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週年。70年前，黃土高原上“文藝為什麼人”的提問，堪稱石破天驚；而毛澤東的答案“我們的文藝都是為人民大眾的”，更是振聾發聵。從此，“文藝為人民大眾”就成為中國進步文藝的一面旗幟，指引和鼓舞著中國文藝家們奮勇前進。

　　人民是文藝家的母親，生活是文藝家的源泉。真正有理想有追求的文藝工作者總是深深植根大地，在人民的生活和創造中吸吮靈感的乳汁，為人民書寫、為人民放歌、為人民呼籲。

　　在紀念《講話》發表70週年的日子裏，我們刊發數位文藝家的文章，重溫《講話》精神，踐行文藝為民。

　　親歷者言

　　摘自紀錄片《大魯藝》

　　寶塔山當時在我們心目中，它就是光明的象徵，所以看到寶塔山激動得不得了，所以很多同志哭了，流下了熱淚，因為千里迢迢，我們冒著生命的危險來投奔黨、母親的懷抱，所以特別激動，跳啊，蹦啊！

　　——孟于（歌唱家、魯藝音樂系學員，90歲）

　　就是嚮往延安，那是光明的頂峰，那是革命的聖地。

　　——賀敬之（詩人、魯藝文學系學員，88歲）

　　後來，我把延安發表的文藝座談會講話，同新中國成立以後發表的文集、《毛選》總集對比一下，改了156處，説明，它也在不斷地改造。

　　——孟波（音樂家、魯藝音樂系教員，97歲）

　　這裡（延安）是決定我一生的一個階段，決定了我今後幹什麼，我的路怎麼走。

　　——于敏（編劇、魯藝戲劇系教員，98歲）

　　《講話》精神

　　文化強國的思想資源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已經發表70週年了。《講話》本身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延安時期的文藝經驗和文藝實踐相結合的産物，是科學的、先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民族化的結晶。《講話》對建設文化強國，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具有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以中國化和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培育和實踐具有變革意識的先進的文化思想，對創構文化強國非常必要，也十分重要。中國化和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种先進文化之所以寶貴，是在於這種文化能夠通過實踐，達到預期的目的，取得事業的成功。因而，這種文化是有力量的。19世紀末期以來，以非理性主義為核心的新人本主義，以現代派文藝為標誌的西方現當代的文化、文論和作品，幾乎都缺失對改造環境和變革世界的干預意識和實踐精神，因而也都是缺乏力量和沒有力量的。是否擁有實踐理性是衡量一切文化是否具備改變外部世界的力量和功能的根本標誌。以西方現當代的文化理論和文藝理論而言，除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理論從文化視域比較切近現實外，其他的學説多半都探討和停留在幻想層面、語言層面、輿論層面、心理生理層面、道德倫理層面、精神意識層面，諸如“審美烏托邦”、“審美救贖”、“新感性革命”、“詩意地棲居”等等。這些具有浪漫情懷、富於幻想的理論或許可能一定程度上會起到發出精神呼籲、調動大眾輿論、組織社會心理、影響意識形態的作用，但由於缺乏實踐理性，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實的社會環境、體制制度和人的生存狀態，因而是沒有力量和缺乏力量的。馬克思主義一經傳入中國，與本土的國情和實踐相結合，立即使中國人民的精神從被動轉為主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講話》充滿著清醒的實踐理性，具有強烈的干預現實和改變世界的變革精神。

　　《講話》對建設文化強國是富有積極作用的。《講話》啟發我們應當建設一個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相互融合、協調統一、合理互動的良性的生態結構。建設文化強國，需要培育文化強人；只有造就文化強人，才能達到創構文化強國之目的；文化強國必須注重文化立人，只有強調文化立人，才能實現文化強國之宏圖。文化強國應當處理好文化的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既強調精英文化，又注重大眾文化，既倡導“陽春白雪”，又特別扶持“下裏巴人”，這好比駕馭文化列車，既要有車頭，又要有車身。

　　建設文化強國，需要培養和造就德藝雙馨、陣容強大的文藝大軍。《講話》指出，沒有強大的軍隊，不會取得戰爭的勝利，沒有強大的文化軍隊，同樣不會贏得文化的復興。只有培育和造就一支用科學的和先進的文化思想武裝起來的浩浩蕩蕩的文化大軍，才能把建設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落到實處。這支文化隊伍，應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樹立先進的正確的思想指導，強化和優化自身的使命意識，自覺地以“為人民服務”為神聖天職，擁有健全高尚的思想文化素質和倫理道德情操，不斷增強文化的吸納能力、傳承意識和原創精神，向實現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挺進。

　　（文藝理論家 陸貴山）

　　四回延安

　　每一回都是新的起點

　　我和陜西的情緣真是難以用語言和文字來確切地表達。從19歲到51歲我都生活在這裡，整整32年，幾乎半輩子。我在這片熱土上成長，感受著黃土地的厚重與陜西鄉黨們的赤誠，這裡悠遠的歷史和數代承傳的質樸哺育了我。

　　我曾經四次回到延安，第一次是1961年，當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那個時候很苦，陜西京劇團和陜西戲校將近200人，都到陜北去吃糧。陜北已經很困難了，為了減輕西安的糧食負擔，我們就到陜北去演出，有將近200人的隊伍。我第一次去延安，滿懷著對延安的敬仰與崇拜，延安象徵著革命、象徵著中華民族站起來的光榮，是我們大家都非常嚮往的革命聖地。

　　第二次是1973年。當時要排以毛澤東同志轉戰陜北、老區人民支持解放戰爭為題材的《青陽寨》。我們還專程去了蟠龍戰役和沙家店戰役的發生地，參觀了很多毛澤東同志當年轉戰陜北的革命遺址。我曾有幸參加了1964年京劇現代戲匯演，我演的《延安軍民》講的是國民黨攻打延安，解放軍某連在金盆灣一帶阻擊敵軍，奮戰七日七夜，老班長犧牲，連長、指導員等被敵軍衝散，中央暫時撤出延安後，在青化砭伏擊敵軍出奇制勝的故事。這個戲根據杜鵬程的小説《保衛延安》改編，我當時扮演連長，那時我才24歲。

　　我第三次來延安是1992年，也就是20年前，《講話》發表50週年紀念。當時我已經調到了上海，和陜、滬文藝工作者們一齊在楊家嶺演唱了《周總理又回延安城》。

　　這次是我第四次來，這回我唱什麼呢？今天的延安和我51年前、39年前、20年前來的時候大不一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啊！國富民強，我唱的是《我是中國人》，“浩然正氣滿乾坤，自信生來有傲骨。”我為我是一個中國人而自豪，更為咱們國家幾十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日新月異的發展而驕傲！

　　70年風雲變幻，但《講話》對各個歷史時期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制定和文藝工作發展的影響是十分巨大且深遠的。70年來，《講話》精神指引著無數戲劇工作者不辱使命，創作演出了大批深受觀眾喜愛的戲劇作品。多年來的藝術實踐使我們深刻認識到，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只有在為人民服務的過程中才能體現出藝術家和藝術的價值，只有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絡在一起，才能創作出無愧於時代和人民的優秀作品。

　　（京劇表演藝術家 尚長榮）

　　重到安塞

　　尋找舞者的精神動力

　　我曾數次到延安采風，和延安有很深的感情。我父親是1942年從上海到重慶奔赴延安的。他在當時的延安電影製片廠工作，拍攝了邊區第一部電影《邊區英雄》。去世之前，他和我商量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到延河去，可見延安在他的生命中所處的地位，對他精神的感召力量。我很羨慕他有這樣的精神歸屬。

　　現在和以前相比，我們可以大量地看到來自世界的優秀舞蹈形式，從現代舞到古典舞，眼界大開，但我們不可能只模倣和學習他國的舞蹈，我們如何從廣博深厚的民族舞中汲取營養，如何保持創作激情，保持與現實最緊密的聯絡，是每個舞蹈工作者需要解決的問題。

　　舞蹈是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一種藝術形式,它來源於生活、來源於群眾，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舞蹈藝術只有深入到廣大的群眾中，才會有不竭的生命力，藝術只有與人民大眾在一起，才能收穫最大的榮耀。我記得汶川地震時，我們去災區用舞蹈為百姓作心理治療。在羌寨我注意到一個孩子低著頭盯著一本打開的書，仿佛很專心地在看書，可是半小時過去了，書一頁都沒有翻過。不少從災難走出來的人們很麻木，我們跳起了他們的舞蹈，音樂響起來時，有的人抬起了頭，歌聲響起來時，有人開始掉眼淚，之後跟著我們跳起來，那舞蹈中有他們不屈的力量。

　　追昔撫今，面對已有一份厚實粗底和優秀條件的舞蹈事業，面對文化體制改革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我們深感舞蹈工作者的責任重大。中國舞蹈事業正處於關鍵時期，我們特地起草了一份致全國舞蹈工作者的倡議書，倡導“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的舞蹈文化理念。

　　我們要堅持正確的人生觀和藝術觀，解決“舞蹈藝術為什麼人”的問題，這是每一位舞蹈工作者首先要解決的立場問題、原則問題。我們要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絡，解決“舞蹈藝術走向誰”的問題，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舞蹈工作者都要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絡，積極反映人民心聲，更好地擔負起弘揚中華優秀舞蹈文化的歷史使命。我們要始終堅持人民性藝術性的主旨，才能解決“舞蹈怎麼為”的問題，每一位舞者應自覺堅持“三貼近”的原則，了解人民需求，體察人民願望，通過多種形式的藝術創造為人民舞蹈為人民抒情，把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 （舞蹈評論家 馮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