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網，作者：佚名，原題：《蕭乾的知己翁獨健教授》

    1906年生。福建人。民族史學家、歷史學家。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後在法國巴黎大學深造。歷任雲南大學、中國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北京市教育局局長、中國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員、副所長、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長、中國蒙古學理事長、中國元史研究會民譽會長。

    主要著述：

    在元史研究上有開創性貢獻。

    點校《元史》、主編《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蒙古族簡史》、《蘇聯歷史綱》、論著有《蒙古族簡史》、《新元史》、《愛薜傳研究》（英文）、翻譯有《蒙古社會制度史》。

    古人説：“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蕭乾的朋友固然多，真正算得上知己的，屈指可數，翁獨健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個。蕭乾是1929年秋天在燕京大學校園未明湖畔結識翁獨健先生的。那時蕭乾是燕大國文專修班的學生，翁獨健在該校歷史系讀二年級。一般人倘若有生理上的缺陷，最忌諱旁人注意到這一點。翁獨健不但出身貧寒，還因幼年患小兒麻痹症，左足不良于行。他卻積極地面對人生，起名兒“獨健”。他確實做出了有著兩健全的腿的正常人所難以企及的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翁先生歷任燕京大學代理校長、北京市教育局長等職，把最好的年華消耗在行政工作上。然而，在燕大關鍵性的最後幾年，虧得有他這麼個德高望重、口碑極好的民主人士，不知幫助了多少高級知識分子。這裡我只舉陸志韋（1894-1970）做例子。燕京大學有33年的歷史，陸志韋執教和主持校務長達25年之久。燕大人才濟濟，陸先生功莫大焉。在1952年後的政治運動中，陸志韋校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一次燕大開批判會，他急得要撞墻，被翁獨健先生一把抱住了。陸先生最終還是被迫害至死。但翁先生這一抱，總算是使陸先生延長了18年壽命。

    1954年5月我和蕭乾在東總面衚同46號作家協會宿舍裏安家。5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蕭乾帶著我和尚在幼兒園大班的鐵柱去南池子，拜訪翁獨健一家人。那是一座舒適整潔的四合院，更吸引我的，是翁獨健夫人鄺平章嫂，以及膝下的四位聰明活潑漂亮的千金。儘管住在中式房屋裏，她們個個都有點“洋”，也許是由於翁獨健早年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和法國巴黎，又在燕京大學任教的關係。他和鄺平章是在美國結識的，她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後幾十年如一日地教書，我甚至覺得他們的長女如璧這個名字可能是Ruby一名的諧音。那一年，如璧才十四歲，是師大女附中的高材生。她身材苗條，到外地去參加花樣溜冰比賽，剛剛回來。老二如琳也已考入女附中，老三如蘭還在小學。最調皮的是老四如璉，見了我就喊“新娘子”。我梳著雙辮，穿的樸樸素素，絲毫沒有新婦模樣。準是她的父母談我們的事來著。給五歲半的她聽見了。隨後，三個姐姐擁著鐵柱到廂房去玩，那天蕭乾照了不少照片，可惜均焚燬于文革。70歲以前，蕭乾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他沒少往翁家跑。我呢，在繁忙的工作之餘還得照顧一對子女。1957年，蕭乾成為“賤民”搬出“大醬園子”，次年發配到柏各莊農場去勞動，只給了我們一間平房，僅夠堆傢具的。1961年初，我獲悉他將被調回，就把那間平房換成五條牛圈的三間東屋。6月，蕭乾果然調回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所翻譯《湯姆瓊斯》。1962年，我們自購了五間南屋、一間小西屋，安頓好後，首先告知翁獨健。

    這時我們才曉得，1957年他死活也不肯上臺或寫文章批鬥蕭乾。也只有像他這樣名重一時的高級民主人士才能頂住壓力。實際上，他還是冒了風險的。翁教授熱愛祖國，思想進步，耿直不阿，頗孚眾望，自抗日戰爭年代，就與中國共産黨的地下工作者保持聯絡，支持並協助抗日鬥爭。解放戰爭時期，又讓地下黨員、進步學生在自己的家開會，進行秘密活動。丁磐石口述、陳遠采寫的《見證燕大在成都的歲月》（《新京報》2005年7月27日）中提到，1947年毛主席發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一講話，丁磐石就是在翁教授家中收聽的。丁磐石臨離開燕園，奔向解放區前，向翁教授告辭。教授説：“如果不是腿腳不好，我也走。”

    翁教授一身浩然之氣，在文革中抵制了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1970年竟然也被趕到幹校去勞動，幸而次年就調回來，在中華書局負責點校《元史》。文革期間，我們自購的房子被佔，我于1973年7月回京後，以辦公室為家。蕭乾則和小兒子住在僅八米的“門洞”裏。1976年4月3日，我下班後到“門洞”來，替蕭乾謄清他為審書組寫的報告。六點來鐘，翁教授突然推門而入。從他住的南池子到我們家（北新橋以南）要換兩次車，他又有腿疾，我著實過意不去。我對他説：“蕭乾到張淑儀（燕京時代的校友）家吃午飯去了，按説早該回來了，您坐會兒吧。”

    翁老對時局憂心如焚，沉痛地説：“最近幾天，老四天天到天安門去哭。一哭總理，二哭自己，三哭未來。”

    寥寥十二個字，就把當時中國人民的情緒概括了。翁老真是把蕭乾當作莫逆之交了，待在家裏，無比煩悶，找蕭乾來推心置腹地談一談。我告訴翁老，那天上午我跟著出版社的一批人給總理送花圈時看到的悲壯景象。人民英雄紀念碑幾乎被各機關、學校、工廠送來的大大小小的花圈埋起來了。

    這當兒，蕭乾回來了。翁老和蕭乾深談到將近十點鐘，這才送他到衚同口外的車站。

    半年後，“四人幫”終於垮臺。可惜翁老在新時期僅僅過了十年。1985年6月17日至1986年6月16日，我赴東京研究日本近現代文學。回國時蕭乾到機場來接我，頭一句話就是：“老翁于5月28日去世了。”回家後，我看到他于12日寫的悼念文章《哭獨健》，23日刊載在《光明日報》上，收入2005年10月出版的《蕭乾全集》第四卷裏。

    今年是翁老百年誕辰，又是逝世20週年，他的眾多學生和學術界人士，至今緬懷他。他的高風亮節，他在學術上作出的卓越貢獻，將載入史冊。（文潔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