一國兩制”方針，順利實現了香港、澳門的回歸，並保持了香港、澳門的持續穩定和繁榮。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們遇到了諸如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一系列重大自然災害，我們黨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快速反應，科學指揮，組織動員各方面力量全力投入抗震救災鬥爭，取得了偉大勝利。在所有這些應對複雜問題的過程中，我們黨都表現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領導藝術。這種智慧和藝術，同樣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認真研究、總結和學習這種智慧和藝術，對於我們制定長遠的發展戰略、妥善處理和解決這樣那樣的複雜問題、應對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各種風險和挑戰，都是大有益處的。

　　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要善於繼承和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我們黨在90多年的奮鬥、探索中，錘煉和形成了許多優良傳統。這種傳統既包括制度規範，又包括價值理念；既包括組織體系，又包括精神文化。通常比較強調的主要有作風和精神兩大類。從作風來説，1945年，黨的七大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明確歸結為黨的三大作風。1949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的要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全面恢復優良傳統，同時突出解決黨在作風建設上遇到的新課題。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提出了“八個堅持、八個反對”。2007年，胡錦濤同志大力倡導“八個方面的良好風氣”。從精神來説，我們黨培育形成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慶精神、雷鋒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紅旗渠精神、抗洪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災精神、奧運精神等。所有這些，既是中國共産黨的寶貴財富，也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瑰寶，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要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就一定要珍惜這些優良傳統和作風，緊密結合新的時代特點推動這些作風和精神的創新發展，並運用到治國理政的實踐中，使我們黨治國理政的質量和水平不斷得到提升。

　　在“三個結合”中發揮黨史的獨特作用

　　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主任　柳建輝

　　中國共産黨的歷史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力量源泉。黨史工作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史研究與教育也是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充分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當前尤其需要做好“三個結合”。

　　把黨史研究與教育更好地同黨的理論研究與教育有機結合，在進一步加強理論武裝上發揮獨特作用。一般人會認為，黨史教育就是歷史教育，實際上它不僅僅是歷史教育，更重要的是理論教育。中共黨史是一門從對中國共産黨歷史活動的研究中，揭示中國社會特別是當代中國社會和政黨發展規律的科學。因此，講黨史實際上是講中國共産黨人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關係。2010年召開的全國黨史工作會議強調：要以各級黨員領導幹部為重點，把黨史教育納入幹部教育培訓的必修課，把全面了解和正確認識黨的歷史作為一項基本要求，教育引導黨員領導幹部特別是年輕幹部認真學習黨的歷史，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和領導水平。這就明確了幹部教育培訓中黨史研究與教育的工作著力點。多年來，我們在理論教學中，特別是在毛澤東思想基本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問題、中國共産黨歷史經驗研究等課程教學中，著重從黨的思想理論發展史的角度進行專題講授，使廣大黨員領導幹部從對黨的歷史的把握中深刻理解為什麼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從而堅定了黨員領導幹部加強理論武裝的自覺性，取得了較好效果。

　　把黨史研究與教育更好地同提高幹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有機結合，在不斷提高治國理政水平上發揮獨特作用。90多年來，我們黨始終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己任，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期間，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是黨的寶貴財富。做好新形勢下的黨史工作，對運用黨的歷史經驗、總結黨的新鮮經驗、汲取黨的歷史上的教訓，不斷提高黨的治國理政水平，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黨史研究與教育要加強對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中重大決策、重大事件、重大案例、重要人物的專題研究和成果應用，著力提高領導幹部熟練運用黨的豐富經驗、科學總結黨的新鮮經驗、認真汲取黨的歷史教訓的能力，達到以史鑒今、資政育人、資政育幹的目的；要引導幹部從黨的歷史經驗中汲取開拓前進的智慧和力量，從黨的歷史教訓中獲得有益的資政啟示和借鑒，進一步提升戰略思維能力，分析和解決重大理論與實際問題的能力，駕馭複雜局面、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等。在這一過程中，只有堅持黨性原則和科學精神的統一，實事求是地加以總結，才能使黨史研究與教育真正發揮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

　　把黨史研究與教育更好地同黨性教育有機結合，在進一步提高黨性教育科學化水平上發揮獨特作用。堅持不懈地進行黨性教育，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黨史是對黨員幹部進行黨性教育的重要內容。長期以來的實踐證明，把黨性教育寓于黨史教育中，大力弘揚黨的理論聯絡實際、密切聯絡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艱苦奮鬥等馬克思主義學風和優良作風，對引導廣大黨員幹部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斷加強黨性鍛鍊和提高黨性修養，更好地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具有重大作用。我們黨的歷史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鬥的歷史，是不斷經受住各種風險和挑戰考驗、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正確認識和對待黨的歷史，關係黨的形象，關係黨的生命，關係國家的長治久安。在黨性教育中，要更好地把黨史研究與教育同黨性教育有機結合，就必須按照中央的要求，堅持用黨的偉大成就激勵人，用黨的優良傳統教育人，用黨的成功經驗啟迪人，用黨的歷史教訓警示人。正是從這個角度説，開展黨史教育是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任務，是提高全黨思想政治素質的重要途徑。目前，許多黨員幹部正把學習黨史變為自覺行動，以此加強自己的黨性修養。但我們的黨史研究與教育還不完全適應黨性教育的需要，如何進一步將黨性教育貫穿于黨史研究與教育全過程還面臨不少挑戰。為此，一方面要進一步深化黨史研究，加強對歷史和現實重大問題的研究，準確記錄和全面反映黨的歷史，為黨史教育和學科建設奠定堅實基礎，使研究成果服務於教育質量的提高，更好地發揮黨史研究與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進一步研究充實黨史教育內容，積極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和符合幹部與人才成長規律的黨史教育模式，進一步提高黨史教育和黨性教育的科學化水平。

　　總之，廣大黨員和各級領導幹部學好黨史，是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提高貫徹執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自覺性，科學把握歷史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的需要；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更好地履行黨的歷史使命的需要；是提高幹部教育質量，加強領導幹部的理論武裝、黨性修養、戰略思維等的需要。要實現這些目標，就要做好以上“三個結合”。

　　黨史研究靠什麼和怎樣去資政育人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陳晉

　　黨史研究要更好地發揮資政育人的作用，對黨史研究者來説，有兩個問題應該明確。一個是靠什麼資政育人，一個是怎樣研究才能更好地去資政育人。

　　回答第一個問題，應該明確和堅持“三個方向”。

　　一是靠梳理和闡發黨的基本理論資政育人。黨史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強，其最高境界應該是梳理和闡發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理論探索及其重要成果，目的是以科學理論武裝人。需要説明的是，黨的基本理論常常是通過黨在工作實踐中提出和貫徹的重大決策和政策體現出來的。有人不免産生疑問，決策和政策是否算作理論？其實，黨的決策和政策一頭通向理論，一頭影響實踐。和在書齋裏從事理論思考的純粹學問家不同，我們黨關於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理論立足實踐，通過一系列重大決策和政策體現出來，來自實踐又回到實踐中去驗證，最後才進行理論上的總結和昇華。這是不僅要認識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事理論創新的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特點。

　　二是靠總結和分析黨的歷史經驗資政育人。挖掘、梳理、揭示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經驗，包括某些教訓，是黨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在不同歷史時期，我們黨為了推進黨和人民的各項事業，為了應對這樣那樣的風險考驗，為了實現不同階段的目標任務，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時期，在治黨、治國和治軍各個方面，殫精竭慮、艱辛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展現了不凡的政治勇氣和智慧。通過研究把它們展示出來，在今天和將來都是最能説服人、教育人的寶貴財富。

　　三是靠研究和宣傳黨史人物和事件資政育人。黨的歷史是由一代又一代黨員的具體奮鬥創造出來的，是由一個又一個具體的重大事件連接起來的。黨史研究自然應該通過敘述具體的人和事，傳播黨的奮鬥歷史，展示黨的光輝形象，弘揚黨的優良作風，以此來感染人、影響人，進而增加人們的“紅色記憶”和“紅色感動”，凝聚人們對黨的奮鬥歷程和風采的認同，培育和引領崇高的風尚。

　　回答第二個問題，應該強調黨史研究必須重視並善於利用“兩隻翅膀”。

　　第一，重視並善於利用科學理性的翅膀，才能更加深刻地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

　　強調科學理性，是為了防止黨史研究空對空、簡單重復或自説自話，以至憑自己的興趣和偏好去“戲説”的不良風氣，進而使研究者更加自覺地以準確和深入為標準，在黨史領域馳騁。所謂科學理性，就是要求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的經驗、黨史人物事件等，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放到我們黨當時面臨的主要矛盾中，放到我們黨當時的認識水平上，來闡發、分析、揭示和評價。這就是我們常説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這樣的研究，才可能有“真貨”，有歷史的質感，才能夠更貼切地説服人、教育人。比如，中國共産黨成為執政黨後，對於如何搞社會主義，一開始並不清楚，也不能要求前人在起點上就必須清楚，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有一個逐步延伸進步和豐富完善的探索過程。認識真理、宣傳真理、認同真理、由少數人認同到多數人認同，都必然有一個過程。黨史研究就應該把這個過程講清楚，並把不同階段的探索特點連接起來。這樣的研究，彰顯了實事求是，彰顯了科學理性，既有歷史的力量，又有邏輯的力量。在今天的背景下，黨史研究如果只是排列材料、引述文件，顯然不行了。必須要有相應的思考力度和理論靈魂，而不是各種材料和觀點的簡單重復或組合，才能拎出史實的“魂”或“核”來，做到高屋建瓴，讓人感覺有新意，能夠儘量深刻地資政育人。顯然，不重視並善於利用科學理性這只翅膀，這樣的效果難以達到。

　　第二，重視並善於利用個性文情的翅膀，才能更加生動地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

　　強調科學理性並不排斥個性化的研究和著述風格，黨史研究是可以做到有文有情有個性的。歷史著述和文學表達的關係是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的話題。它們本為一體，至少在司馬遷以前，那時的史書實際上多是文學著述。有聲有色的《項羽本紀》，即是一例。班固以降，史書就沒味道了。宋代司馬光創“通鑒”體例，圍繞一個專題一個事件詳述其來龍去脈，尚有可取之處，但終究在敘述風格上去司馬遷甚遠。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新的文化時代，到20世紀40年代，那時歷史學家的作品多有斑斕絢爛的色彩，可讀性很強。至今讀吳晗的《朱元璋傳》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能激起心底的波瀾。這樣的歷史著述發揮的資政育人作用更為生動和具體。

　　講科學理性不一定會使研究者的思維和筆法乾巴巴的。胡喬木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撰寫《中國共産黨歷史（上卷）》時就提出：要寫出感人的場面，寫出黨史人物的細節，寫得有聲有色；行文要有懸念，有照應，有精闢的議論，有大開大闔的章法。凡此等等，都是在提倡個性文情，以求黨史研究的新變和突破。在《中國共産黨歷史（上卷）》出來之前，出版了《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胡喬木讀後，給了“有質有文，陳言大去，新意迭見”的評價。胡喬木對黨史研究論著的這些倡導和期望，是值得注意的。除了嚴肅的宏觀論著，研究黨史人物和黨史重大事件，更需要有文有情有個性了。黨史研究的成果畢竟需要延伸到社會上才能發揮資政育人的作用。研究黨史，不僅僅要著眼于“理”，立足於“事”，更要有“人”。無論明理還是説事，終歸都要涉及人。理有曲直，事有情節，人有個性，在研究中扇起個性文情的翅膀，讀者閱讀起來就可能既有理性思考又有感情介入，資政育人的效果就會更明顯。如果把本來生動具體並且感人的黨史人物和事件，搞得無文無情無個性，指望以此資政育人，自然效果有限。

　　黨史研究要重視並善於利用個性文情的翅膀，一是要尊重和準確把握史實，二是要有理論識見，三是要有個性化的表達。第一點是基本要求，不用説。關於第二點和第三點，關鍵在於研究者筆下的內容必須是經過自己的眼睛和大腦轉換出來的。這個轉換靠的是理論上的眼光識見。也正是在轉換中，方能看出史實的內核，看出黨史的底蘊，看出黨史的“詩”意，從而彰顯作者的個性化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