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環球時報》2005年10月19日第二十三版，作者：汪幸福 方興，原題：《日本霸佔台灣50年（上）》

    1895年4月17日，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把台灣島及其所屬島嶼、澎湖列島等地的主權讓與日本。《馬關條約》是近代中國所受到的極為慘痛的一次宰割，兩岸人民世世代代辛勤耕耘開發的寶島一朝斷送。從此，中國的寶島台灣陷入日本的殖民統治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大丈夫為國死，可無憾！”

    割讓的消息一傳開，舉國震驚，朝野上下群情激憤，迅速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割臺鬥爭。台灣民眾的反應尤為強烈，人們奔走，鳴鑼罷市，擁入官署，抗議清廷賣國割臺行徑，決心誓死抗日保臺。4月18日，《馬關條約》簽署的第二天，台灣愛國義士丘逢甲憤而割破手指血書“拒倭守土”，並特地上書清政府廢約抗日。

    在上書無效的情況下，5月25日，丘逢甲聯合台灣巡撫唐景崧組建義軍，唐景崧坐鎮台北，黑旗軍首領、清軍愛國將領劉永福駐守台南，丘逢甲則居中，準備抗擊日寇。但因組織倉促，6月7日，日軍攻佔台北，丘逢甲的義軍宣告失敗。6月17日，日軍統帥樺山資紀在台北宣佈建立殖民統治政權，宣佈台灣及澎湖列島“歸入大日本版圖”，並定此日為所謂的“始政日”。

    日軍雖然佔領台北，但台灣人民的反抗鬥爭卻更加猛烈地在全臺展開。各地軍民紛紛組織義軍堅持抵抗日軍入侵。在台中門戶新竹，台灣義軍與日軍持續作戰一個多月，先後進行大小戰鬥20余次，殲敵近千名，最終因為軍械不繼，糧食斷絕，新竹失陷。繼續南下欲侵佔整個台灣的日軍，處處遇到台灣義軍和民眾的抵抗，8月底，有2000余日軍斃命。當時，有侵略者哀嘆道：“原以為台灣不過巴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眾即可一舉殲滅，而結果證明，輕信這種結論是錯誤的。”

    台灣軍民的抵抗使日軍陷入泥潭，日本政府不得不派兵增援。9月中旬，日軍先後調集7萬餘人，傾巢進犯，大舉進攻台南重鎮嘉義。台灣義軍奮勇抗擊，以一當十，毫不退縮，戰鬥異常慘烈。抗日義軍首領徐驤身負重傷，仍躍起高呼：“大丈夫為國死，可無憾！”壯烈犧牲。10月21日，日軍趁守軍內無糧餉、外無強援的情況下，攻陷台南，守將劉永福被迫登船退返大陸。至此，台灣人民抗擊日本佔領的有組織鬥爭告一段落。

    從1895年6月到10月，不畏強暴的台灣軍民前仆後繼，奮勇殺敵，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保臺篇章。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慘重代價，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和第二旅團長山根信誠被擊斃，4800名日軍被打死，近一半的日軍被打傷。日方曾有記載：“不論何時，只要我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鬥。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藏在村舍裏，當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裏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

“總督命令即為法律”

    1895年11月18日，樺山資紀向日本大本營報告，台灣全島完全平定。然而，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卻沒有停息。為了鎮壓台灣起義，實施殖民統治，從1895年至1919年間，日本派出7任軍人總督，進行殘酷的軍人專政。

    1896年3月，日本將台灣劃歸拓殖省管轄，頒布《台灣總督府條例》及相關條例，規定“在台灣，總督命令即為法律”的獨裁製度。為配合這種總督制度，日本在台灣又建立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在台灣全島布設警察網，州、廳、市、郡乃至街道都有警察部門，警察以日本人為主體，負責各類政務。警察遍及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成為伸入台灣民眾日常生活的鬼魘和直接屠殺台灣民眾的劊子手。從此，台灣成為名副其實的警察社會。以1902年為例，全臺設有10個廳、97個支廳、992個派出所，以後最多時各類警察機構達到1500余處，警察1.8萬餘人。在台灣的經濟發達地區，每隔兩三公里就有一個警察機構，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警察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當時，台灣民間嚇唬小孩兒有一句慣用語：“大人來啦！”所謂“大人”就是指當時的兇惡的日本警察。

    為鎮壓台灣此起彼伏的各地起義，日本派了大量軍隊、憲兵和警察維持秩序。1897年，日軍實行“三段警備法”，將全島分為三個地帶：“安全帶”主要指一些大城市和大村落，由警察負責治安；“不穩帶”是義軍經常出沒的地區，由憲兵和警察協同警備；“危險帶”是抗日義軍駐守區域，由軍隊警備，輔以憲兵進行討伐。這一措施進一步加強了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民的武力統治。

    1898年，日本殖民當局又實施“保甲條例”，將保甲設為警察軍事統治的輔助組織，規定10戶一甲，10甲為一保，全保全甲內部連坐，只要一甲之內某戶出現“犯罪”，同甲戶的人都會受懲罰。這種毫無道理的連坐案件在日據時代年年都有數百例。另外，日軍還組織壯丁團，接受警察當局指揮、監督，成為日軍剿殺抗日義軍的炮灰。到1943年，全臺共設保6074個，設甲5.8萬個，控制戶數達50余萬戶；壯丁團團丁最高時達到13萬多人。這樣，保甲制度以一種“以臺制臺”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台灣民眾，成為日本殖民者對台灣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出現“饑餓輸出”怪現象

    在建立殖民統治制度的同時，日本沒有停止瘋狂的剝削和掠奪。從1895年開始，日殖民當局先後頒布了關於土地的若干條規則和條例，強佔全臺94.15%的山林原野和75%的土地，台灣許多農民破産，被迫逃亡。

    日本殖民當局強佔了台灣絕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後，對廣大農民進行了殘酷的剝削。殖民者收取高額土地稅，實現其“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殖民統治的經濟模式，全面改造台灣地區傳統的耕作方法和生産條件，還將大量糧食源源不斷地輸往日本。據統計，到1934年，台灣輸入日本的稻米已達51.5萬噸，佔台灣當年稻米生産總量的一半左右。糧食掠奪般地輸往日本，造成物産豐富、土地肥沃的台灣島內糧食嚴重缺乏，歷史上稱這種殘酷而又“怪異”的現象為“饑餓輸出”。

    除了糧食，台灣其他豐富的物産也成了日本掠奪的目標。日本殖民者對食鹽、煙、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實行專賣，還把在日本國內禁止吸食的鴉片在台灣實行專賣，毒害台灣人民。日本殖民當局于1897年3月最先設立了台灣制藥所，對鴉片實行專賣。接著又于1899年5月和8月先後設立了台灣鹽務所和台灣樟腦局，對食鹽和樟腦實行專賣。最終於1901年6月在台灣總督府內正式設立了專賣局，統一負責掌管整個台灣地區的全部商品的專賣事宜。

    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的經濟掠奪尤以制糖業最為典型，曾有歷史學家稱：“一部台灣糖業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日本殖民當局無理地規定，台灣蔗農生産的甘蔗只能賣給當地日本控制的制糖會社。通過強制性的壟斷，每年90%以上的台灣糖輸入日本，台灣的糖價也一跌再跌，台灣蔗農成為日本糖業資本家的奴隸。

    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灣的經濟管理部門成為吮吸中國人民膏血的魔鬼，台灣成了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的原料、加工基地。這種掠奪激起了台灣同胞的滿腔怒火，他們紛紛揭竿而起，繼續進行抗日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