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網，轉引自：《書屋》2003年第10期，作者：傅國涌，原題：《風雨百年“蘇報案”》

    晚清中國最大的一次文字獄——“蘇報案”，曾在“國中之國”的上海租界七次公開審理。起訴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清政府，被控方是幾個手無寸鐵卻懷抱熱烈理想的文弱書生，雙方各請洋律師，在法庭上激烈辯論，《申報》等大報追蹤報道，留下了真實可信的記錄，使我們百年後還能重溫那些激動人心的場面，想見“風吹枷鎖滿城香”的風采。讓慈禧太后無奈的是她的絕對權力在租界失去了隨心所欲的用武之地，章太炎、鄒容，兩個忘年之交，“志在流血”的書生，得以倖免重蹈沈藎的覆轍。新聞史家胡道靜在《上海的日報》中説：“蘇報案在歷史上的意義很大的。其正面的影響，就是革命派不過犧牲了一個報館，畢竟予清政府以極鋒利的輿論攻擊，使它全盛時代辣手段焚書坑儒的威嚴全消失了。其側面的影響，是清廷雖以雷霆萬鈞之力，欲提辦章、鄒諸人，卒以事出租界，外人為維護其既得之行政權的緣故，卒未使它達到野心的目的；以後的上海言論界、出版界多數集中于公共租界，這件事情有莫大的關係。”

    “蘇報案”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第一次重大轉型時期一個極富象徵性的事件，鄒容奉獻了年輕的生命，章太炎付出了三年牢獄的代價，陳范為此流離失所、家庭破碎，在上世紀初天幕上放射過光芒的《蘇報》像星星般隕落，這是《蘇報》的結束，也是《蘇報》的永生。百年重説“蘇報案”，歷史無情也有情，歷經時間的磨洗，真相終究是不可遮掩的。

    一

    1896年6月，《蘇報》誕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創辦者胡璋以日籍妻子生駒悅名義註冊，挂的是“日商”牌子，只是一份格調低下的小報，常以黃色新聞招徠讀者。1898年冬天，因“營業不利”，胡璋將《蘇報》轉手賣給了罷官後蟄居上海、“思以清議救天下”的陳范。正是在陳范手裏，《蘇報》成為上海舉足輕重的五大中文日報之一，最終於一百年前的那個夏天將《蘇報》的事業推向了頂峰。中國自有近代報紙以來，還沒有一家報館曾贏得如此顯赫的聲譽。

    陳范初掌《蘇報》，以妹夫、也是朋友的汪文溥為主筆，他自己和兒子陳仲彝編發新聞，兼寫論説。十八歲就創辦《女學報》（被譽為“女蘇報”）的女兒陳擷芬也“打橫而坐”，編小品詩詞之類副刊，熟悉上海報界掌故的包天笑稱之為“闔家歡”。陳范親自執筆作文，發表過《商君傳》、《鐵血宰相俾斯麥傳》、《泰西教育沿革小史》、《論法律與道德之關係》等，旁徵博引，借古喻今，倡導改革。那時離戊戌變法遭血洗不遠，陳范的哥哥陳鼎即“以戊戌變黨事獲罪，被判永久監禁”，民氣消沉，即使在上海租界，清王朝鞭長有所不及，輿論也普遍保守。在上海五家中文日報中，《蘇報》資本、規模都是最小的，發行量也不大，但其堅持了維新、改革的立場。1901年12月，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清議報》第100期發表的長文中稱它和《中外日報》、《同文滬報》“皆日報佼佼者，屹立於驚濤駭浪狂毒霧之中，難矣，誠可貴矣！”

    陳范有過宦海經歷（當過江西鉛山縣知縣），深味官場黑暗（他試圖出污泥不染，並有所作為，即遭地方惡勢力對抗，也為上司所嫉，于1895年落職為民），目睹朝廷的專制、腐敗，戊戌變法的失敗。曾領時代潮流的康有為從維新轉向保皇。他對汪文溥説：“中國在勢當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蓋偕我以文字餉國人，俾無再如迷途。”《蘇報》言論從此逐漸轉向革命。1902年，蔡元培等先後在上海創立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蘇報》與它們同氣連枝，一起構成了清末中國新型的社會力量，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黃宗仰、張繼等都為《蘇報》撰稿。這年冬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學潮不斷，《蘇報》開闢“學界風潮”專欄，不斷報道各地學潮的消息，支持上海南洋公學、南京陸師學堂學生反對學校當局干涉言論自由引發的退學風潮，受到東南學界的注目。到1903年，《蘇報》大量刊出張園集會上發表的演説稿及陳天華的《敬告湖南人》、《軍國民教育會公約》等。4月11日、12日，《蘇報》發表蔡元培的“來稿”《釋“仇滿”》。5月13日，發表《敬告守舊諸君》，公開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

    以5月27日陳范正式聘請愛國學社學生章士釗任《蘇報》館主筆為標誌，《蘇報》迅速向輝煌的頂峰攀升。當天他在《蘇報》發表言辭激烈的論説——《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年輕的章士釗以初生牛犢的猛勁，對《蘇報》進行大膽革新，在形式革新的後面更重要的是內容的變化。陳范在經過短暫的緊張后毅然表示“本報恣君為之，無所顧藉”，即使報館有被封的危險，也“無所于悔”。6月1日，《蘇報》宣佈“本報大改良”，凸顯特色。同一天發表的章太炎《康有為》文，提出革命“如鐵案之不可移”。2日，報首刊出“本報大注意”啟事，將“學界風潮”移到頭版“論説”後的顯著位置，並增辟專門發表來稿的“輿論商榷”欄，明確提出“本報當恪守報館為發表輿論之天職”，力圖把《蘇報》辦成一個開放的公共論壇。3日，刊出“本報大沙汰”啟事，宣佈加強“時事要聞”，減少“瑣屑新聞”，並增設“特別要聞”，“間加按語”。6月9日，章士釗以“愛讀革命軍者”的筆名發表《讀〈革命軍〉》文，以熱情洋溢的語言對少年鄒容的《革命軍》大加讚賞，稱之為“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同一天，在“新書介紹”欄刊出《革命軍》出版的廣告，稱“筆極犀利，語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發衝眉豎”。6月10日，《蘇報》發表章太炎署名的《〈革命軍〉序》，稱之為“雷霆之聲”、“義師先聲”。這一天，離“蘇報案”發生不到二十天。

    6月20日，“新書介紹”欄推薦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譽為“警鐘棒喝”。22日，發表論説《殺人主義》，有“殺盡胡兒才罷手”、“借君頸血，購我文明，不斬樓蘭死不休，壯哉殺人！”這樣激進的辭句。6月24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與湖廣總督端方通電中透露，他已要求工部局查禁《蘇報》。《蘇報》之所以如此放言無忌，並非不知道危險。6月3日以後，《蘇報》即譯載了《查拿新黨》、《西報論工部局保護新黨事》等消息。一個不能忽略的原因是：《蘇報》的言論態度得到了租界工部局總辦、也是倫敦《泰晤士報》駐滬通訊員濮蘭德等的支持。工部局多次找《蘇報》撰稿人談話：“你們止是讀書與批評，沒有軍火麼？如其沒有，官要捕你們，我們保護你們。”吳稚暉的回憶也證實，租界老巡捕房捕頭藍博森曾對他説：“沒有兵器，你們説話好了，我們能保護你們。”正是有了租界當局的承諾，他們才放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