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將在下半年完成，多位參與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討論的人士向記者透露，“具體細則還不能對外透露，但是有一個大體的方向，就是為中小企業減稅。”（5月19日 《中國經營報》）

　　收入分配改革不僅是如何分配，更關係到社會再生産。20世紀美國經濟的崛起，其支撐點之一就是由高工資支撐起來的國內消費。雖然在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者看來，工業化和高工資“水火不容”，但是美國學派認為，勞動力不僅僅是成本，更是一種資本。高工資，意味著更好的生活質量，更大的消費市場，更好的教育水平，更多的創造和發明。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當中，如何啟動內需變得越來越重要。而要啟動內需，首先是老百姓手中要有錢消費。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降至57.9%，而美國的這一比例為70%；我國的勞動報酬佔生産總值的比重降到39.74%，而這個比重在很多國家高於50%，啟動收入分配改革可謂十分迫切。

　　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居民收入要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要和勞動生産力的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國內生産總值中的比重。要實現這一目標，在切分“蛋糕”時，首先應是政府讓利。去年我國財政收入首超10萬億元，增長24.8%，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為22%。最近幾年，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超過GDP的增長速度，更超過了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從當前的經濟形勢來看，只有加大政府減稅讓利的力度，企業才有給員工漲工資的基礎。

　　其次應是資本讓利。政府減稅讓利，而企業經營者如果不將其轉讓給員工，只能加劇貧富分化。在協調企業內部分配方面，政府不可能直接插手企業參與具體分配，但是在“強資本，弱勞工”的語境下，如果單方面寄望企業自覺來提高工資，也並不現實。這就需要政府勞動主管部門、各級工會組織積極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促進企業建立勞動報酬分配製度，確保正常合理的工資增長。

　　具體到分配環節，需要理順不同收入群體的分配關係。在現有分配格局中，企業高管年薪動輒上百萬元，高的甚至近千萬元，再加上各種福利，以及各種灰色收入和避稅手段，其財富佔有率已經達到極不平衡的地步。數據顯示，我國收入最高的10%群體和收入最低的10%群體的收入差距，已經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要採取有效手段來“限高”，還需完善個稅徵繳機制，削減企業高管自定薪酬標準的權力。

　　收入分配關鍵還在於增加中低收入群體財富。近年來，各地連續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轉換，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前景看好；但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狀況仍然令人擔憂，這一群體基本都是工薪階層，人口基數最大，經濟負擔也相對較重。他們不僅是社會生産力的中堅，也是社會消費市場的中堅。隨著物價水平走高，這部分群體實際收入水平仍在不斷萎縮，這種“中游向下”的趨勢，需要引起足夠的關注。經濟增長和物價指數，應當作為參照在其工資收入中得到體現。（蔣悅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