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無論多高明的政府，在替代企業去選擇、投資的時候，都不太可能正確捕捉住動態優勢，都不可能比千千萬萬企業的選擇、冒險能夠更加準確、及時地反映市場價格信號的變化。

　　在未來一兩年之內，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停止增長，勞動扶養比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在這個轉折階段，現實經濟中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在發生變化，凝聚在勞動力中的國際競爭力在逐漸下降。

　　這要求企業要對變化了的要素市場做出反應，要麼不能適應變化，被淘汰出局，或者慘澹經營、勉強維持，要麼用新的投資尋找新的、動態的比較優勢。有的企業覺得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就到印度、越南去投資，或者到中國中西部去投資。有的企業嘗試用資本替代勞動、用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産品代替勞動密集型産品。

　　我們希望有一個好的環境，讓企業去選擇。第一，要讓企業自己去承受風險，這樣才有可能在未來獲得巨大的回報。第二，政府要有一些制度安排，幫助、引導企業去認識價格信號，去搜尋未來的比較優勢所在，同時，在金融安排上也應有創新，給予企業一定的支持。

　　但是，政府在看到比較優勢失去的趨勢後，往往用政府投資或者政府引導、規劃的投資去代替民間的風險探索，通常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是産業政策、地區規劃，第二是實施刺激性的宏觀措施，第三是各種各樣的補貼、優惠政策。從歷史經驗看，無論多高明的政府，在作這些決策的時候，在替代企業去選擇、投資的時候，都不太可能正確捕捉住動態優勢。無論多高明的政府都不可能比千千萬萬的企業的選擇、冒險能夠更加準確地、及時地反映市場價格信號的變化和找尋正確的産業方向。

　　政府介入會有什麼結果？第一是資本報酬遞減。政府在做産業選擇的時候，只能提高資本勞動比，用更多的投資替代勞動。單純提高資本勞動比，必然會遇到資本報酬遞減，不足以保持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從1993年開始，中國資本投資增速非常快，同時資本回報率一直下降。第二是造成“潮涌現象”。很多企業在選擇動態比較優勢的過程中，會“英雄所見略同”，選到一個方向上去，造成宏觀經濟不穩定，産能過剩。即使這樣也是合理的。要把企業該做的事情交還給企業，企業應該承受選擇的風險，沒有能力承受的就應該消亡，必須有生有死，才有效率。

　　（本報記者　熊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