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毛澤東同志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為什麼人服務和如何服務這兩個根本問題，對中國當代文藝發展産生了重大且深遠的影響。70年後，中國文藝面對著大發展大繁榮的新的時代機遇，在這樣一個重要歷史節點，回顧《講話》的基本內容、領會《講話》的精神實質，正確認識《講話》的意義和價值，將十分有助於文藝更好地把握方向、匡正問題，使廣大文藝工作者為人民群眾創作出更多更優秀的作品。

　　為此，本報獨家專訪了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廖奔。他從歷史和現實的雙重維度切入，系統闡述了《講話》的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

　　認識和理解《講話》，首先要掌握它的歷史背景……《講話》的誕生具有歷史必然性

　　“認識和理解《講話》，首先要掌握它的歷史背景。 ”廖奔最近剛剛參加了中國作協組織的紀念 《講話》70週年座談會，作為一位文藝批評家，他對《講話》有很深入的研究。

　　“《講話》發表于1942年，正是抗日戰爭進入膠著狀態的時期，‘打日本、救中國'是最大的時代主題。在此之前，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現代文藝蓬勃開展，涌現出一大批文藝青年，也形成了不同的文藝派別，他們對中國革命的道路有不同的選擇。但是，當革命形勢發展到救亡圖存、保家衛國的階段時，那些只關心自我以及個人情感的文藝表達，漸漸與時代的主題相背離。為此，文藝界出現了很多爭論。”廖奔説，進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進入延安後，當中有一些人依然在用過去的思維做自我式的文藝，因而，延安文藝界也展開了爭論。 “當時的聲音很多，不過，都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這個時候，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了。 ”

　　廖奔認為，《講話》的誕生具有歷史必然性。“當時爭論的兩方，一方認為，文藝應該為工農兵服務，創作讓他們能看得懂的作品；另一方則強調為藝術而藝術，以提高藝術質量為根本目的。這裡我要再次強調歷史背景，當時的延安，條件很艱苦，一切工作都是為了抗戰。文藝工作者如果拋開這個背景，只一味地在邊區為了藝術而藝術，而不去考慮文藝的受眾與責任，那麼，這樣的文藝一定是完全脫離時代、脫離實際的。 ”

　　毛澤東是用辯證唯物論來分析當時中國的文藝現象並得出正確結論的第一人……《講話》使先進知識分子服膺在這面旗幟之下，文藝創作發生了迅速而明顯的轉變

　　《講話》是經典文獻，70年來，許多文藝工作者都會一讀再讀，廖奔也不例外。在他看來，毛澤東是用辯證唯物論來分析當時中國的文藝現象並得出正確結論的第一人。 “正是因為《講話》科學地運用了辯證唯物論，因此，它的發表使所有的先進知識分子都服膺在這面旗幟之下，文藝創作發生了迅速而明顯的轉變。 ”

　　“如果認真讀一讀《講話》，就會發現，它的確是在擺事實、講道理，做出正確的引導，和廣大文藝工作者交心，讓他們真正發自內心地信服，因此，才會在其後那麼長的時間裏始終保持著旗幟效應。 ”廖奔的專業是戲劇研究，他以話劇為例，對當時文藝工作的轉變進行了生動的説明。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很流行演外國話劇。但是，面對延安解放區轟轟烈烈的革命形勢，再演外國話劇顯然無法起到動員人民群眾革命熱情的作用，並且，人民群眾也不接受這樣的表演。不僅生活接不上拍子，審美趣味也是風馬牛不相及。於是，《講話》發表後，文藝工作者迅速調整創作方向，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真正了解他們的實際需求，進而創作出了一批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 ”

　　廖奔曾與一些當年參加過文工團的老同事有接觸，他們回憶説，根據《講話》精神，文藝工作者嘗試把陜北的秦腔、梆子戲等地方戲曲融合到話劇演出當中，並且組成演出小分隊，流動演出。廖奔説：“把人民群眾喜歡的文藝形式拿來換上新的內容，當時叫做‘舊瓶裝新酒'。通過這樣的辦法，創作出了許多內容與形式結合得很好的新的舞臺樣式。 ”

　　“那個時候，延安的工農兵大多不識字，所以，小説、詩歌、雜文等文學作品的影響力有限。但是，他們都很喜歡看文藝演出，所以，那些‘舊瓶裝新酒'的舞臺樣式興起後，極大地發揮了文藝的動員和鼓舞作用。 ”廖奔強調，《講話》對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文藝創作所起到的指導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並且，在其後的歲月裏，也一直引領著黨的文藝工作，推動了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與人民同心、與時代同行，促進了一批又一批高揚民族精神、極富藝術感染力的優秀作品相繼涌現。

　　《講話》判明了中國現代文藝的正確方向，其論斷契合文藝的本質屬性，因此，它具有不變的真理性……《講話》中確立的文藝立場問題，也正是今天的文藝所面對的核心問題

　　“《講話》對當時困擾文藝界的許多問題都做出了明確的解答。這幾天我又認真重讀了一次《講話》，深深感到當中的分析之辯證、見解之高明、口號之鮮明，的確令人佩服。”廖奔坦言，他的重讀是帶著某種問題意識的，“我想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看《講話》當時的立場、觀點、方法究竟有無偏差。讀後，我的結論是：沒有偏差。《講話》的辯證唯物主義立場使它在今天依然保持著正確性，依然是強大的思想武器。 ”

　　廖奔認為，《講話》闡明的是文藝的一系列基本觀點，對文藝的功能、作用、評判方法做出了最宏觀、最科學的總結。 “它判明了中國現代文藝的正確方向，其論斷契合文藝的本質屬性，因此，它具有不變的真理性，是中國現代文藝理論的經典文獻。 ”

　　走過70年，《講話》的價值和意義卻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褪色，依舊迸發著蓬勃的生命力，發揮著強大的有效性——廖奔之所以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正是源自於他對當下文藝現實的透徹觀察。

　　今天的中國，無論是社會生活還是所面對的外部世界都與70年前截然不同。 “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邁進人民民主主義，進而又發展到了初步社會主義小康階段，中國社會的所有情況都已經迥異於1942年。 ”廖奔説，“70年前，《講話》的作用毋庸置疑，那麼，70年後呢？ 《講話》的有效性還能持續維繫嗎？今天的文藝能脫離《講話》的精神嗎？ ”他帶著這樣的假設重新閱讀了這部經典文獻。

　　“結果我發現，《講話》中確立的文藝立場問題，也正是今天的文藝所面對的核心問題，即：為什麼人的問題和如何為的問題。 ”廖奔提出，“儘管今天的社會基本任務已經從民族戰爭轉移到持續性的經濟建設，基本目標已經從反帝反封建轉移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文藝的基本任務也已經從動員和鼓舞最廣大民眾進行抗戰轉移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但是，《講話》所提出的 ‘文藝要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要以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文藝家的思想感情要和群眾打成一片'，‘要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代言人'等論斷，難道不正闡明了我們今天的文藝所面對的核心問題嗎？當下文藝所一再遭遇的社會詬病也是來自它的立場問題：文藝在為誰發聲？文藝體現了誰的審美情趣？文藝遵循的是誰的道德準則與行為宗旨？ ”

　　廖奔説：“當下的文藝時常遭到輿論的批評，認為其脫離生活、閉門造車。比如關在房間裏攢電視劇本，比如劇作家總是喜歡描寫大款生活，他們的生活當然也可以作為題材，但是並不能代表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眾。因此，我們看到文藝一再出現的社會病，都是來自於立場問題。 ”

　　“再以文藝批評為例。今天的文藝批評面對著與70年前不同的文藝環境和創作狀態，面對著信息爆炸、文化多元、傳媒壅塞、受眾分化，它需要解決潮流、趨勢、趣味、風格等一系列有關文藝的時代性、現實性、當下性的問題，這是文藝批評‘變'的一面，而不變的卻仍然是要堅持文藝的根本方向。 ”

　　今天的文藝主潮一直在沿著70年前《講話》確立的正確渠道良性奔涌……《講話》的精神需要長久地延續下去，它是基本原理，到任何時候，都具有效用，永遠不會過時廖奔認為，今天的文藝主潮一直在沿著70年前《講話》確立的正確渠道良性奔涌。“我們高興地看到廣大的文藝家和批評家始終堅守著為民生、為大眾的理想，堅守著為最廣大人民群眾代言的立場，堅守著深廣的人文關懷。他們為普通民眾發聲，他們關愛弱勢群體、關愛貧困人口、關愛農民工、關愛留守兒童、關愛災區民眾、關愛動物、關愛生態環境……這是我們今天的文藝主潮，是我們的文藝堅守的立場。 ”

　　“另外，我特別感到欣慰的是，我們的文藝沒有徹底為利益和金錢所左右，儘管一些東西在不斷侵擾文藝，但是，引起了大家的警惕和重視，主流是抵制這種現象的。同時，我們的文藝也不齒于泯滅道德良心的一切行為方式。 ”因此，廖奔肯定地説：“我們的文藝因而還是有價值、有作為、有良知、有底線的文藝。 ”

　　“這是中國文藝絕對的不變——‘為什麼人'的方向永遠不會改變。 ”廖奔進一步強調説：“《講話》的精神延續到今天，而且需要長久地延續下去。因為它是基本原理，到任何時候，都具有效用，永遠不會過時。 ”

　　在採訪即將結束時，廖奔非常懇切地表示：“我呼籲大家，特別是年輕朋友，都要認真讀一讀《講話》。真正了解它的時代背景，了解它要解決的問題，還要弄明白，它是用什麼方法、怎麼樣去解決問題的。讀懂《講話》，就會掌握一個很好的思想武器，因為它是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立場上的。 ”

　　同時，廖奔提醒説，任何真理都是發展的，“如果真理終止了，就不是真理了。因此，《講話》也是發展的，不要僵化地理解它，它的思想內涵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完善著。 ”

　　記者／王 研

　　廖奔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出版《中國戲曲發展史》、《廖奔戲劇時評》等著作20余種，主編“驀然回首叢書”、《中華藝術通史(宋)》等著作數十種。先後獲得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圖書獎、田漢戲劇理論獎等獎項。趙樹理創作的小説《小二黑結婚》被改編成電影連環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