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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4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名為《湖北省陽新縣：農村義務教育補助資金疑被“吃空餉”》的調查報道，本報記者深入到湖北省陽新縣農村進行了詳實的調查，拿到了很多第一手的資料，讓我們看到了國家財政撥付的本應用於學校教學一線和學生頭上的補助資金，是怎樣被基層的教育管理部門巧立名目，以那些僅僅存在於文件中的“學生和學校”的名義“吃”掉的。文章刊發後引發強烈反響。

　　其實，類似的事情並不是第一次發生，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道，安徽省有長期不在崗的人員一直冒領教師工資，去年湖南也爆出逾百名教師“吃空餉”的報道，不久前安徽的界首也有一些農村學校實際在校學生人數和上報人數對不上，有的學校在校人數和上報人數能差出一二百人。

　　這些“吃空餉”事件的伎倆並不高明，都是基層的教育管理部門在數字上做文章，在實際數字的基礎上再虛增一些，然後匯總上報給所謂“對下面的數字很放心”的上級部門，獲取補助金，而下撥時則按實計算，從中“吃”差額。

　　為什麼如此簡單的加減法卻能屢屢奏效，堂而皇之地就能把本來用在學生身上的錢“摳”了出來呢？

　　有人認為問題出在了“監管”上。

　　確實，教育的很多問題根源是在監管上，比如針對教育亂收費問題、擇校費問題，教育部這兩年出臺的各種禁令還少嗎？

　　但是，一道道禁令下達後，到底執行的如何又有誰來監督？不執行禁令會受到什麼樣的處罰？雖然禁令一道嚴似一道，卻鮮聞有學校或個人因為違反禁令而受到處罰。

　　其實，我們的教育行政系統是有監督機構的——教育督導，我國頒布的《國家教育督導條例》（徵求意見稿）中明確地指出了教育督導的工作內容，“教育法律、法規、規章的執行情況；國家教育方針和素質教育的貫徹實施情況；義務教育普及水平和均衡發展狀況；普通高級中等教育、中等職業教育等各類教育協調發展情況；學校教育教學管理、教育教學秩序、安全管理制度建設和執行情況；教育經費投入情況和使用效果；學校辦學標準的執行情況；學校教育教學水平、質量情況；學校教學和生活設施、設備配備和使用情況；教師、校長隊伍建設及條件保障情況；本級人民政府或者上級教育督導機構要求開展的有關教育督導工作。”

　　無疑，教育督導本來應該對各項教育政策的執行負有監督的職能，但是，在現實工作中，很多教育督導都來自原來的教育管理部門，“自己人管自己人”如何能做到鐵面無私？

　　除了監管問題以外，我們的制度本身依然存在著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給一些人製造了鑽空子的機會。

　　“這首先説明我們缺少一個科學的學籍信息管理平臺，或者並沒能充分地利用類似的平臺。”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説，他認為如果能科學地建立起學生學籍管理平臺，那麼學生的轉入、轉出等信息就可以一目了然。

　　不少被爆出“吃空餉”的縣在做出回應時都指出，現在學生流動性很大，學生的具體人數變化很快，這確實給統計工作帶來了麻煩，但實際上學生學籍信息平臺的建設會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熊丙奇指出，目前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的層層撥付的撥款機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給截留、挪用等行為創造了機會。據了解，目前一些發達國家在進行經費撥付時，會把經費直接撥付給被撥付對象，比如直接把經費打入教師或學生的個人賬戶中。

　　著名教育專家楊東平指出，這種跟著“人頭走”的方式，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間環節容易出現的漏洞，但是在我國基層管理水平還普遍較低的情況下，這種從源頭上治理腐敗的制度雖然可以設計，但具體實施起來還有很多障礙和鴻溝，短時間內想普及還過於理想化。

　　再有，雖然我國2005年建立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但是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著較大的財政壓力。

　　熊丙奇指出，在建立該項經費保障機制前，我國教育經費統籌是以縣級財政為主的。據統計，2004年全國財政預算內農村義務教育撥款為1326億元，其中中央財政對地方轉移支付的教育補助專款約為150億元左右，僅佔全國財政預算內義務教育經費總支出的11.31%。

　　建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後，中央加大了投入的力度，“但是這種投入主要表現在‘兩免一補'，也就是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並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熊丙奇説，對於中央來説，確實增加了投入的力度，“兩免一補”的費用由中央財政支出了，但是對於地方來説，並沒有減少原來的投入壓力。熊丙奇舉例説，比如，原來縣裏一共要投入5元錢，學生自繳2元的學雜費和書費，現在這個2元錢由上級財政直接撥付了，但縣裏依然需要投入5元錢。

　　在這種情況下，地方財政仍然有很大的壓力，尤其是那些經濟欠發達地區。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通過如此簡單的加減運算就能輕而易舉地“騙”到上面的錢——顯然，在一些地方，這樣的做法至少得到了地方官員的默許，因為，對於一些地方來説，還確實缺少這筆教育的大塊投入。這也是“吃空餉”事件頻頻發生的一個原因。但無論初衷怎樣，甚至把“騙”來的國家財政的投入全部用於地方的教育事業，這樣用欺騙的方式獲取國家專項經費的做法都是不能原諒的。更何況，實際上很多地方，“騙”來的錢會被輕易地挪用為部門辦公費和接待費等等五花八門的開支，和真正一線的學校和學生根本沒有關係。

　　根據政府已經確定的目標，到2012年，中國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産總值(GDP)比例要達到4%。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經濟數據顯示，2011年全年國內生産總值為471564億元，以此數據推算，4%就是18862.56億元，這是一個多麼龐大的數字！去年秋季起，國務院又啟動實施了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中央每年撥款160多億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標準為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提供營養膳食補助。

　　一筆筆的資金源源不斷地從中央流向地方，流向貧困地區，如果不從制度上徹底杜絕“吃空餉”現象的發生，如果不從根本上提高基層教育管理部門的管理水平和對教育政策實施督導的力度，還會有多少本應普惠學校和學生的教育經費會被侵吞、截留或被挪用？人們有理由發出這樣的疑問。

　　新聞回放

　　湖北陽新，本該惠及每一名農村學生的農村義務教育公用經費補助資金，卻招致湖北陽新受義務教育學生人數頻頻“鬧鬼”：白沙鎮白沙中學，政府公開文件上顯示的學生人數，比實際學生人數多出約3000人；陽新縣另一所中學，實際上課學生人數僅為政府公開信息中的四分之一；還有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幽靈學校”，仍在領著農村義務教育公用經費補助經費。

　　虛報學生數量，換來的農村義務教育公用經費補助資金，最終流向何方？面對記者質疑，當地教育主管部門最終並沒有否認問題的存在。

　　鏈結

　　湖南永州：逾百名教師吃空餉

　　2011年1月，網友發帖稱，近年來，湖南省永州市多個地區出現了教師“吃空餉”現象。

　　隨後，記者前往調查發現，網友所述基本屬實。以寧遠為例，從2009年至2010年，因離崗不歸，寧遠縣共解除教職和停發工資的教師至少有60名。這60人中，或多或少都領過空餉；在永州零陵區，該區紀委2010年11月份查處的一份教師吃空餉名單就達109人之多。

　　當地一些不願透露姓名的教師認為，那些拿著工資在外打工掙錢的教師，與學校領導或者學校之間，“多多少少有些貓膩”，“部分空餉進了校長腰包”。而永州當地教育部門則回應説，“空餉”主要有三種去向：一是進入學校財務，二是存進教師工資卡，三是教育局“保管”。

　　海南三亞：辭退5名“吃空餉”人員

　　2011年2月，網友發帖，稱三亞市中小學有一群常年大吃空餉的“最牛教師”，他們或外出打工，或做生意，或在私立學校上課賺錢，有部分教師甚至請病假十幾年從未上過一次課。

　　隨即，三亞市發起了一輪全市範圍內的大清查。教育部也回應稱，將嚴懲相關人員。隨後，三亞市很快公佈調查結果：“在編不在崗”人員共計41名，其中，5名無故曠工，35名患有癌症、精神病、癱瘓等疾病，1名因分流未妥善安置。最終，有關方面決定對5名“吃空餉”人員予以辭退、登出人員編制、停發工資處理，並追回曠工期間所領取的工資。

　　安徽天長：鄉鎮學校教師在編不在崗問題突出

　　2007年，安徽省天長市在處理一批師範類畢業生的編制問題時發現，有22名人員長期不在崗，由此引發了全市範圍內的編制清查工作。

　　最終，從萬餘名“吃財政飯”群體中，清理出“吃空餉”等在編不在崗人員共計318人，其中，教育系統人員超過200人。這200人中，相當一部分屬於不符合遺屬補助條件仍然繼續領取補助；有的已死亡離退休人員家屬繼續領取工資；還有在讀研究生以及在職外出經商、兼職等情況。

　　安徽界首：上報數字和實際相差1.5萬人

　　2011年底，安徽界首市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一些農村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和上報的統計表上的人數對不上，有的學校在校人數和上報人數能差出一二百人。

　　記者調查發現，當地的學生數分為兩種登記形式：一種是上報給國家的，叫國家報表；另一種是自己內部打好的表格。據知情教師透露，虛報人數的指令是由教育局逐層佈置下來的，但學校並未收到文件。對於此種説法，界首市教育局予以否認。

　　最終核查發現，界首市教育局上報國家報表的基礎教育階段學生的數字，和實際落實撥款表上的數字，相差了1萬5千多人，借此騙取國家補貼1063萬元。（李潔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