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陳獨秀風雨人生》，作者：朱洪，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1926年4月下旬，彭述之奉陳獨秀之命到廣州主持廣州特委工作，貫徹中央關於參加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政策。蔣介石準備在此次會上拋出“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産黨員不能做國民黨中委；共産黨員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中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委員的三分之一；不得任國民黨中央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産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共産國際給中共指示信以及共産黨發給國民黨內部的共産黨員的指示，須先經兩黨聯席會議討論始能發出等。

    彭述之來了後，在廣東區委機關主持廣州特委會。特委成員有張國燾、譚平山、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剛從蘇聯回來的鮑羅廷也出席會議。這是一棟歐式建築風格的三層樓的房子，朝街的8扇窗戶十分高大。

    彭述之説：“獨秀同志最近主持了一次中央局會議，提出對抗、孤立蔣介石的政策。”“你是否主張即刻退出國民黨？”鮑羅廷嚴肅的問。蘇聯共産黨在聽取布勃洛夫彙報後，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主張中國共産黨退出國民黨，但斯大林決定繼續留在國民黨內。“我們應當立即退出國民黨”，彭述之不知道發生在莫斯科的高層鬥爭。鮑羅廷緩和了一下口氣：“廣州有可能發生右派政變，此時應該支持蔣介石的革命獨裁。”鮑羅廷堅持對蔣介石讓步，與最近他個人和蔣介石達成三點協議有關：鮑羅廷同意蔣限制共産黨在國民黨內活動、支持蔣介石北伐，蔣介石同意對國民黨右派採取相應措施。彭述之因為和鮑羅廷鬧僵，連香煙錢也沒有。鮑羅廷不給他零花錢。

    會上爭論激烈，會議一連開了7天，沒有統一思想。最後，張國燾提出用簽字表態，並&&簽名同意。毛澤東沒有簽字。周恩來也認為這不光明磊落。事後，陳延年請張太雷起草區委《對於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宣言》，提出“革命勢力團結起來，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陰謀”。

    5月14日下午8點，根據鮑羅廷意見，譚平山和張國燾到蔣介石處，通報了共産黨讓步政策，蔣介石喜出望外，陪他們去看張靜江。張靜江高興地説：“這樣好極了，大家能夠相忍為國，革命成功當指日可待。”但蔣介石的日記中説：“譚平山、張國燾亦來絮聒，公心盛難熬。因嘆曰：‘黨國存亡生死之際，其痛苦蓋有如此者。’”

    第二天，“整理黨務案”被大會通過。表決時，毛澤東沒有舉手。鄧穎超記得，何香凝、柳亞子也沒有舉手。根據通過的“整理黨務案”，5月28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議批准譚平山、林祖涵、毛澤東3同志辭職。毛澤東的代理宣傳部長改為顧孟余擔任；譚平山的組織部長由蔣介石擔任，此外，吳玉章的秘書長一職改為葉楚愴擔任。林伯渠便到程潛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六軍任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會後，蔣介石象徵性地兌現對鮑羅廷的允諾：逮捕吳鐵城入獄，建議孫科去俄國，答應內務秘書古應芬保留原職到李濟深部任職。鮑羅廷興奮的給加拉罕寫信説：“對右派打擊已成事實。”鮑羅廷天真地認為，這次會議縮小了共産黨的權力，吸收中派參加工作，沉重打擊了黃埔以外的右派。“大多數左派不知道5月30日對右派做了什麼準備，自然抵制對中派的一切任命。我不想對他們作出詳細説明，怕他們洩露天機。”

    蔣介石趁機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主席，組織部長和軍人部長，以蔣介石為首的新右派壟斷了國民黨黨、政、軍、財大權。

    布哈林在《真理報》上批評中國共産黨退出國民黨的傾向後，陳獨秀于6月4日發表了《給蔣介石的一封信》。同一天，陳獨秀起草了《中國共産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説：“貴黨‘整理黨務案’原本關係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讚否，凡為貴黨黨員者，當然有遵守之義務，而于貴黨黨外之團體，則殊無所關涉。”針對廣大黨員對蔣氏的憤怒情緒，陳獨秀提出了“辦而不包，退而不出”8個字政策。在駁斥了蔣介石的一些觀點後，陳獨秀説：“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國共産黨是這樣一個反革命的黨，你就應該起來打倒它，為世界革命去掉一個反革命的團體；如果共産黨同志中哪一個人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你就應該槍斃他，絲毫用不著客氣。”

    蔣介石6月7日在總理紀念週年訓詞中講：“近來我有一個主張，是現在中國國民黨裏面的共産黨同志，應該要退出共産黨，完全做一個純粹的國民黨員……如其不然，大黨中間有一個小黨……這個大黨一定要動搖的。”

    私下，陳獨秀對彭述之説：“我們和蔣介石轉圈子，蔣介石手裏有槍，我們手裏沒有武裝，所以我們很被動。我主張建立我們自己獨立的軍事力量，你覺得怎麼樣？”彭述之説：“共産國際援助中國革命的槍械，現在都在蔣介石、李濟深等人手裏。”陳獨秀説：“你可以去一趟廣州，和加倫等人談談，看看能不能勻出5000支槍武裝農民？”

    6月11日，維經斯基在北京給皮亞特尼茨基和共産國際執委會俄國代表團寫信，在轉達了李大釗、陳喬年等“堅定不移的要求北伐”的意見後，他寫道：“我想再一次提醒並堅決請求，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給中國黨增加預算，即從每月6000盧布增加到14000盧布。”寫信後，維經斯基動身去上海，他要看看陳獨秀對北伐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