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在以往的講座中(資料片)

　　5月20日上午，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郭齊勇先生將受邀來濟南，在本報和山東省圖書館聯合舉辦的大眾講壇作題為《中國文化的根基與核心價值觀》的講座。借助本次機會本報特整理郭齊勇教授訪談以饗讀者。在訪談中，郭齊勇教授重點闡釋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親親相隱”、“親屬容隱制度”與憲法修正案的關係、儒學與當代社會以及國學的教育推廣等問題。

　　談刑訴法修改，為何“大義滅親”讓位於“親親相隱”

　　問：您多年撰文，與人探討中西方容隱制度，並多次與人就儒家的“親親相隱”觀念展開討論。並且我們了解到，在刑訴法大修中，“大義滅親”讓位“親親相隱”與您也有一定的關係，您能詳細地談談這個過程嗎？

　　郭齊勇：多年以來，我不斷著文呼籲修改現行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規則等鼓勵親人相互告發的相關條款，這些條款中，階級鬥爭為綱的痕跡很重，修改這些條文是為了保障公民的人權、親情權、容隱權、緘默權、隱私權。

　　2007年，我的同事與朋友、全國人大代表彭富春教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提交了《關於儘快恢復親屬容隱制的建議》。這個議案是我起草的，彭代表同意後，修改並提交上去了。該建議即被轉送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和最高人民檢察院。2007年12月，這兩個單位給彭代表復函表示感謝，肯定關於修改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條文，建立親親相隱制度的建議，並説他們將在修改有關法律的過程中認真加以研究。這是彭富春教授與我共同的努力。其實，法律界有不少專家與實際工作者早就有，而且不斷有修改的呼聲。

　　問：今年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已經通過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規定：“經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您如何看待這次修改？

　　郭齊勇：目前刑訴法修正案中有關恢復傳統親親相隱法律制度中的合理因素的內容還是很少的，是初步的和有限的，但這是一個開始，算是起步了。我們往往習慣於過去的一些做法，過多關注辦案效率，而忽略了保障公民親屬容隱權的重要性。相信未來我國修法，親屬容隱的範圍與程度將更為擴大，更為徹底，更有實際意義。

　　這一點，要向台灣地區學習，台灣一直沿襲清末以降修法的成果，在民初《六法全書》的基礎上，將親屬容隱的原則落到實處，維護親情，不鼓勵告姦。這是儒家法律的傳統，與法家法律的傳統是背道而馳的。一方面，台灣地區把親親相隱的觀念與法律制度及實踐一直堅持下來了；另一方面，其前領導人陳水扁因貪腐而鋃鐺入獄，由於其家屬涉案，其家族腐敗案也進入了司法程序，可見以上兩者並不矛盾。有人認為，親親相隱就是絕對的腐敗，實行容隱制不利於反腐。其實這是把兩件事混淆起來了，不了解儒家親親倫理的意義。

　　問：有人認為講情感固然重要，但目前中國恰恰是人情太多，公共理性和法制建設不健全，因而理性和法治是首先要強調的，您覺得這種説法是否合理？

　　郭齊勇：儒家的理念是：“緣人情而制禮、法”、“王道本乎人情”。先儒説過，人情與情面不同，大抵人情是公，情面是私。現在有些人所説的人情大概指的就是私情或情面。其實，人情是人的真情實感，是人的真實處境及其相應的情感，它也是人性的一種體現。

　　就拿過去我們所説的五倫來看，其實提倡五倫之情在現在仍有意義。當然，人情和五倫也不完全是情感的東西，他們都是人的基本處境，是存在論的概念，有此處境或社會人倫關係，才有相應的情感。五倫之情，看似是私，其實是公德之基，絕不能廢，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至於裙帶關係等不顧天下公義謀求一己之私的行為，則是私情、情面，可以看成是任何社會文化中都有的現象，需要制度上的規範。就儒家本意而論，它是反對的。把這些強加在儒家的頭上，似乎儒家倫理導致或專門鼓勵人們的自私心理，乃至鼓勵貪腐，顯然不合事實。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講情面導致的腐敗問題，就連帶取消人情。

　　在防範腐敗的同時，還是要保護人情，這是可以和公共理性、法治建設達成一致的。否則，公共理性、法治建設也無從談起，沒有真情實感的公共理性和法治建設會迅速被工具化或者虛無化，社會冷漠離心，看似公正，其實是沒有人性的。有關情理與法理的問題，近幾年我談得很多，合情合理才是好法，良法絕不悖人情。

　　儒家人文精神可以治療現代社會的病症

　　問：您認為儒學將迎來現代的大發展時期。在目前準備時期，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做一些實際工作？

　　郭齊勇：第一，澄清與批判“五四”以來，1950年代初期以來，特別是“文革”以來的一些對儒學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長期以來，中國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儒學，被妖魔化、矮化了。

　　第二，教育與社會推廣。從基礎教育、民間教育抓起，從娃娃抓起，培養學生，培養一代代青年，把四書的教育放到中學去，讓全體中學生都學習四書。到企業去，到社區去，用儒學與中國文化協助建構企業倫理、職業倫理，提振民間文化。把“仁愛”的理念與“仁義禮智信”五常等核心價值在民間再植靈根，恢復中國人對儒學與中國文化的自信與認同。

　　第三，發展對話，尤其是儒學與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生態環保主義、女性主義，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的對話，相互批評與溝通。調動儒學思想資源，用於當代公民社會的道德建設。

　　第四，深入發展儒家學術研究，特別要重振經與經學。五經、十三經是中國文化的根柢，需要培養青年學子學習、研究。錢穆先生講，五經是中國政治、教育之本。五經、十三經為中國最重要的經典，其中有中國人的信仰系統，有中國精神文明(包含制度文明)的最重要的內容。經學、儒學不是死的，不是博物館與圖書館，而是活的，有不少內容具有普遍的、永恒的價值，有很多內容則可以創造轉化為現代世界與中國的精神食糧，或作為參鑒。

　　問：您認為不能把中西之別都講成古今之異。您覺得儒學可以給發軔于西方的所謂“現代文明”的缺失提供哪些資源？

　　郭齊勇：當前的科技革命、電子網絡等各方面的發展，問題很多，涉及處理各種關係的生命倫理、環境倫理、家庭倫理、社群倫理、網絡倫理、空間倫理等，甚至是全球倫理都亟待建設。唐君毅先生曾經説，現代人所面臨的荒謬處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外不在人，內不在己”。中華人文精神，特別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現代人的危機。它強調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會導致一種對自然的宰制、控禦、破壞；它強調人文建構，批評迷信，但不消解對於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終極的信念與信仰。

　　儒家並不脫離生活世界、日用倫常，相反，恰恰是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尋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會政事，科技發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開展。因此，中華人文精神完全可以與西學、與現代文明相配合，求得人文與宗教、與科技、與自然調適上遂地健康發展。

　　孔仁孟義不構成中國人走上現代化的阻礙，相反是一種寶貴的資源與助力

　　問：近年來，從小學讀經到百家講壇的熱播，到有聲國學讀物在年輕人中間流行，國民對於國學的關注逐漸呈上升趨勢，但您認為現在的國學熱只是假熱。為什麼這麼説呢？

　　郭齊勇：一方面，民間存留著很多善根，國學確有草根性；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不看到，由於社會巨變所發生的諸多新問題，特別是強勢的西化趨向的影響，百多年來文化觀念與全民教育的某些失當，國人對於國學又相當地陌生、隔膜。

　　首先，國人對於祖國歷史文化的一些常識，包括《四書》《老子》等，不少研究生、大學生都感到陌生。其次，傳統文化各門類、各方面，包括民間技藝、經史子集等的傳承上，有相當大的斷層。“五四”以來，片面的、平面的西化思潮和教育、學術之結構與體制，使得我們這一代甚至前後幾代人逐漸喪失了解讀前現代文明(或文獻)的能力。第三，利欲、金錢、經濟利益挂帥，腐化著全社會，使得人文價值、人生意義更加邊緣化、狹隘化。第四，有很多知識分子對於自己民族的文化及其經典缺乏應有的起碼的敬畏、尊重和虛心的態度，狂妄自大，數典忘祖。更可悲的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軍事的問題，國勢的問題常常被簡約化為文化的問題，傳統文化被迫要替現代人所犯的錯誤負責，文化問題被簡約化為進步與落後的二分法，傳統與現代被打成兩橛。

　　實際上孔仁孟義、禮樂文明不僅不構成中國人走上現代的阻礙，相反是一種寶貴的資源與助力。現在從幼兒到博士所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西化的，青少年學習英語的時間與精力大大超過了學習母語、國文的時間與精力。所以説，現在的國學熱只是假熱。

　　但中國與世界要得到健康發展，一定要回到孔子，回到五經四書。孔孟之道是世界文化的康莊大道！(本文摘自郭齊勇博客，經本報記者師文靜重新提問整理並經郭教授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