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文漁”號抵達仁川港，船員上岸後被韓國海警帶走。

　　船長程大偉的悲劇，或許不過是中國漁民集體命運的一個極端顯現

　　本刊記者王臣

　　如果不是去年年底的“殺人事件”，57歲的劉春海現在應該會跟著侄子程大偉、兒子劉連成出海捕魚。

　　2012年4月入春，停靠在張見漁港的百艘漁船就紛紛出發了，男人們解下拴在石墩上三個月的纜繩，昂揚地將船駛向大海。岸邊，女人們一邊擇蝦、補網，一邊期盼著男人這一年能有個好收成。

　　“滿載而歸”的紅色旗幟飄在每艘船的上空，船頭的紅星和“一帆風順”十分醒目，甲板上立著數十根魚竿，每根都係著紅旗，這一切讓即便老舊的漁船都顯得精神抖擻。

　　程大偉、劉連成和他們的妻子都曾是其中的一員，但去年發生的一起悲劇，改變了一切。

　　2011年12月12日，程大偉的“魯文漁15001號”漁船因涉嫌非法捕撈，在黃海海域與執法的韓國海警發生衝突，導致一名海警受傷，一名海警(李清好)身亡。事後，韓國警方對9名中國漁民簽發逮捕令，其中，程大偉涉嫌殺人罪，跟隨表哥駕駛“遼葫漁35430號”的劉連成，罪名則是涉嫌非法捕撈和妨害特殊公務執行罪。

　　4月19日，程大偉被韓國仁川地方法院判處30年監禁，並處20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1.2萬元)罰款，其餘8名船員與“遼葫漁”號船長劉連成被處以18個月到5年監禁，並處以數額不等的罰款。

　　“再放一網就回家”

　　2011年冬天，“魯文漁15001號”和“遼葫漁35430號”孤獨地漂流在距離山東石島100多海裏的位置。

　　兩艘長三十余米、兩層樓高的漁船停在岸邊尚顯高大，一到汪洋中便只如落葉，隨浪起伏。更多時候，木質的“遼葫漁”跟在鐵皮船“魯文漁”身後，尋求庇護，但這種安全感不過是心理上的慰藉，如果海浪席捲，兩艘兄弟船都將被吞噬。

　　臨近冬至，每隔三四日，海上就會颳起八九級風，氣溫低至零下十幾度，甲板上都凍了一層冰，船上負責撒網收魚的小工蜷縮在角落，穿著救生衣防寒。

　　兩艘船上分別有8名和9名小工，最大的57歲，最小的26歲。他們大多和劉春海一樣，消瘦憔悴，由於常年海上風吹日曬，從面龐到脖頸的膚色全部黝黑，耳邊的皮膚都被吹皴裂了，透著血絲，因常年拉漁網，雙手刻下了深深的傷疤。

　　小工們一天僅有三四個小時休息，常有人不知不覺睡著。始終要守在駕駛室裏的船長卻不能睡，他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觀察風向，尋覓魚區，以保證每次出海多少能有些收穫。

　　程大偉和劉連成這次離家已有五個多月了。夏末時節，他們就和二十幾條家鄉的漁船一起出海，頭3個月，在山東石島旁的海域作業，這裡的魷魚在秋季最大最肥。

　　當然不是每艘船都有收穫。和程大偉一起出發的楊世凱買不起捕大魚的網，只捕了些小魚就在8月回家了，另幾位船長也在11月前陸續打道回府。臨別，船長王盡忠勸程大偉一起回去，程大偉説：“"饑荒"(負債)太多，再跑兩趟。”

　　劉春海説，每次出海是否划算，完全要靠運氣，看打上來的魚是否足夠支付油費、小工費和來年的置網錢，如果不夠，輕易不會回港，回港一次，要花兩三萬塊油錢，再出來，又要兩三萬。

　　雖然天氣越來越冷，海風越來越頻繁，程大偉還是決定賭最後一把，“再放一網就回家”。聽到這個消息，小工們都很高興。“魯文漁”號上的楊峰12月9日給妻子高艷麗打電話，説馬上就能回家了，5個月沒見到丈夫的高艷麗，興奮地提前幾天就忙著準備好接風洗塵的飯菜。

　　12月11日，海風消停了。

　　劉春海回憶，程大偉決定這天把船停在三四十海裏外的中韓海域邊界處，“他們那邊的魚比咱們多一點”。

　　他們不否認，這是一種投機取巧的做法。程大偉和劉連成的漁船都是流網作業，通俗地解釋，漁網放下後隨洋流漂泊，通過洋流每隔幾小時變換方向的作用，將魚帶到漁網裏。他們選擇在兩國海域交界處採取流網捕魚，打的是這樣的算盤，“網從咱這邊打下去，然後淌那邊(韓國)去，趕上時機好，多挂點魚之後，再淌回來。”劉春海解釋。

　　傍晚五六點，天已擦黑，兩艘船抱著對最後一網的期待，借著“魯文漁”號上的船燈，把“最後的賭注”放下了水。

　　快跑，往西跑

　　12小時過去了，天還未亮，船員們正在準備做點飯菜充饑，突然，有船員看到“黑匣子”上有一個紅色小點點正在向他們靠近。不好！好像是韓國的巡邏艇。

　　兩艘漁船迅速並排行駛根據常年打漁的經驗，船體並排能防範危險。他們保持並排的姿勢向西中國方向行駛了不到六七海裏，巡邏艇就追了上來。

　　劉連成看到被追上了，就停了船，七八個韓國海警旋即跑上來，呼喊著讓船上的10名船員面向一個方向站好。翻譯也上了船，要求劉連成將船往韓國方向開。

　　劉春海記得，船大概向東開了30分鐘，韓國海警讓劉連成停船，之後，翻譯告訴他們：“你們快跑，往西跑，下回可不能到這下網。”

　　韓國海警下了船，“遼葫漁”號顧不上“魯文漁”號，拼命“往家跑”。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一個多小時後，那艘韓國海警的快艇又追了上來，同一批海警又要求他們再次開向韓國方向，大家不敢打聽，也猜不出為什麼，只好聽從韓方的指揮。

　　最終，“遼葫漁”號停靠在了韓國一個港口。這時是12月12日，入港後，劉連成就被韓國警方帶走了。

　　劉連成再次回到船上，已經是第二天晚上8點。劉春海忙張羅讓兒子吃飯，劉連成卻一動不動，一聲不吭。

　　“連成，你吃點飯啊！”劉春海以為兒子為沒打著魚上火。

　　劉連成卻一下子哭了出來，“大哥(程大偉)給人家傷一個，殺了一個，我們吃啥飯啊。”

　　船上其他人聽了，頓時也都哭了，飯菜一直放涼了都沒人動。

　　事實上，當天韓國警方對“魯文漁”號上的9名中國漁民簽發了逮捕令，罪名是“妨害特殊公務執行罪”，船長程大偉的罪名比別人多了一項殺人罪。

　　韓國海警表示：“遼葫漁35430號的10名船員涉嫌非法捕撈。在韓國海警登船查扣魯文漁號過程中，遼葫漁號故意衝撞魯文漁號，以阻海警。”

　　但劉春海解釋説：我們是“並排行駛”，不是衝撞。

　　接下來的幾天，劉連成每日白天被韓國警方帶走問話，晚上再回船睡覺，一直持續到12月16日。他們始終沒看到“魯文漁”號上的任何人。

　　這一天，劉連成被帶走後再沒回來，警方帶來一名韓國駕駛員，由該人駕駛“遼葫漁”號，將船和船員一起送回中國遼寧。幾個月前，兩艘船共19名船員從這裡出海，計劃著滿載而歸，然後過個豐收年。如今，只有一條船回來了，船長劉連成和“魯文漁號”上的9名船員都被扣押在了韓國。

　　失去的渤海

　　從山東石島到遼寧省綏中市網戶鄉，需一天一夜，這裡自古結網打漁，於是以“網戶”為名。

　　在劉春海的記憶裏，老一輩的漁民，在家門口劃上一艘小木船，拉上漁網，便能有收穫。“黃花魚、帶魚、比目魚……半米長的魚多的是，”他拉開手臂比劃，“撿就能撿到很多東西，螃蟹好幾百斤地帶回家。”

　　程大偉自小喜歡打漁。他18歲上船，很快就顯露出航海天賦，20歲就當上了小漁船的船長。24歲時，程大偉和別人合股買了艘38馬力的新船，成了村裏最早致富的一批人。此後的若干年裏，他貸款買了汽車，在綏中縣城住上了樓房，漁船也從38馬力一點點加成了200馬力。

　　與此同時，張見港的小漁船也都變成了幾百馬力的大傢伙。

　　漁船變大，過度捕撈便不可避免。

　　漁民們都知道，每年三四月，魚從暖和的大洋游過來，遊過日本、韓國，其中一部分會遊到中國山東海域，再到渤海灣，它們在這裡一直度過夏天，産卵，天冷時再遊回溫暖的地方。但現在，“魚沒怎麼進渤海，就在中間的海裏被打沒了”。於是，為了能截在別人前面打到魚，大家都拼命趕在別人前面下網，為了能比別人先捕到，漁船便越換越大。

　　魚少船多之外，有20年船齡的老船長楊世凱認為，更致命的影響是海洋污染。“七八年了，海裏總有赤潮，一塊一塊的，海蜇都不長了。”他説。

　　2011年，蓬萊和綏中的兩處海上油田相繼發生漏油、溢油事故。事後，農業部經過檢測稱，遼寧綏中東戴河浴場、河北昌黎黃金海岸、京唐淺港水灣3處近岸地點，都發現與蓬萊19-3油田原油油指紋一致的油污。

　　更大的污染來自內陸。根據《2008年渤海海洋環境質量公報》，黃河、海河、遼河均流匯入渤海，環渤海地區成為經濟發展熱點區後，臨海工業發展迅猛，更使渤海近岸海域環境污染狀況嚴重。據報道，2005年，渤海約有14%的海水被污染，到了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至22%。

　　如今，張見港的漁民們，在近海只能捕到皮皮蝦，他們因此把船開往山東海域。楊世凱和程大偉也在四年前加入了到黃海打漁的隊伍。

　　然而山東海域的漁業資源也日漸稀少，同時，河北、遼寧、山東三地的漁民都來此打漁，三地漁民常為爭地盤發生摩擦，有時發展為武力爭鬥。

　　2010年，《秦皇島晚報》《福州日報》等媒體報道了一場“地盤大戰”為爭奪漁政上命名為“25漁區”的地盤，張見港24艘漁船組成了“海上雄鷹”船隊，與河北昌黎、樂亭的船隊聯盟展開了一場“海上大戰”。混戰中，一艘河北漁船被撞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蹤。

　　這場風波並未終結漁民們對資源的爭奪。一年後，張見港的船長們又發現：為了阻止其他地方的漁民打漁，有人在深海區海底，放置了帶著鐵鉤的“灰墩子”，每隔400米一個，漁網只要撒下，就會被鉤壞。

　　靠海難吃海

　　在一般人眼裏，船老大乘風破浪，威風無比。但只有在船上討過生活的人才知道這個行當的巨大風險。自從人類社會進入工業社會，這大概是僅剩不多的靠天吃飯的職業，翻船，收不上網，被風浪打壞，或者網放下去後就再也找不著……因此，漁民不可避免都有些賭徒的品性，每次出海都是一場賭博，贏了，滿載而歸；輸了，血本無歸。

　　如今，在這些風險之外，在黃海的中國漁民還面臨另一個風險。

　　從2001年起，中韓之間的水域已經劃為“暫定措施水域”“過渡水域”和“維持現有漁業活動水域”，其中“過渡水域”在2005年轉成各自的經濟專署區。

　　程大偉和楊世凱等船長們對這個規定的理解很簡單，“去韓國線裏捕魚會有罰款，原來16萬，現在漲到22萬了”。

　　中國漁民若想進入韓國專署經濟區打漁，須得到韓國授權的“入漁許可證”，這個證件是黑色的，漁民們稱之為“黑牌子”。因為韓方對入海打漁的船隻數量嚴格控制，“黑牌子”通過正規渠道很難獲得，黑市上偶而可以搞到，價格高達十余萬。然而有中國漁船嘗試過後還是放棄了。“有"黑牌子"要求也很嚴，捕撈時間、數量等都有限制。”楊世凱説，“按照韓國的標準，中國漁民根本掙不到錢。”

　　中國海域沒有這些規定，但是這裡的魚，不夠這麼多漁船捕獲。

　　打漁越來越難，但習慣了海上生活的人，無法想象離開漁船後的生存方式，每戶只有2畝地，靠種玉米換大米，只夠家裏人自己吃。

　　幾年前，程大偉也想過轉行。他騎自行車到外面賣毛蝦，但很快發現，自己無法適應地上的營生。張見港的其他船長也考慮過搞水産養殖，但一想到要投入的巨大成本，以及長期培育市場資源，便都放棄了。

　　“都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能自己靠海長大，又入了這行，對大海有韌性吧。”劉春海也説不清，為什麼大家一直在海上艱難地生活。

　　或許是賭徒心理起作用，2009年末，程大偉從信用社貸了60萬，又向親友借了些錢，與別人湊了200萬，將自己200馬力的漁船升級成了400馬力的鐵皮船。綏中市只能登記木船，程大偉便在山東文登取得了登記號：魯文漁15001號。新船買回來在家收拾了半年，安裝燈光、發電設備，又花了幾十萬，後半年才出海。

　　後來，另一方嫌不賺錢，退了股，程大偉一人撐下了船。一年下來，雇9名船員花了50萬，油錢花了50萬，置一趟網花了38萬，再補一次網又花了五六萬每年花費在150萬左右，打漁賺的錢，都拿去還了貸款。

　　他沒有退路。他必須出海，必須打到足夠的魚。

　　“我自己也在懺悔”

　　20多年來，楊世凱與程大偉一起出海打漁、出生入死。儘管已經過去5個月，他仍不相信程大偉會殺人。

　　“大偉的為人，全張見港都是出了名的好。”楊世凱説，“特別正直，孝順老人，附近村子都知道他”。

　　程大偉和楊世凱的救人事跡，還被《遼沈晚報》報道過。

　　2004年9月14日淩晨四點，載著2000多噸硫酸的福州“金達226號”貨輪，在山東石島附近海域出現故障。程大偉和楊世凱駕駛的漁船恰好經過，接到了求救信號，立刻趕去救援。兩艘小漁船冒著可能被巨浪打沉的危險在海上救了14個人，程大偉一艘船就救了9人。

　　4月3日，韓國仁川地方法院對程大偉案進行了第四次庭審，楊世凱受邀出庭作證，“介紹大偉以往在家的為人”。

　　在法庭上，楊世凱見到了闊別5個月的程大偉，他説，他穿著綠色棉背心，額頭和眼眶還能看到傷痕，但精神尚好。

　　庭審從早上10點開始，持續了6個半小時，10名中國船員分別對2011年12月12日的情形進行陳述，各耗時20至40分鐘不等。

　　程大偉一再表示自己是自衛殺人。

　　他説，當時韓國海警奔上駕駛室，自己躲到地下室，裏面剛好有把刀，他於是拿起來對衝過來的警察喊：“我有刀，誰也別上來啊！”警察還是向前衝，程大偉拿刀就揮，刺中了一名海警。

　　楊世凱説，庭審中，程大偉情緒平靜，還説，“我自己也在懺悔。”

　　10名中國船員都向死傷者家屬表示了歉意。楊世凱在庭上也先後兩次致歉。“代表漁民，肇事者家屬和船員，對韓國警方、死者家屬和韓國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説完，他還深鞠了一躬。

　　程大偉船上的劉德福一直從韓國給妻子楊鳳玉寫信，3月的信中這樣寫道：“如果這時候在家，又該出海了。”楊玉鳳看了一直哭，“他再回來，一定不能讓他再跟海沾邊了。”

　　從韓國回來後，劉春海也不再出海了，他到城裏工地打工，搬灰、和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但不能提起這件事，一提就止不住要哭，“連成去年跟我説過打漁太辛苦，他回來了，我再不讓他出海了。”